引言：
提起元朝，很多人的腦海中首先會湧現出那個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畢竟，沒有成吉思汗以來的東征西討、南征北戰，蒙古人就無法建立起那個地域廣闊的元帝國來。於是，在很多人看來，元朝或許只是一個金戈鐵馬的時代。
然而，任何一個時代都具有兩面性，不能單純給它一個臉譜化的標籤。
正如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在《雙城記》所說：“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也是一個愚蠢的年代；這是一個信任的時期，這也是一個懷疑的時期。”
元帝國同樣如此，野蠻與文明並存，守舊與創新並存。這個從馬背上走來的政權，在以武力為後盾構建起來的大一統格局下，也曾經常常下馬，取長補短，從而獲得了足以承前啟後的科技、文學和藝術成果。
關漢卿就是這一時期偉大的戲劇家，後人稱之為“東方的莎士比亞”。在元代繁榮的雜劇史上，可謂是獨領風騷。以他為代表的元代雜劇家們，以其通俗易懂的戲劇作品，體察人情，通達人心，活躍於整個元朝，甚至歷經七、八百年依然受人所鍾愛，其原因何在？
本文在關漢卿眾多的社會劇、愛情劇以及歷史劇中，突出以其最受人們歡迎的《竇娥冤》為出發點，淺談一下這些通俗文學在當時能夠深入人心的幾方面因素。
一、戲劇《竇娥冤》裡的主要人物形象是元朝戲劇中最具有鮮明個性特點，最具有撞擊人心力量的文學形象。
《竇娥冤》全名為《感天動地竇娥冤》，作為一部反映社會現實、扣人心絃的戲劇作品，其中的人物，不管是正面形象，還是反面形象，亦或是正反交織在一起的複雜的矛盾體，都具有使人或喜或悲、發人深省的作用。
- 1.受盡磨難、卻不向命運低頭的竇娥
作品的主人公竇娥，首先是個受盡磨難的弱女子。
對一個人而言，有兩樣東西無法自我選擇，一是性別，二是身世。作為一個女人，作為一個貧困家庭出身的女人，作為一個“三從四德”大行其道時代的女人，竇娥註定會受盡磨難。
竇娥苦難生命的開端，便是被賣給蔡家當了童養媳，一是源於家庭的貧困，二是由於其女性性別的原因。欠了蔡家銀子的父親竇天章，迫於沉重的債務和生存壓力，只得痛下決心，賣兒鬻女；而作為理學主張的“三從四德”中在家從父對女性的要求，使竇娥別無選擇。
竇娥苦難生命的延續和加深，則是丈夫去世後接踵而來的束縛與打擊。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道德標準，固然是丈夫去世後竇娥固守蔡家的社會因素，而舉目無親的淒涼感又何嘗不是她不得不與蔡婆婆相依為命的個人因素。
然而，蔡婆婆的大意，終致引狼入室。張驢兒父子霸佔蔡家婆媳的陰謀未成，弄巧成拙害死自己父親的張驢兒，反而串通官府，嫁禍給竇娥，致使她在獄中遭受酷吏的刑詢逼供。為了保護自己的婆婆，最終被屈打成招。
受盡苦難的竇娥，卻從未向不公的命運低頭，從未向邪惡的勢力妥協。
面對張驢兒父子恩將仇報、無恥逼婚的作法，竇娥果斷拒絕；哪怕是遭遇陷害，被迫屈打成招，更加鮮明地體現了竇娥為救蔡婆婆而勇於犧牲的精神；而刑場上的痛訴，進一步體現了身為弱勢的竇娥，敢於向黑惡勢力抗爭的精神。
“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竇娥的哭訴，強化了她的反抗精神，而其“血濺白練、六月飛雪、楚州三年大旱”三樁誓言的實現，又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竇娥短暫生命的悲悽，豐富了主人公的形象內涵，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2.恩將仇報、為非作殆的張驢兒
人性是複雜的，張驢兒父子就是這樣一對善良與邪惡交織在一起的複雜的形象。他們能夠從賽盧醫的手中救回蔡婆婆，說明身上還具有一定的人性；然而，得到蔡婆婆收留的他們，卻又露出了他們人性中惡的一面。
在霸佔蔡婆婆與竇娥不成的情況下，張驢兒恩將仇報，設計陷害竇娥和蔡婆婆。陰差陽錯害死自己父親後，張驢兒又勾結官府，嫁禍給竇娥，欲置她於死地。
柏拉圖說：“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與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
張驢兒這種為非作殆的行徑，不但與竇娥的善良形成鮮明的對比，也與自己出場時能夠“拔刀相助”的表現南轅北轍，其醜惡多變的嘴臉，更能激起觀眾的心，更能讓世人對人性有所反思。
- 3.貪贓枉法、混淆黑白的官老爺
如果說張驢兒的恩將仇報是竇娥屈打成招、最終冤死的直接因素，那麼戲劇中的楚州太守，則是致竇娥於死地的幕後黑手。
《竇娥冤》中的桃太守，身披法律的外衣，卻時時刻刻，無處不在地踐踏著法津。
正是由於收受賄賂，貪贓枉法，桃太守才會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而他，則成為竇娥被冤枉致死，命喪黃泉背後看似合法合理，實則最令人防不勝防、無可奈何的那股力量。
桃太守曾厚顏無恥地說過這麼一句話：“你不知道，但凡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大凡老百姓所痛恨的，就是這樣假公濟私，故意顛倒是非的貪官。關漢卿通過塑造《竇娥冤》中的這一形象，無情地嘲諷了那個黑暗的世道。而這，也是作品能夠牽動人心的因素之一。
二、《竇娥冤》為代表的通俗文學能夠深入人心，源於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現實中具有普遍性。
- 1.苦難的世上不止一個竇娥
偉大作品的魅力之所以能經久不息，就在於它向世人撕開了一個可以一窺全貌的窗口，就在於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並不是一個個例，而是具有放大鏡作用的力量。
如同作品中的竇娥，現實世界最不缺少的就是那些身處底層，生活悲催的生命群體。而關漢卿反映社會現實和愛情婚姻的戲劇中，處處體現著同類型的人物形象。
比如同為反映社會現實的《蝴蝶夢》，作品中的王母有著竇娥般苦難的人生和敢於抗爭的精神。她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的親生兒子去保全與她毫無血緣關係的他人。
她說過這樣一句話：“使不著國戚皇親、玉葉金枝，便是他龍孫帝子，打殺人要吃官司”。
這何嘗不是體現了千百年來民眾心中“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公正理想。關漢卿同樣以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通過她囑託兒子即使在陰間，也要“把那殺人賊推下望鄉臺”，理想化地謳歌了她身上強烈的抗爭精神。
《救風塵》中的宋引章同樣是個受盡苦難的女人。她本來可以與窮秀才安秀實過上平淡卻幸福的生活，但她卻選擇了“寧願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在自行車上笑”的人生價值取向，嫁給了有錢人周舍。然而，這並沒有改變她苦難的人生，相反，卑微的出身，使她面臨的是無休止的家庭暴力，以及水深火熱的生活。
- 2.腐敗的官場也不止一個桃太守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大凡歷史上每一個朝代的衰亡，都繞不開朝政腐敗，貪官汙吏盛行的局面。正如夏朝有趙梁，商朝有費仲、飛廉，秦有趙高，唐有李林甫、楊國忠，宋有秦檜等。
元朝建立起來的是一個空前強大的政權。然而，元朝最終還是很快就滅亡了。從忽必烈1271年建立元朝，到1368年明朝建立，維持統治不過97年。
促使元朝滅亡的，既有紛紛擾擾的民族與階級矛盾，也有統治階級自身的腐朽，放眼整個元帝國，奸臣弄權此起彼伏。《元史·奸臣傳》中，從阿合馬到盧世榮，以及桑哥、哈麻等人，無不擅權弄術，貪贓枉法。
大奸大惡直接可以誤國，小奸小惡卻也使民怨沸騰。他們懂得利用權力為自己撈取好處，懂得勾心鬥角，懂得明哲保身。他們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正如《竇娥冤》中的桃太守。但元朝社會中的桃太守何止一個！腐敗的統治導致了一個又一個“桃太守”的出現，而這些眾多的貪官汙吏的暴行，終究會引發民眾的憤怒與抗爭，加劇統治的滅亡，把元帝國一步步推向一條不歸之路。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詩經·碩鼠》
正是這眾多的碩鼠般的貪官汙吏，無休止的剝削、欺詐，最終引發了元未的“紅巾軍”起義，一個草原上走來的民族，最終灰溜溜地被趕回了他們的出發地。
三、《竇娥冤》為代表的通俗文學能夠深入人心，還在於它跳動著時代的脈搏，表達著生命的旋律。
“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文學作品，無論風格如何迥異，都是它所處時代脈搏跳動的多樣表現，是時代百花齊放的結果。以《竇娥冤》為代表的通俗文學適應了元朝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變遷的社會現實。
- 1.《竇娥冤》等元朝的一系列通俗文學，其追名逐利之價值觀，莫不受到當時經濟發展給人們帶來的影響。
那是一個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繼宋而來的元朝，在一段錯誤的經濟政策後，開始反思，並取得了不凡的成果。王禎的《農書》伴隨著忽必烈勸課農桑的政策，推動了農業的發展；以黃道婆為代表的一批專業技術人員，推動了手工業的發展；絲綢之路的暢通和紙幣的普及推動了商業與城市的繁榮。
活躍的經濟打開了人們塵封已久的心靈，與之相依相伴的，便是不可避免的追名逐利的思想。
《竇娥冤》中的蔡婆婆本身就是放高利貸者，而竇天章的賣女行為，賽盧醫為賴賬而企圖殺死債主蔡婆婆的的罪惡，以及楚州太守收取賄賂、顛倒黑白的行徑，無一不體現人們追名逐利的思想傾向，無一不帶有元朝商品經濟大發展下的時代特徵。
當然，這種追名逐利的思想傾向，同樣表現在更多的通俗文學中。《救風塵》中的宋引章為了過上錦衣玉食的生活，而選擇嫁給有錢的周舍；柯丹丘的《荊釵記》裡，錢貢元的繼室姚氏的嫌貧愛富，同樣是新的時代脈搏衝擊下的人性表現。
但是，當我們一分為二地去看這種追名逐利的思想，卻發現，其背後倒也體現了民眾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
- 2.《竇娥冤》等元朝的一系列通俗文學，以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各種各樣的抗爭方式，表達了現實社會普通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元代社會，經濟繁榮的背後充斥著複雜的民族和階級矛盾。“人分四等”的民族歧視政策，以及時而恢復、時而廢除科舉制度的作法，加劇了不同民族之間，尤其是漢蒙之間的民族對立；而封建的等級制度，又加劇了帝國內部不同階級之間的對立。
因而，以《竇娥冤》為代表的元代通俗文學中，我們看到的是廣大普通民眾在抗爭中爭取自由、平等的壯烈而哀婉的動人故事。
《竇娥冤》中的竇娥，原本是個溫文爾雅的女子，可是現實社會的不公，硬是把她逼成了感天動地的抗爭者，雖然她的抗爭多麼的無力。然而三樁誓願的實現以及竇天章秉公判案，最終使竇娥沉冤得雪的離奇浪漫的結局，未嘗不是人們有限抗爭中對無限的美好生活的一種寄託。
《望江亭》中飽經風霜的譚寡婦，為保衛個人婚姻而勇鬥楊衙內的壯舉，《詐妮子》中高傲倔強的婢女燕燕，大鬧小千戶與鶯鶯的婚禮，《荊釵記》中的錢玉蓮，在誤以為被丈夫王十朋休掉的情況下投河自盡，《西廂記》中的崔鶯鶯在紅娘幫助下，衝破崔母、鄭恆等人的重重阻撓與張君瑞比翼雙飛的故事，無一不是女性捍衛婚姻，追求幸福的典型形象。
放眼元朝文學史，這樣的鬥爭不計其數，這樣的角色數不勝數。而這些塑造出來的文學形象，以其不可否定的真實性和濃郁的感染性，在民眾中產生深深的共鳴，從而成為他們情緒的宣洩口，甚至迸發出不可阻擋的力量。
結語：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特色。正如詩屬於唐朝，詞屬於宋朝，以通俗而著稱的雜劇和散曲則屬於元朝。
使以元曲為代表的通俗文學能夠深入人心的，是作品中撞擊人心的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是散佈在現實社會中眾多的戲中人，是作品中激盪著的時代特徵和感天動地的生命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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