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的餘暉，灑過波光粼粼的京杭大運河，溫暖地包圍著淮安古城。
600多年前，從蘇州閶門出發的江南移民們，由京杭大運河來到淮安府，開發了大片肥沃的荒野。同時，數以萬計的軍人也來到淮安駐防屯墾，世世代代鎮守著江淮門戶。
衛所軍人和江南移民的後裔們，共同造就了這座和蘇州、杭州、揚州齊名的運河名城的數百年輝煌。
一府三衛鎮守江淮門戶
“在明代移民史上，淮安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 ”
淮安文史學者、吳承恩研究專家劉懷玉先生介紹，在明朝，淮安城不僅是大批江南移民的集散地，更是衛所密集的軍事重鎮，來自四面八方的官兵，成為移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談及淮安的軍事移民，我們首先要弄清明朝地方駐軍的建制——衛和所，以及衛籍制度。
如今，在中國版圖上，還有三個地方經常被稱為“衛”：天津衛、威海衛和金山衛。《辭海》對“衛所”的解釋是：“明初在京師和各要害地方皆設衛所，屯駐軍隊。數府劃為一個防區設衛，下設千戶所和百戶所。大抵五千六百人稱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稱千戶所，一百二十人稱百戶所。其軍官，衛稱指揮使，所稱千戶、百戶，各衛所分屬於各省的都指揮司（都司），統由中央的五軍都督府分別管轄。 ”而明朝政府為了保證軍隊有充足的兵員和糧餉，實行了“衛籍”制度——衛所的駐軍，世襲為軍，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駐防，軍餉的大部分由屯田收入自給。“通常，幾個府才設一個衛，但明初淮安府境內有四個衛：淮安衛、大河衛和邳州衛，常駐軍兩三萬人，”劉懷玉說，其中淮安衛和大河衛，駐地就在淮安府城山陽縣（今淮安市淮安區），而寬河衛和邳州衛，後來則調防到遼東和邳州。
為什麼明朝政府要在淮安府境內部署規模如此龐大的部隊？這是淮安重要的戰略、交通地位所決定的。
淮安（今淮安區）古稱淮陰，因地處淮河南岸而得名，而淮河以南、長江以北地區的戰略意義非比尋常，它是江南半壁的最後緩衝地帶，因此，北宋滅亡後，抗金名將韓世忠、梁紅玉夫婦才死守淮安，為康王趙構在江南重新建立大宋政權贏得了空間和時間，後來，宋金兩國便以淮河為界。
對於一統天下的大明王朝而言，淮安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交通、經濟動脈——大運河的管理中樞、漕運總督衙門駐地。《重修山陽縣誌》載：“凡湖廣、江西、浙江、江南之糧船，銜尾而至山陽，經漕督盤查，以次出運河，雖山東、河南糧船不經此地，亦遙稟戒約。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陽實屬咽喉要地也。 ”當時，千萬艘糧船銜尾而至淮安入淮北上，糧船卸載之後，再從河下裝滿鹽運往南方各地，淮安成為漕運、鹽運集散地。
因此，淮安兩衛都直屬中央（南京）的中軍都督府，和一般衛指揮司不同，品級較高；此外，兩衛還肩負著漕運的任務。
據記載，淮安衛轄6個千戶所，總人數近7000人,實有軍丁3301名，守城操練官兵828名，歲造式樣軍器6040件，屯田717頃90畝，年稅糧10550石，擁有漕船223艘，年運漕糧7萬石。大河衛轄8個千戶所，人數近萬人,實有軍丁5000人，守城操練官兵1531人，歲造式樣軍器6400件,屯田969頃，年稅糧14694石,擁有漕船336艘，年運漕糧10萬餘石。兩衛都設造船廠、軍械局、教場及衛學等。
從北宋末年開始，經過200多年的斷斷續續的戰爭和自然災害，到元末明初時，淮安城僅存“槐樹李、梅花劉、麥盒王、節孝徐”等七戶人家。明朝兩衛建立後，大量的軍人及其家屬的遷入，使得淮安城迅速恢復了生機，他們和江南移民一起，對淮安經濟文化的繁榮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清朝初年，彼德·馮霍姆率領荷蘭使團經過淮安，在旅行日誌中稱該城是中華帝國的第八大都市。
文武全才狀元領兵抗倭
衛籍移民，構成了淮安府城人口的主體，許多人後來成了當地的望族，名人輩出。“淮安衛之周姓多勳爵，邱氏多聞人，大河衛之阮氏多達官（清朝楊慶之《書濟堂先生文集後》）。 ”
在淮安府的衛籍居民中，最著名的是明朝狀元沈坤。
沈坤，字伯生，一字伯載，號十洲，大河衛人，祖籍蘇州府崑山縣。明正德二年（1507），沈坤生於淮安新城一個半軍半商的家庭。他天資聰穎，經史子樂、諸子百家無所不讀，在諸生中出類拔萃。
沈坤和當時淮安的另一位大才子——《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為莫逆之交。據說為了沈坤能夠集中精力安心讀書，沈坤的父親沈煒讓他一個人在新城南門一個宅子裡鑽研學問，不許與外人隨便來往，但只有吳承恩可以例外，只要吳承恩一到，沈煒就親自到門口去迎接。因為吳承恩是他們家的鄰居，年齡比沈坤大一歲，但肚子裡的學問卻很淵博。他與沈坤從小就是同學，後來他倆又一同進縣學、府學，並“互拜其父母”，他是沈坤的良師益友。
嘉靖十年（1531），沈坤不負家人期望，剛二十五歲便考中了舉人。嘉靖二十年辛丑科（1541），三十五歲的沈坤考中了狀元。這是轟動全淮安的一件大事。因為自有科舉制度以來，淮安人中狀元這還是頭一次。沈坤原籍崑山縣的文人們，也把他中狀元的事蹟寫進《崑山縣誌》，引為榮耀。
沈坤與明崇禎四年 （1631）辛未科探花夏曰瑚、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榜眼汪廷珍，被裡人稱為“河下三鼎甲”——一個鎮上先後出現狀元、榜眼、探花，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嘉靖年間，奸佞當道，沈坤為人耿直，不願折腰事權貴，致使不被重用，長期任翰林院修撰，後改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嘉靖三十六年，沈坤因母亡回家守孝。
當時，正值倭寇猖狂劫掠中國沿海地區，淮安是沿海重鎮，其所屬鹽城、廟灣（今阜寧縣城）都是海防前線。淮安又是漕運要道，因而成為倭寇騷擾的重要目標。每遇東南風，倭寇即飄洋而來，由廟灣竄犯淮安，姦淫殺戮，淮安人民受盡了苦難。而當時淮安、大河兩個衛的兵力共一萬三千餘人，抵禦這些小股倭寇，應該說是綽綽有餘的。但因為政治腐敗，又缺少應有的訓練，這些部隊戰鬥力極差，臨陣一觸即潰。淮安人民非常失望，希望能有一位英雄率領一支神兵來救國安民。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沈坤葬了父母以後，就變賣了全部家產，樹起抗倭大旗。他招募了一千多名青壯年，親自組織訓練成一支英勇善戰的抗倭鄉兵，百姓稱為“狀元兵”。這比戚繼光組建戚家軍要早一年多時間。在沈坤的訓導下，“狀元兵”紀律嚴明，雷厲風行，英勇善戰，打了許多大勝仗。
同治《山陽縣誌》卷二十一記載：（嘉靖三十六年初），“倭數千人自日照流劫至淮安，時邑人沈坤方家居，散貲募鄉兵千餘屯城外。倭縱火焚燒，官兵且卻。坤率兵力戰，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 ”《江南通志》在這條記載後還說：鄉兵乘勝追擊，“城上望之，呼曰‘狀元兵!’未幾，倭以二十二船從泗而下，焚掠尤慘。坤極力會戰。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倭寇由吳淞流竄南通狼山，北犯山陽馬邏，直至郡城東之櫻桃園，慘殺軍民無算。內有一酋，“身長九尺，頭大如甕，手揮雙刀，驍勇異常”，官兵大河衛蕭指揮、蘇千戶與之作戰，皆敗死陣前。後來狀元兵增援上來，終於打退倭寇。其中有一支倭寇向淮安城西逃走，沈坤率狀元兵緊追不放，一直追到金牛墩，終於將這股倭寇消滅。倭寇退據廟灣，復又向淮安竄犯，淮安全城官兵、百姓都非常恐慌，所有城門都日夜關閉。沈坤和官軍聯合，在倭寇來犯的必經之地姚家蕩佈下口袋陣。四月十九，倭寇果進入姚家蕩伏擊圈，從寅時戰到申、酉時，斬殺倭寇四百七十八人。倭寇退到姚莊，明軍縱火焚莊，又殺賊二百七十餘人。倭寇又逃往陳莊，復追趕斬殺七十四人，餘倭退守廟灣而去。明軍水陸並進合圍作戰，終於在五月廿四日夜全殲餘倭，北方倭寇從此平定下來了。
抗倭勝利以後，沈坤將姚家蕩戰場的倭寇屍體集中埋葬，上面築起高墩，名之為“埋倭山”。
嘉靖三十八年春天，淮安的另一個才子丁士美也考中了狀元，這是淮安歷史上的第二個狀元。當時有一首童謠，叫做“新狀元入朝，舊狀元入牢。 ”新狀元是丁士美，舊狀元難道就是沈坤?
抗倭結束後，為了表彰沈坤的功績，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皇帝下達聖旨，任命沈坤為北京國子監祭酒。但是，沈坤還未及赴任，就吃了一場冤枉官司，被逮入詔獄，果應了童謠的預言。
沈坤組織狀元兵抗倭，曾以軍法懲治過幾個不守軍紀、打仗後退的鄉兵，這幾個鄉兵一直心懷不滿，暗地裡散佈流言蜚語，誹謗狀元兵，攻擊沈坤。此事被與沈坤不和的言官胡應嘉利用，藉以彈劾沈坤。
監察御史林潤接到彈劾沈坤的材料後，立即派人到淮安來複查。當時淮安府知府範檟也與沈坤有很大的矛盾，立即蒐集了很多“莫須有”的旁證交給了林御史。林潤得到範檟的“旁證”，立即上本彈劾沈坤，皇帝立即下令將沈坤逮捕，下詔獄聽勘。沈坤入獄以後，又氣又急，不久就生了病，因為受不了獄中的虐待，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十二日死於獄中，終年五十四歲。
淮安人民為了銘記這位保家衛國的狀元郎，在他的老家河下鎮竹巷建了一座“狀元樓”，門口的對聯寫道“倚馬成文，上馬殺賊；國子師表，天子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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