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觀點回顧:中國的稅制改革

學術研究觀點回顧:中國的稅制改革

賈康對於稅收制度的改革及相關問題做了多年的研究,除有關不同稅種如何優化的大量研究成果之外,還應提到如下幾方面的獨到見解:

1.澄清關於稅收的幾個認識誤區

賈康指出有必要澄清關於稅收的四個認識誤區。第一是“稅收萬能論”。在改革開放初期,容易有這種傾向,因為過去對稅收的重視程度明顯不足,那麼在重視這個經濟槓桿作用以後,似乎稅收手段一應用,就能決定性地解決我們想解決的問題,甚至可以解決一切經濟社會問題。實踐中間,有80年代不得已的“燒油特別稅”——這是打補丁而不得已,後來又有曾經想用以遏制社會上大吃大喝、然而無疾而終的“筵席稅”。這個傾向現在已經不是主導的傾向。

這個誤區旁邊,以後又有第二個誤區,是漸變成為主要傾向的“稅收無用論”,包括我們相關管理部門的人士,也都在一些場合強調稅收其實起不了什麼作用,不要太看重稅收。還有例子:比如說討論房地產稅,很多人會說,我們研究了美國、日本的情況,推出房地產稅以後,那裡房地產市場上的價格沒有看到回調,所以這個稅對於抑制房價是沒有用的。我認為這種說法在學理上不能成立。稅收不可能包打天下,的確它不是萬能的,然而應該建立的稅收制度遲遲不建立,又是萬萬不能的——說到美國和日本,那我們需要反問:為什麼這些經濟體在特定的發展階段上不約而同地都必須討論和解決建立這種直接稅制度的問題?如果不建立這種制度,那麼他們的房地產市場和以後的社會發展會變成什麼樣子?在經濟分析裡都應該知道,不能僅僅拿一個參數去跟某一種結果簡單地一對一形成因果關係,就來論證出一個結論,我們必須注意到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影響因素太多了,這些因素合在一起,是由合力來決定房地產市場價位的走勢。至少在經濟分析裡可以說明,住房保有環節的稅負可以對房地產市場的走勢產生壓艙促穩的作用,特別是這個房地產稅的作用是多目標的、綜合的,包括地方政府職能怎麼樣內洽地優化轉變,也包括人們特別關心的怎樣遏制收入分配和財產配置的兩極分化等等。所以,對稅收不能一下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而說它無用,稅收確實不萬能,但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說它無用又是錯誤的。

第三個誤區,是近些年有一種聽起來似乎有道理的“稅制自然演變論”。其意思就是說不要想在稅制改革這方面揠苗助長。但是如仔細想一下,可知稅制自然演變論,其實是否定了對於稅收這種制度建設人們主動把握它的可塑性而推進稅制改革的必要性。因為這種可塑性是確實存在的:人類社會的稅制,是必須通過人為因素來追求高水平地將它確立的。我們面對的歷史考驗,就是爭取在中國“稅收法定”的過程中,能夠經受時間考驗,讓我們的稅制立法和改革方案設計的水平儘可能高一些。

第四個誤區,是近年有影響的“政治體制改革先行論”。現在看起來房地產稅等等有了比過去清晰得多的信息,全國人大宣佈要啟動立法以後,有人強調,這種直接稅改革應該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完成以後再進行,甚至有一種說法:如果沒有完成政治體制改革而現在啟動這種直接稅改革,是政權的自殺,可能引發社會的騷亂。這樣的想法,賈康認為其實是有合理內核的,就是需要注意審慎地防範風險,但是它在思路和順序上,卻沒有看到中國漸進改革路徑依賴之下怎樣借鑑“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美國1880-1920年進步時代,也沒有正面設計政治體制改革,但是通過稅制改革,可以讓社會上廣泛的公眾參與,來一起促進政治文明水平的提高——“稅收法定”所應構建的是一個政治程序,需要引出政治生活中“規範的公共選擇”這個機制的生成和發展。賈康提出中國稅制立法過程中最關鍵的一條,就是要有高透明度的電視、廣播直播的聽證會,各派意見擺自己的觀點,理性地講自己的論據,這就是政治生活的一種進步,包含著“走向共和”的實質性追求。這些將有可能以實際生活中的進步,漸進地完成政治體制改革所要完成的任務。所以,應以稅改促成稅制立法過程中的廣泛討論、公眾參與,在充分承認物質利益原則和不同利益集團訴求的情況下,尋求最大公約數,尋求“出以公心”的合理的稅制現代化解決方案。

2.關於中國直接稅改革的攻堅克難

中國的稅制改革中,直接稅改革阻力與難度極大,但勢在必行。賈康指出,這方面如何攻堅克難地完成改革任務,是達到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所必然要求的稅制現代化的一種歷史性的考驗。

直接稅改革的重點是房地產稅和個人所得稅,基於多年的相關研究,賈康提出了有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參考作用的一系列認識與建議。他強調,在“改革的深水區”,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和推進直接稅改革的重點,是緊緊抓住房地產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房地產稅法應儘快啟動立法的一審,在稅法草案公之於世、充分徵收社會各界意見建議的基礎上,以公開的聽證會和內部專題研討會等形式,集思廣益,尋求最大公約數,處理好在我國絕對必要的免稅部分的設計問題,並注重配套解決不動產開發、交易環節相關稅費的清理、整合與減負問題。個人所得稅方面,應積極推進個人所得稅法的新一輪修訂,在中央已明確提出多年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改革大方向上,邁出實質性步伐。在回應社會訴求提高個稅“起徵點”(基本生活費用扣除額)的同時,應把可能歸併的各種非勞動收入與工薪收入等勞動收入歸併,使之接受超額累進稅率的調節(同時可較大幅度降低最高邊際稅率),並進一步優化家庭收入按年度申報後作出贍養負擔、特定支出(如剛需住房按揭貸款月供中的利息支出)的專項扣除的辦法。

遺產和贈與稅,在強調走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中國,理應納入相關直接稅制制度建設框架之內,但賈康也明確指出,推出此稅的前提條件,是中國在配套改革中先確立官員財產報告與公示制度,才能順理成章地要求所有社會成員對政府管理部門作財產報告和接受遺產贈與稅的制度性調節,所以在“研究開徵”的基礎上,還有待於前提條件基本具備,此稅才能真正納入改革的議事日程。

3.建設與完善中國地方稅體系的構想

地方稅體系建設,既是稅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與市場經濟全局配套的分稅分級財政體制建設中十分關鍵的一項系統工程,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賈康與梁季研究員近年合作形成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了條理化的相關認識,強調需以服務全局的開闊視野看待我國地方稅體系的構建完善,多方位、多層次理解地方稅體系。

構建和完善地方稅體系的目標,不應僅著眼於穩定地方政府自有收入,也應看重對社會主體收入、行為等的規範、引導和調節作用,還應一併考慮對國家各項制度建設和機制創新乃至其他配套改革產生推動作用,從而有效提升國家政權體系的治理能力,服務於國家現代化趕超戰略和“五位一體”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地方稅體系是包括地方稅種以及共享稅種在內的所有能為地方政府籌集稅收收入的多稅種的有機組合;地方稅權不僅應包括稅種選擇權和稅率調整權,還包括條件成熟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設稅權。

地方稅體系的完善,還應與非稅收入等其他稅費制度改革統籌配套、協調聯動。

賈康等在構建和完善我國地方稅體系的整體構想中提出:針對當前我國地方稅體系存在的問題以及經濟社會發展對地方稅體系的要求,應從地方稅基確定、稅收下放、地方稅種制度改革以及共享稅收入劃分辦法的完善四個方面作為重點切入。第一,我國地方稅稅基應有商品服務(消費)、所得和財產共同組成,近中期以消費和所得為主,中長期以消費和財產為主;第二,逐步下放地方稅權,條件成熟時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設稅權;第三,完善地方稅體系的相關稅收制度建設和收入劃分辦法。

2014年,賈康等提出的近中期構建、完善地方稅體系的重點任務、基本設想,可參見下表:

學術研究觀點回顧:中國的稅制改革

全套設想不可能在短期實現,需要攻堅克難,循序漸進,穩妥協調聯動推行。近中期需要推進的改革重點包括:

(1)積極推進營改增改革,研究開徵居民二手房交易與租賃稅;

(2)推進消費稅部分稅目徵稅環節後移改革,適時將車輛購置稅歸併至汽車消費稅中,研究開徵電力消費稅。

(3)積極推進和優化資源稅從價計徵方式改革,以適當提高煤炭資源稅稅負為契機,統籌資源稅費改革和我國資源、能源產品價格改革;

(4)積極立法推進環境費改稅和環境稅制體系建設;

(5)積極推進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的建立,加快房地產稅立法,為房地產稅改革及相關稅、費、租配套改革奠定基礎;

(6)以“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為基本要領適時推進新一輪個人所得稅改革,將非勞動收入的一部分也併入綜合計徵,並調低最高邊際稅率,優化設計家庭瞻養係數、住房按揭給付等因素的專項扣除。

(7)積極推進涉稅信息共享機制。在大力推進信息定稅管稅體系建設的前提下,有效協調各相關部門,建立健全由社會信息共享機制支持的各相關稅種的監管、治理體系。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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