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提起元朝，很多人的脑海中首先会涌现出那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毕竟，没有成吉思汗以来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蒙古人就无法建立起那个地域广阔的元帝国来。于是，在很多人看来，元朝或许只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
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具有两面性，不能单纯给它一个脸谱化的标签。
正如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也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元帝国同样如此，野蛮与文明并存，守旧与创新并存。这个从马背上走来的政权，在以武力为后盾构建起来的大一统格局下，也曾经常常下马，取长补短，从而获得了足以承前启后的科技、文学和艺术成果。
关汉卿就是这一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后人称之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在元代繁荣的杂剧史上，可谓是独领风骚。以他为代表的元代杂剧家们，以其通俗易懂的戏剧作品，体察人情，通达人心，活跃于整个元朝，甚至历经七、八百年依然受人所钟爱，其原因何在？
本文在关汉卿众多的社会剧、爱情剧以及历史剧中，突出以其最受人们欢迎的《窦娥冤》为出发点，浅谈一下这些通俗文学在当时能够深入人心的几方面因素。
一、戏剧《窦娥冤》里的主要人物形象是元朝戏剧中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最具有撞击人心力量的文学形象。
《窦娥冤》全名为《感天动地窦娥冤》，作为一部反映社会现实、扣人心弦的戏剧作品，其中的人物，不管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亦或是正反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矛盾体，都具有使人或喜或悲、发人深省的作用。
- 1.受尽磨难、却不向命运低头的窦娥
作品的主人公窦娥，首先是个受尽磨难的弱女子。
对一个人而言，有两样东西无法自我选择，一是性别，二是身世。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女人，作为一个“三从四德”大行其道时代的女人，窦娥注定会受尽磨难。
窦娥苦难生命的开端，便是被卖给蔡家当了童养媳，一是源于家庭的贫困，二是由于其女性性别的原因。欠了蔡家银子的父亲窦天章，迫于沉重的债务和生存压力，只得痛下决心，卖儿鬻女；而作为理学主张的“三从四德”中在家从父对女性的要求，使窦娥别无选择。
窦娥苦难生命的延续和加深，则是丈夫去世后接踵而来的束缚与打击。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道德标准，固然是丈夫去世后窦娥固守蔡家的社会因素，而举目无亲的凄凉感又何尝不是她不得不与蔡婆婆相依为命的个人因素。
然而，蔡婆婆的大意，终致引狼入室。张驴儿父子霸占蔡家婆媳的阴谋未成，弄巧成拙害死自己父亲的张驴儿，反而串通官府，嫁祸给窦娥，致使她在狱中遭受酷吏的刑询逼供。为了保护自己的婆婆，最终被屈打成招。
受尽苦难的窦娥，却从未向不公的命运低头，从未向邪恶的势力妥协。
面对张驴儿父子恩将仇报、无耻逼婚的作法，窦娥果断拒绝；哪怕是遭遇陷害，被迫屈打成招，更加鲜明地体现了窦娥为救蔡婆婆而勇于牺牲的精神；而刑场上的痛诉，进一步体现了身为弱势的窦娥，敢于向黑恶势力抗争的精神。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窦娥的哭诉，强化了她的反抗精神，而其“血溅白练、六月飞雪、楚州三年大旱”三桩誓言的实现，又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窦娥短暂生命的悲凄，丰富了主人公的形象内涵，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2.恩将仇报、为非作殆的张驴儿
人性是复杂的，张驴儿父子就是这样一对善良与邪恶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形象。他们能够从赛卢医的手中救回蔡婆婆，说明身上还具有一定的人性；然而，得到蔡婆婆收留的他们，却又露出了他们人性中恶的一面。
在霸占蔡婆婆与窦娥不成的情况下，张驴儿恩将仇报，设计陷害窦娥和蔡婆婆。阴差阳错害死自己父亲后，张驴儿又勾结官府，嫁祸给窦娥，欲置她于死地。
柏拉图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
张驴儿这种为非作殆的行径，不但与窦娥的善良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与自己出场时能够“拔刀相助”的表现南辕北辙，其丑恶多变的嘴脸，更能激起观众的心，更能让世人对人性有所反思。
- 3.贪赃枉法、混淆黑白的官老爷
如果说张驴儿的恩将仇报是窦娥屈打成招、最终冤死的直接因素，那么戏剧中的楚州太守，则是致窦娥于死地的幕后黑手。
《窦娥冤》中的桃太守，身披法律的外衣，却时时刻刻，无处不在地践踏着法津。
正是由于收受贿赂，贪赃枉法，桃太守才会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而他，则成为窦娥被冤枉致死，命丧黄泉背后看似合法合理，实则最令人防不胜防、无可奈何的那股力量。
桃太守曾厚颜无耻地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不知道，但凡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大凡老百姓所痛恨的，就是这样假公济私，故意颠倒是非的贪官。关汉卿通过塑造《窦娥冤》中的这一形象，无情地嘲讽了那个黑暗的世道。而这，也是作品能够牵动人心的因素之一。
二、《窦娥冤》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能够深入人心，源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现实中具有普遍性。
- 1.苦难的世上不止一个窦娥
伟大作品的魅力之所以能经久不息，就在于它向世人撕开了一个可以一窥全貌的窗口，就在于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并不是一个个例，而是具有放大镜作用的力量。
如同作品中的窦娥，现实世界最不缺少的就是那些身处底层，生活悲催的生命群体。而关汉卿反映社会现实和爱情婚姻的戏剧中，处处体现着同类型的人物形象。
比如同为反映社会现实的《蝴蝶梦》，作品中的王母有着窦娥般苦难的人生和敢于抗争的精神。她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亲生儿子去保全与她毫无血缘关系的他人。
她说过这样一句话：“使不着国戚皇亲、玉叶金枝，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杀人要吃官司”。
这何尝不是体现了千百年来民众心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公正理想。关汉卿同样以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通过她嘱托儿子即使在阴间，也要“把那杀人贼推下望乡台”，理想化地讴歌了她身上强烈的抗争精神。
《救风尘》中的宋引章同样是个受尽苦难的女人。她本来可以与穷秀才安秀实过上平淡却幸福的生活，但她却选择了“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人生价值取向，嫁给了有钱人周舍。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她苦难的人生，相反，卑微的出身，使她面临的是无休止的家庭暴力，以及水深火热的生活。
- 2.腐败的官场也不止一个桃太守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凡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衰亡，都绕不开朝政腐败，贪官污吏盛行的局面。正如夏朝有赵梁，商朝有费仲、飞廉，秦有赵高，唐有李林甫、杨国忠，宋有秦桧等。
元朝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权。然而，元朝最终还是很快就灭亡了。从忽必烈1271年建立元朝，到1368年明朝建立，维持统治不过97年。
促使元朝灭亡的，既有纷纷扰扰的民族与阶级矛盾，也有统治阶级自身的腐朽，放眼整个元帝国，奸臣弄权此起彼伏。《元史·奸臣传》中，从阿合马到卢世荣，以及桑哥、哈麻等人，无不擅权弄术，贪赃枉法。
大奸大恶直接可以误国，小奸小恶却也使民怨沸腾。他们懂得利用权力为自己捞取好处，懂得勾心斗角，懂得明哲保身。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正如《窦娥冤》中的桃太守。但元朝社会中的桃太守何止一个！腐败的统治导致了一个又一个“桃太守”的出现，而这些众多的贪官污吏的暴行，终究会引发民众的愤怒与抗争，加剧统治的灭亡，把元帝国一步步推向一条不归之路。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诗经·硕鼠》
正是这众多的硕鼠般的贪官污吏，无休止的剥削、欺诈，最终引发了元未的“红巾军”起义，一个草原上走来的民族，最终灰溜溜地被赶回了他们的出发地。
三、《窦娥冤》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能够深入人心，还在于它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表达着生命的旋律。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文学作品，无论风格如何迥异，都是它所处时代脉搏跳动的多样表现，是时代百花齐放的结果。以《窦娥冤》为代表的通俗文学适应了元朝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迁的社会现实。
- 1.《窦娥冤》等元朝的一系列通俗文学，其追名逐利之价值观，莫不受到当时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那是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继宋而来的元朝，在一段错误的经济政策后，开始反思，并取得了不凡的成果。王祯的《农书》伴随着忽必烈劝课农桑的政策，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以黄道婆为代表的一批专业技术人员，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纸币的普及推动了商业与城市的繁荣。
活跃的经济打开了人们尘封已久的心灵，与之相依相伴的，便是不可避免的追名逐利的思想。
《窦娥冤》中的蔡婆婆本身就是放高利贷者，而窦天章的卖女行为，赛卢医为赖账而企图杀死债主蔡婆婆的的罪恶，以及楚州太守收取贿赂、颠倒黑白的行径，无一不体现人们追名逐利的思想倾向，无一不带有元朝商品经济大发展下的时代特征。
当然，这种追名逐利的思想倾向，同样表现在更多的通俗文学中。《救风尘》中的宋引章为了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而选择嫁给有钱的周舍；柯丹丘的《荆钗记》里，钱贡元的继室姚氏的嫌贫爱富，同样是新的时代脉搏冲击下的人性表现。
但是，当我们一分为二地去看这种追名逐利的思想，却发现，其背后倒也体现了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
- 2.《窦娥冤》等元朝的一系列通俗文学，以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各种各样的抗争方式，表达了现实社会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元代社会，经济繁荣的背后充斥着复杂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人分四等”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时而恢复、时而废除科举制度的作法，加剧了不同民族之间，尤其是汉蒙之间的民族对立；而封建的等级制度，又加剧了帝国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
因而，以《窦娥冤》为代表的元代通俗文学中，我们看到的是广大普通民众在抗争中争取自由、平等的壮烈而哀婉的动人故事。
《窦娥冤》中的窦娥，原本是个温文尔雅的女子，可是现实社会的不公，硬是把她逼成了感天动地的抗争者，虽然她的抗争多么的无力。然而三桩誓愿的实现以及窦天章秉公判案，最终使窦娥沉冤得雪的离奇浪漫的结局，未尝不是人们有限抗争中对无限的美好生活的一种寄托。
《望江亭》中饱经风霜的谭寡妇，为保卫个人婚姻而勇斗杨衙内的壮举，《诈妮子》中高傲倔强的婢女燕燕，大闹小千户与莺莺的婚礼，《荆钗记》中的钱玉莲，在误以为被丈夫王十朋休掉的情况下投河自尽，《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在红娘帮助下，冲破崔母、郑恒等人的重重阻挠与张君瑞比翼双飞的故事，无一不是女性捍卫婚姻，追求幸福的典型形象。
放眼元朝文学史，这样的斗争不计其数，这样的角色数不胜数。而这些塑造出来的文学形象，以其不可否定的真实性和浓郁的感染性，在民众中产生深深的共鸣，从而成为他们情绪的宣泄口，甚至迸发出不可阻挡的力量。
结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特色。正如诗属于唐朝，词属于宋朝，以通俗而著称的杂剧和散曲则属于元朝。
使以元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能够深入人心的，是作品中撞击人心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是散布在现实社会中众多的戏中人，是作品中激荡着的时代特征和感天动地的生命的旋律！
閱讀更多 龍戰於野888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