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的余晖，洒过波光粼粼的京杭大运河，温暖地包围着淮安古城。
600多年前，从苏州阊门出发的江南移民们，由京杭大运河来到淮安府，开发了大片肥沃的荒野。同时，数以万计的军人也来到淮安驻防屯垦，世世代代镇守着江淮门户。
卫所军人和江南移民的后裔们，共同造就了这座和苏州、杭州、扬州齐名的运河名城的数百年辉煌。
一府三卫镇守江淮门户
“在明代移民史上，淮安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
淮安文史学者、吴承恩研究专家刘怀玉先生介绍，在明朝，淮安城不仅是大批江南移民的集散地，更是卫所密集的军事重镇，来自四面八方的官兵，成为移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谈及淮安的军事移民，我们首先要弄清明朝地方驻军的建制——卫和所，以及卫籍制度。
如今，在中国版图上，还有三个地方经常被称为“卫”：天津卫、威海卫和金山卫。《辞海》对“卫所”的解释是：“明初在京师和各要害地方皆设卫所，屯驻军队。数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大抵五千六百人称卫，一千一百二十人称千户所，一百二十人称百户所。其军官，卫称指挥使，所称千户、百户，各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司（都司），统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分别管辖。 ”而明朝政府为了保证军队有充足的兵员和粮饷，实行了“卫籍”制度——卫所的驻军，世袭为军，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驻防，军饷的大部分由屯田收入自给。“通常，几个府才设一个卫，但明初淮安府境内有四个卫：淮安卫、大河卫和邳州卫，常驻军两三万人，”刘怀玉说，其中淮安卫和大河卫，驻地就在淮安府城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而宽河卫和邳州卫，后来则调防到辽东和邳州。
为什么明朝政府要在淮安府境内部署规模如此庞大的部队？这是淮安重要的战略、交通地位所决定的。
淮安（今淮安区）古称淮阴，因地处淮河南岸而得名，而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的战略意义非比寻常，它是江南半壁的最后缓冲地带，因此，北宋灭亡后，抗金名将韩世忠、梁红玉夫妇才死守淮安，为康王赵构在江南重新建立大宋政权赢得了空间和时间，后来，宋金两国便以淮河为界。
对于一统天下的大明王朝而言，淮安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交通、经济动脉——大运河的管理中枢、漕运总督衙门驻地。《重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船，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船不经此地，亦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属咽喉要地也。 ”当时，千万艘粮船衔尾而至淮安入淮北上，粮船卸载之后，再从河下装满盐运往南方各地，淮安成为漕运、盐运集散地。
因此，淮安两卫都直属中央（南京）的中军都督府，和一般卫指挥司不同，品级较高；此外，两卫还肩负着漕运的任务。
据记载，淮安卫辖6个千户所，总人数近7000人,实有军丁3301名，守城操练官兵828名，岁造式样军器6040件，屯田717顷90亩，年税粮10550石，拥有漕船223艘，年运漕粮7万石。大河卫辖8个千户所，人数近万人,实有军丁5000人，守城操练官兵1531人，岁造式样军器6400件,屯田969顷，年税粮14694石,拥有漕船336艘，年运漕粮10万余石。两卫都设造船厂、军械局、教场及卫学等。
从北宋末年开始，经过200多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到元末明初时，淮安城仅存“槐树李、梅花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户人家。明朝两卫建立后，大量的军人及其家属的迁入，使得淮安城迅速恢复了生机，他们和江南移民一起，对淮安经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清朝初年，彼德·冯霍姆率领荷兰使团经过淮安，在旅行日志中称该城是中华帝国的第八大都市。
文武全才状元领兵抗倭
卫籍移民，构成了淮安府城人口的主体，许多人后来成了当地的望族，名人辈出。“淮安卫之周姓多勋爵，邱氏多闻人，大河卫之阮氏多达官（清朝杨庆之《书济堂先生文集后》）。 ”
在淮安府的卫籍居民中，最著名的是明朝状元沈坤。
沈坤，字伯生，一字伯载，号十洲，大河卫人，祖籍苏州府昆山县。明正德二年（1507），沈坤生于淮安新城一个半军半商的家庭。他天资聪颖，经史子乐、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在诸生中出类拔萃。
沈坤和当时淮安的另一位大才子——《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为莫逆之交。据说为了沈坤能够集中精力安心读书，沈坤的父亲沈炜让他一个人在新城南门一个宅子里钻研学问，不许与外人随便来往，但只有吴承恩可以例外，只要吴承恩一到，沈炜就亲自到门口去迎接。因为吴承恩是他们家的邻居，年龄比沈坤大一岁，但肚子里的学问却很渊博。他与沈坤从小就是同学，后来他俩又一同进县学、府学，并“互拜其父母”，他是沈坤的良师益友。
嘉靖十年（1531），沈坤不负家人期望，刚二十五岁便考中了举人。嘉靖二十年辛丑科（1541），三十五岁的沈坤考中了状元。这是轰动全淮安的一件大事。因为自有科举制度以来，淮安人中状元这还是头一次。沈坤原籍昆山县的文人们，也把他中状元的事迹写进《昆山县志》，引为荣耀。
沈坤与明崇祯四年 （1631）辛未科探花夏曰瑚、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榜眼汪廷珍，被里人称为“河下三鼎甲”——一个镇上先后出现状元、榜眼、探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嘉靖年间，奸佞当道，沈坤为人耿直，不愿折腰事权贵，致使不被重用，长期任翰林院修撰，后改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十六年，沈坤因母亡回家守孝。
当时，正值倭寇猖狂劫掠中国沿海地区，淮安是沿海重镇，其所属盐城、庙湾（今阜宁县城）都是海防前线。淮安又是漕运要道，因而成为倭寇骚扰的重要目标。每遇东南风，倭寇即飘洋而来，由庙湾窜犯淮安，奸淫杀戮，淮安人民受尽了苦难。而当时淮安、大河两个卫的兵力共一万三千余人，抵御这些小股倭寇，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但因为政治腐败，又缺少应有的训练，这些部队战斗力极差，临阵一触即溃。淮安人民非常失望，希望能有一位英雄率领一支神兵来救国安民。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沈坤葬了父母以后，就变卖了全部家产，树起抗倭大旗。他招募了一千多名青壮年，亲自组织训练成一支英勇善战的抗倭乡兵，百姓称为“状元兵”。这比戚继光组建戚家军要早一年多时间。在沈坤的训导下，“状元兵”纪律严明，雷厉风行，英勇善战，打了许多大胜仗。
同治《山阳县志》卷二十一记载：（嘉靖三十六年初），“倭数千人自日照流劫至淮安，时邑人沈坤方家居，散赀募乡兵千余屯城外。倭纵火焚烧，官兵且却。坤率兵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 ”《江南通志》在这条记载后还说：乡兵乘胜追击，“城上望之，呼曰‘状元兵!’未几，倭以二十二船从泗而下，焚掠尤惨。坤极力会战。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倭寇由吴淞流窜南通狼山，北犯山阳马逻，直至郡城东之樱桃园，惨杀军民无算。内有一酋，“身长九尺，头大如瓮，手挥双刀，骁勇异常”，官兵大河卫萧指挥、苏千户与之作战，皆败死阵前。后来状元兵增援上来，终于打退倭寇。其中有一支倭寇向淮安城西逃走，沈坤率状元兵紧追不放，一直追到金牛墩，终于将这股倭寇消灭。倭寇退据庙湾，复又向淮安窜犯，淮安全城官兵、百姓都非常恐慌，所有城门都日夜关闭。沈坤和官军联合，在倭寇来犯的必经之地姚家荡布下口袋阵。四月十九，倭寇果进入姚家荡伏击圈，从寅时战到申、酉时，斩杀倭寇四百七十八人。倭寇退到姚庄，明军纵火焚庄，又杀贼二百七十余人。倭寇又逃往陈庄，复追赶斩杀七十四人，余倭退守庙湾而去。明军水陆并进合围作战，终于在五月廿四日夜全歼余倭，北方倭寇从此平定下来了。
抗倭胜利以后，沈坤将姚家荡战场的倭寇尸体集中埋葬，上面筑起高墩，名之为“埋倭山”。
嘉靖三十八年春天，淮安的另一个才子丁士美也考中了状元，这是淮安历史上的第二个状元。当时有一首童谣，叫做“新状元入朝，旧状元入牢。 ”新状元是丁士美，旧状元难道就是沈坤?
抗倭结束后，为了表彰沈坤的功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皇帝下达圣旨，任命沈坤为北京国子监祭酒。但是，沈坤还未及赴任，就吃了一场冤枉官司，被逮入诏狱，果应了童谣的预言。
沈坤组织状元兵抗倭，曾以军法惩治过几个不守军纪、打仗后退的乡兵，这几个乡兵一直心怀不满，暗地里散布流言蜚语，诽谤状元兵，攻击沈坤。此事被与沈坤不和的言官胡应嘉利用，借以弹劾沈坤。
监察御史林润接到弹劾沈坤的材料后，立即派人到淮安来复查。当时淮安府知府范槚也与沈坤有很大的矛盾，立即搜集了很多“莫须有”的旁证交给了林御史。林润得到范槚的“旁证”，立即上本弹劾沈坤，皇帝立即下令将沈坤逮捕，下诏狱听勘。沈坤入狱以后，又气又急，不久就生了病，因为受不了狱中的虐待，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十二日死于狱中，终年五十四岁。
淮安人民为了铭记这位保家卫国的状元郎，在他的老家河下镇竹巷建了一座“状元楼”，门口的对联写道“倚马成文，上马杀贼；国子师表，天子门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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