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蟲歷來對農業生產威脅極大，所謂“食禾稼而擾萬民”。在民國時，河南的“水、旱、蝗、湯”廣為人知，也久除不盡。
然而歷史上溯一千八百年前，在天人合一陰陽五行所流行的東漢時期，人們普遍相信蝗災是上天對人事政治的懲罰。從戰國以來，“夷羊在牧，飛鴻過野”（出自《周書.度邑》，《淮南.本經訓》作“飛蛩滿野”，高誘注：“一曰蝗也”）就是人們對商紂時代的印象。到了東漢時代，這樣的觀念根深蒂固，《後漢書.蔡邕傳》引《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因此，如果官員勤政修德，惠及元元，那麼蝗災不僅不會發生，連周邊郡縣的蝗災也會避讓。翻開《後漢書》、《三國志》，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蝗蟲
《後漢書》卷二十五《卓茂傳》載卓茂為密令：
“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
同書卷二十六《趙憙傳》載趙憙為平原相：
“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同書卷三十三《虞延傳》注玉況：
“《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為司徒。’”
同卷《鄭弘傳》注引謝承《後漢書》載鄭弘為騶令：
“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
同書卷四十一《宋均傳》載宋均為九江太守：
“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
同書卷八十一《戴封傳》載戴封為西華令時，蝗災甚至隨人事而即時變化：
“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
同書卷八十二《謝夷吾傳》注引謝承《後漢書》，載謝夷吾為壽張令：
“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薦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三國志》卷八《公孫瓚傳》注引《英雄記》載劉虞為博平令：
“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不光是官吏，如果平民奉禮行義，那麼也不會遭受蝗災。同書卷二十四《高柔傳》注引《陳留耆舊傳》載高式：
“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圉令周強以表州郡。”
在這些同型主題故事廣為流傳的背後，是當時共同的文化心理，以及普遍的規範化表達。
以《白虎通義》成書為標誌，陰陽五行的宇宙觀和道德倫理的價值觀糅雜在一起，成為一切事物和行為的分類標準。在這種道德理論的指引下，人們將蝗災與人事聯繫起來，形成了一種共識：既然蝗災是上天的懲罰，那麼當蝗蟲避去，更加可以說明自己的德行受到上天的嘉許。
因此，“蝗蟲避境”的奇聞異事在廣泛傳播的同時，也被樂此不疲地抄襲，衍化出主角不同而主題相同的多個傳說，甚至傳在同時同地，如玉況、鄭弘和謝夷吾等。在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背後，是大一統的儒家意識形態的不斷鞏固，理論提供指導的框架，而故事成為闡述的模板，從一個人套用到另一個人，從一處地方流傳至另一處地方。超現實的想象力逐漸變為現成的規範，扮演起鼓吹禮教的有力角色，進一步推動著儒家道德力量的快速普及和灌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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