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的“高平陵之變”以曹爽一方歸降而告終，但是在最終處置曹爽及其黨羽的問題上，狡詐的司馬懿在實際掌握了朝政大權之後，卻背棄了當時自己面對洛水許下的誓言，不顧太尉蔣濟等人再三勸阻，很快就將曹爽一方夷三族，從而開啟了司馬氏代魏十六年的進程。但是，“高平陵之變”後的司馬氏家族所面臨的政治形勢依然相當嚴峻。從當時的實際形勢看，要控制曹魏的政權，司馬氏家族必須掌握四項要素:控制中央禁軍，即據中領軍、中護軍職位;控制重要地方軍鎮;控制洛陽附近的屯田地區，尤其是許昌、鄴城，掌握朝廷及軍隊之糧食供應命脈;控制魏朝廷官僚機構的決策中樞中書監、令職位。在政變完成後，司馬懿控制了中央的權力機構與禁軍，而洛陽的屯田本是在司馬懿首肯下由自己的嫡系鄧艾主持進行的，對於屯田區的控制亦不困難，司馬懿下一步的目標便是完成對地方軍鎮勢力的整頓和控制。由於長期與蜀漢和東吳政權對峙，在邊境地區形成了不少坐擁重兵的地方實力派，其中不乏對司馬氏專權不滿的封疆大吏。這些各懷心思的反對者正是司馬氏代魏進程中的重要障礙。

“高平陵之變”之後，處於東吳前線的淮南地區先後爆發了三次針對司馬氏家族的軍事反叛，史稱“淮南三叛”。這三次軍事叛亂都以失敗而告終，第一次王淩舉起反旗，遭遇司馬懿親征不戰而降；第二次毋丘儉堅持不過一個多月，第三次諸葛誕坐鎮壽春，堅持一年多也被剿滅。那麼，淮南地區為何屢屢叛亂，又很快趨於失敗？三次軍事叛亂的主角是否真的是為擁護曹魏政權而戰，舉兵反叛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淮南三叛”對三國後期走勢產生哪些影響？帶著上述疑問，本文深入分析“淮南三叛”問題形成的前因後果，特別是對“淮南三叛”主角們起兵失敗的深層次原因加以闡述。

淮南地區為何成為曹魏後期屢屢反抗司馬氏的中心

要深入瞭解淮南地區之所以成為曹魏後期屢次軍事反對司馬氏的中心問題，就必須從曹魏政權之初的三國鼎立的格局說起。三國鼎立的局面形成後，三國為了證明自身的正統性，相互之間屢屢發生戰爭。為了應對蜀漢和東吳政權的軍事進攻，曹魏政權將主要軍事力量放在關中、壽春和襄陽三個戰略區域，再加上北方抵禦鮮卑的幽州幷州，共同形成了“四徵將軍”體制。

魏置徵東將軍屯淮南，徵南將軍屯襄、沔以備吳，徵西將軍屯關、隴以備萄；徵北將軍屯幽、並以備鮮卑;皆授以重兵。

《宋書·百官志》引用魏人魚豢的話：“四徵，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黃初中，位次三公。漢舊諸徵與偏裨雜號同”。意思是說自漢末曹操以來，“四徵將軍”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到了曹丕時期，地位僅次於三公，成為位高權重的封疆軍事重臣。“高平陵之變”後，曹爽一族伏誅，此時位於抵禦蜀漢的西部前線，主將徵西將軍夏侯玄是曹魏宗室子弟，夏侯霸駐守雍州擔任徵蜀護軍，但是由於司馬懿曾長期駐守關中，與諸葛亮的蜀漢大軍對抗，在關隴地區舊部眾多，根深蒂固。因此，夏侯玄也難以有效掌控關中地區。司馬懿為徹底掌控關隴地區，以朝廷名義詔夏侯玄返回洛陽，夏侯霸懼而歸降蜀漢。司馬懿以舊部雍州刺史郭淮代替夏侯玄的職務，又以陳泰出任雍州刺史，嫡系鄧艾出任徵西參軍。通過上述人事安排，司馬懿牢牢掌握了關中軍鎮的局面，並使得關隴地區成為其對抗和整頓其他軍鎮的重要軍事依託。

司馬懿

由於淮南戰略地位重要，是四通八達之地，背靠兗、豫州，西邊與荊州互為犄角。為了有利於軍事作戰，負責淮南一線作戰的徵東將軍往往從當地州郡長官從挑選，在當地部屬舊將眾多，具備形成割據勢力的現實條件。由於司馬懿長期坐鎮關中，其在淮南的影響力比較有限，再加上需要保持東吳前線局勢的穩定，司馬氏也無力對坐鎮淮南的軍事將領做大規模的調整，這就使得徵東將軍麾下的淮南成為曹魏後期唯一能與司馬氏專權形成威脅的軍事力量，由此形成了王淩、毋丘儉、文欽和諸葛誕先後三次軍事反叛，史稱“淮南三叛”。

“淮南三叛”的起因和主要過程

先看看首先舉起反旗的老臣王淩。王淩出身於太原王氏，叔父王允是東漢末年士大夫的領袖人物，曾設計誅殺權臣董卓，其家族影響力遠在司馬氏之上。王淩進入曹操幕府後，長期在地方任職，在“高平陵之變”前，王淩已經在東南地區擔任行政軍事長官二十多年，擔任徵東將軍已近十年，其資歷和威望可與司馬懿相抗衡。由於淮南一線的軍事長官長期屬於曹氏宗室控制，曹爽當政後，對王陵也不太滿意，於是派自己的同鄉文欽任廬江太守，又任命諸葛誕為揚州刺史，用來牽制王淩。司馬懿誅殺曹爽後，立即晉升王淩為太尉，有籠絡和剝奪兵權之意，但是也承襲曹爽牽制王淩的戰略部署，為文欽和諸葛誕加官進爵，安撫其心。王淩與外甥兗州刺史令狐愚不滿司馬氏專權，計劃在許昌擁立曹操的兒子楚王曹彪為帝，但是還沒來得及舉事，令狐愚就在公元249年末病死，這就使得兗州刺史位置空缺，司馬懿趁機任命黃華為兗州刺史，為自己日後處理淮南事務埋下了伏筆。

令狐愚之死打亂了王淩的戰略部署，使得淮南叛亂延遲一年多爆發，也為司馬懿贏得了穩定政局的寶貴時間。嘉平三年（251年），吳國孫權怕自己死後魏軍長驅直入，封鎖塗水。王凌終於等到機會，他向洛陽請求發下統兵的“虎符”以教訓吳國為名，調動揚州大軍發動政變，但是司馬懿早就知道他的計劃，不允許發兵。王凌十分無奈，王凌的計劃是需要兗州刺史的支持，因為楚王曹彪就在兗州境內，他於是派心腹楊弘說服兗州刺史黃華共同舉事。沒想到楊弘和黃華聯名上奏司馬懿，告知王凌即將叛變。此時的司馬懿身體狀況每況愈下，王淩料定司馬懿無法親自出馬，就起兵造反。沒想到司馬懿不顧自己身體情況，調集數萬人馬，從水路南下，一方面下令赦免王凌之罪，穩住王凌的心。但是一方面率領大軍加直逼揚州治所壽春，當司馬懿的大軍殺到，王凌還沒有準備，無奈之下只好在司馬懿大船前面縛投降。

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

這場叛亂還處在萌芽狀態就被平定，司馬懿也因舟車勞頓，於當年八月去世，但司馬懿也得以在有生之年剷除了最強勁的政治對手。

淮南第二次反叛是由毋丘儉和文欽發動的。在“淮南三叛”中，唯有毋丘儉的舉兵反叛選擇的時機最佳，他是在司馬師廢黜魏帝曹芳，改為冊立高貴鄉公曹髦為帝的時候，以“清君側”為由起兵反抗。《三國志·毌丘儉傳》載《罪狀司馬師表》：

“豐等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師自知奸慝，人神所不祐，矯廢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

母丘儉在檄文中歷數了司馬師的罪名，但實際上是由於司馬師處死了與毋丘儉相善的李豐和夏侯玄等人，引起了母丘儉的不安，恰好與毌丘儉同在淮南的文欽（譙縣人）也因和曹魏皇室是同鄉的關係而遭到司馬氏的疏遠，兩人一拍即合，遂聯合起兵，本來母丘儉試圖說服鎮南將軍諸葛誕共同起兵，因為兩人關係不錯，但是由於諸葛誕與文欽一貫不合，因此，諸葛誕拒絕提議，斬殺使者，將母丘儉的計劃公佈於世。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徵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矯太后詔，起兵討伐司馬師。毌丘儉構築工事，文欽率領機動部隊在外圍，等待決戰。

《軍師聯盟》中的司馬氏父子

《三國演義 》中的司馬懿父子

同時，向天下發出公告，揭露司馬師的罪惡並將毌丘宗等四子送入東吳為質以求外援。司馬師針對毌丘儉的軍事部署非常得當，以荊州刺史王基進軍南頓，以青徐諸軍斷其後路，以兗州刺史鄧艾充當誘餌吸引毌丘儉攻城，最關鍵的就是諸葛誕為了表達自己的忠誠率軍直接攻入壽春，抄了毌丘儉的老巢。當時的司馬師故意派鄧艾示敵以弱，文欽不知是計於是發動進攻，司馬師派左長史司馬班襲擊文欽，文欽軍敗退，因其子文鴦奮戰才得以全身而退。毋丘儉看到這種情況，於是乘夜逃走，餘眾崩潰，毌丘儉把幼弟毌丘秀和孫子毌丘重藏匿在草叢中，隻身引開追兵，被平民張屬射殺。文欽趁亂帶著毌丘秀和毌丘重逃往吳國。第二次淮南叛亂被平定。

淮南第三次叛亂是由諸葛誕發動的，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叛亂，而且完全是被司馬昭逼反的。諸葛誕的政治立場一貫比較曖昧。諸葛誕少年時曾與司馬師是關係密切的好友，在魏明帝曹叡時期，兩人還都曾捲入太和四年的“浮華案”而遭到禁錮處分（即不能出任官職），可謂是難兄難弟的，但是諸葛誕與司馬昭關係比較疏遠。

“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淩、毌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

毋丘儉兵敗身亡後，諸葛誕擔任徵東將軍，鎮守淮南地區。此時司馬昭晉升為晉公，司馬氏已經處在魏晉嬗代的前夕。但是，司馬昭不願意看到自己在完成魏晉嬗代前，有諸葛誕這樣一個不穩定因素，曾派親信賈充拜訪諸葛誕進行試探，勸說其支持魏晉嬗代，但是遭到了諸葛誕的拒絕。

“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為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

於是，司馬昭決定迫反諸葛誕以絕後患。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司馬昭徵諸葛誕為司空，諸葛誕遂反。

“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

諸葛誕徵集淮南和淮北屯田的十幾萬將士，同時還有揚州新四，五萬人，在壽春聚集一年的糧食，殺揚州刺史樂綝，派長史吳綱領兒子諸葛靚去東吳請求援兵。東吳當時派全懌、全端、唐諮、王祚等，率三萬眾，同時也有逃亡吳國的文欽一起來救援諸葛誕。由於諸葛誕的計劃是堅守壽春，但天氣不好，在堅持一年之後，諸葛誕和文欽決定突圍，但突圍失敗。文欽建議把壽春城中家在北方的人全部放走以求節省糧食，只要吳國軍隊守城就行了。諸葛誕此時同意，兩人本來就有仇恨，諸葛誕轉而殺死了文欽。

“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

導致文欽的兩個兒子文鴦、文虎翻牆出城投降了司馬昭，二子投降後被表為將軍，賜爵關內侯，還派人向城中大呼：“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對城中守兵的士氣影響極大。諸葛誕突圍失敗被擒獲，被夷三族。

淮南三叛示意圖

“淮南三叛”均告失敗的深層次原因

“淮南三叛”本質上並不是以往大家想象的，只是單純的忠於曹魏的地方軍事力量對抗企圖篡奪曹魏政權的司馬氏之間的軍事對抗，倘若“淮南三叛”的本質如此簡單，那麼，“淮南三叛”不至於大都草草了事，甚至都沒有什麼過於激烈的交手。

一是“淮南三叛”皆因個人利害關係起兵，並未真正忠於曹魏，提出的政治訴求難以讓人信服。許多人認為“淮南三叛”是忠於曹魏的地方勢力對司馬氏的抵抗。但是，細究三次叛亂的起因，組織抵抗的軍事將帥們舉兵的主要動因卻是由於個人利害關係作祟。王淩身為曹魏政權的太尉，其政治威望和資歷足以與司馬懿相抗衡。因此，司馬懿才會在除掉曹爽之後，對其加官進爵，試圖暫時籠絡對方。王淩之所以會起兵，主要是不服司馬懿的專權，試圖自己取而代之。如果王淩十真心匡扶魏室，大可以打著“清君側”的旗號號召周邊州郡共同討伐司馬懿，但是王淩並沒有這麼做，反而暗地裡與自己的外甥兗州刺史令狐愚勾結，試圖另立中央，不承認魏帝曹芳的正統性，其這一舉動令人費解，只能從試圖效仿司馬懿的角度考慮，退一步講，即使要另立新君，也要從曹丕的子孫中挑選，這樣符合傳統宗法，更容易得到忠於曹魏的勢力的支持，可是王淩腦路大開，居然選擇曹丕的小兒子楚王曹彪，唯一可能的解釋是曹彪的封國在淮南，但曹彪從輩分上講是曹芳的叔祖，以叔祖取代晚輩，“甚是不倫”。

毋丘儉可能是三次叛亂中在政治訴求方面最值得肯定的。因為他是在司馬師廢黜了魏帝曹芳，改立曹髦為帝的情況下起兵的，他還在起兵之前還上表發佈了《罪狀司馬師表》，列舉了司馬師的十多條罪狀，可謂是師出有名，也難怪後世認為毋丘儉是曹魏真正的忠臣。但是，在這份上表中，毋丘儉的政治立場也是含糊不清，難以令人信服，如他沒有將司馬氏列為罪魁禍首，反而大力讚揚司馬懿、司馬孚和司馬昭。並說“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為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這樣一來，毋丘儉的起兵就沒有什麼太大意義，畢竟即使是起兵成功，掌握朝政的還是司馬氏家族。

實際上，毋丘儉之所以起兵反對司馬師，主要是因為他和司馬師之間的關係惡化，毋丘儉曾受到司馬懿的賞識，但是因為毋丘儉與李豐、夏侯玄等人關係密切，在兩人密謀推翻司馬師的計劃失敗後，兩人均被處死，這就使得毋丘儉很是不安，再加上與曹爽關係密切的文欽也都是淪落人，兩人一拍即合，決意共同起兵反抗司馬師。應該說，兩人的起兵都是為了保全自身，跟忠於曹魏關係不大。

至於諸葛誕，前面已經解釋的很清楚了，他少年時與司馬師關係密切，再加上他的政治立場更加模糊，他可是頭一個跳出來反對毋丘儉的，他的造反完全是被司馬昭逼出來的。看看他的起兵計劃就知道他只是為了保全自己，甚至不惜送質子到東吳，乞求東吳支援，這樣的政治訴求當然得不到認可。

二是反叛勢力內部矛盾重重，甚至還在關鍵時刻內訌。王淩的起兵計劃受到兒子王廣的堅決反對，甚至在司馬懿出兵征討王淩時，王廣還隨軍出征，勸降父親。連自家兒子都不支持，再加上司馬懿行軍神速，王淩還不及組織抵抗，只好束手就擒。毋丘儉和文欽起兵時，兩人的作戰計劃也是矛盾重重，文欽認為自己被晾在外面受到攻擊，毋丘儉反而龜縮於城內。

要說內部矛盾最明顯的當屬諸葛誕。諸葛誕和文欽素來有過節，早在毋丘儉起兵時，諸葛誕就因為文欽加入毋丘儉，不但不肯加入，反而率先向司馬師表示忠誠。諸葛誕先是沒有采納其心腹將領蔣班、焦彝關於出城突圍的意見，困守孤城，導致蔣班、焦彝二將出城投降司馬昭。此後，被東吳派來支援的文欽主張將城中的北方人趕出城，以節省糧食，由吳國軍隊守城，因此與諸葛誕發生分歧，諸葛誕怒殺文欽，導致文欽的兩個兒子文鴦、文虎出城投降了司馬昭，二子投降後被表為將軍，賜爵關內侯，還派人向城中大呼：“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對城中守兵的士氣影響極大。等到司馬昭親自指揮攻城時，城中人已經毫無鬥志，不願再戰，迫使諸葛誕只能開城強行突圍，被胡奮戰敗所殺。

此外，東吳派來增援諸葛誕的援軍也是內訌不止。先是幫助諸葛誕守城的東吳大將全懌中計擔心東吳大將軍孫綝責備自己沒能救出諸葛誕，率部出城投降司馬昭。被安排攻打安豐城用以牽制司馬昭的東吳將領朱異，因戰事不利，不肯再戰，與孫綝發生爭執，被孫綝一怒之下斬首，這就使得諸葛誕寄予厚望的援軍沒了指望，失敗在所難免。

三是反叛方採取的政治軍事策略存在失誤。王淩之所以脆敗，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軍事行動遲緩。在“高平陵之變”後，王淩就試圖聯繫外甥令狐愚共同起兵，但是沒想到沒過幾個月令狐愚就病死了，這就使得王淩猶豫不決，給了剛重掌朝政的司馬懿整頓局勢的寶貴時間，王淩一直拖到了嘉平三年（公元251年）聽說司馬懿病危才決定動手，動手之前又跑去聯絡兗州刺史黃華，要知道黃華可是司馬懿的黨羽，司馬懿拖著病軀，迅速出兵，使得王淩來不及組織抵抗，被迫自縛出降。

毋丘儉和文欽雖然是採取進攻架勢，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但是毋丘儉卻讓文欽在外作戰牽制司馬師，自己穩居城內，雙方戰略不協調，文欽在外作戰被鄧艾示弱中伏大敗，毋丘儉反而棄城而逃，導致軍隊潰敗。

諸葛誕更是在軍事戰略方面失誤頻頻。諸葛誕起兵完全是為了自保，因此他壓根沒有主動進攻的想法，而是“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四五萬人，聚谷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此時的司馬昭沒有父兄的威望，不敢輕易離開洛陽出征，必須帶上皇帝等皇族以“奉車駕”的名義出征，以防止他不在京師的時候有人利用皇帝搗亂。於是，司馬懿足足花了半年的時間，才將中外諸軍二十六萬人集結完畢。在這長達半年的時間裡，諸葛誕老老實實地在壽春城裡待著不動，給了司馬昭從容調動兵馬的時間，只是把希望寄託在東吳援軍的身上，可謂是軍事戰略失誤。

結語

“淮南三叛”是曹魏後期重要的政治事件，淮南地區之所以會成為屢次興兵對抗司馬氏的發源地，主要是由於負責淮南一線作戰的徵東將軍往往從當地州郡長官從挑選，在當地部屬舊將眾多，具備形成割據勢力的現實條件。而司馬氏當時的勢力難以有效深入淮南地區，這就使得淮南地區因為個人利害關係屢屢起兵對抗。由於這三次叛亂的政治訴求都相當含糊，難以讓忠於曹魏政權的人信服，再加上政治軍事策略失誤，內部矛盾重重，最終被司馬懿父子三人輕鬆地鎮壓下去。在平定“淮南三叛”之後，司馬氏掃清了取代曹魏政權進程中最後一個重要障礙，為公元265年，司馬炎代魏奠定了堅實的根基。鑑於“淮南三叛”問題的本質是過大的地方勢力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為了避免地方異姓勢力尾大不掉，司馬氏採取了重用宗室子弟出鎮地方的策略，並採取拆分地方軍鎮的方式削弱地方勢力，但是，過度重用宗室子弟也為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埋下了伏筆。

參考資料：《三國志》、《晉書》、《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誰是司馬氏的敵人：地方勢力與淮南三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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