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來襲》
內容簡介
本書從物種進化的角度整體觀測人與病毒的關係，尤其是病毒在動物和人之間的傳播，包括艾滋病的靈長類動物起源；審視當今社會經濟全球化、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的變遷對新發再發傳染病流行的影響。作者適時地提出公眾對加強公共衛生能夠做出貢獻，每個人都可以從小做起。書中作者還指出媒體報道對公共衛生事件的重要影響。媒體報道可保障公眾的知情權，也能告知公眾採取必要的自我防護。
作者在本書最後樂觀的展望，有朝一日可以宣佈流行病末日的到來。但是，鑑於人類與病毒的共存關係，只要有人類存在，病毒末日就永遠不會來臨。如同地球自然風暴永遠存在，病毒風暴也將永遠存在。但是，隨著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對傳染病的防控投入不斷增加，防治技術也得到了快速的進步，在大數據時代的背景下，人類應對病毒風暴的前景是樂觀的。
內森·沃爾夫，哈佛大學免疫學和傳染病學博士，現任斯坦福大學人類生物學專業客座教授。全球知名的獨立研究機構 Global Vira l創始人和 CEO ，該組織致力於流行病的早期檢測和控制。TED演講人，曾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主任先驅獎，被評為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袖”，入選美國《國家地理》“十大新興探險家”、《時代週刊》“全球最具影響力 100 人”。
書籍摘錄
第 12 章 流行病的末日來臨（節選）
當我在全球聽眾面前就以上這些話題發言時，被問到的最有壓力的問題之一是：“您講的很好，我聽明白了，現在感到很害怕。我們該如何應付流行病現狀？”預測和預防未來流行病的最大障礙之一，是這樣的觀點：流行病是隨意發生的，本來就既無法預測，也無法預防。我希望我已經在書中否定了以上的觀點。流行病預測和預防並非易事，但目前有很多我們能做的相關事情。不斷湧現的科技進步，將使我們未來可以做得更多。
也許我最喜歡回答的問題是：“面對以上所有情況，你正在做什麼呢？”近兩年來，我已有幸率領一支由超級棒的科學家和後勤專家組成的研究小組，夜以繼日地在全世界開發和布控監控系統，只為一個目標——在流行病擴散之前發現它們，遏制它們。
這一工作源自近 15 年來我所做研究的積澱，其中大多數我在書中都作了描述。 2008 年，我做了一個當時被同仁們視為愚蠢的決定，辭去了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工作，那是一個珍貴的終身教授職位。我離職後創立了環球病毒預警行動組織（以下簡稱 GVFI ）。這是一個獨立組織，致力於對全球醫學情報進行監控，用以儘早發現流行病。
GVFI 以舊金山為基地，在那裡我繼續在斯坦福教書。我們運用所有可支配的研究手段來識別流行病，平息疫情。政府和學術界總認為，要解決一個問題，應該堅持用一種專門的方法。微生物學家使用微生物學方法，而流行病學家使用流行病學方法。在 GVFI ，研究手段並不重要，我們只在意目的：儘早掌握關於人類和動物種群傳染性疾病的趨勢，和運動過程的情報。
我們將地方流行病學研究手段用於在人類和動物群落中儘早檢測疫情和記錄微生物，同時結合前沿信息和傳播技術，以監控下一場流行病的“數字信號”。我們的組織制訂了雄心勃勃的目標：勾勒傳染性疾病的來龍去脈，並達到能預測甚至預防流行病的水準。
無論我們使用什麼新技術和研究手段，都比不上當地的信息。因此我們的中心工作，是在全世界很多國家裡不斷地進行實地研究，目的是瞭解有可能跳到人身上的動物微生物。我們記錄和追蹤已經在人身上的、有可能以我們還未識別的方式引發疾病的微生物；也試圖在新的疫情和流行病驚動傳統的衛生和媒體組織之前，儘早發現它。
為此，我們在醫院和臨床機構實施定期監控。我們也將精力集中於我們認為是“哨兵”的人群。這些人群因為所處地點或者自身行為的原因，在一種微生物進入大循環之前會最先被感染上。通過對獵人持續的監控，我們已經發現了各種各樣以前未曾見過的新型微生物。運用這種費心蒐集的監控數據，我們也已經記錄了像人微小病毒（human parvovirus）這樣的已知病毒的情況。有跡象顯示，它們的傳播力大大超出了我們的預想。
我們的研究模式已經被證明相當成功。該模式鎖定“哨兵”人群，他們代表了新型動物微生物演變成流行病過程中的傳染門戶。我們聯合美國國際開發署對抗新興流行病威脅項目（USAID-EPT）中的合作伙伴、美國國防部以及其他合作伙伴，正將這一模式推廣到全世界 20 多個國家。然而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在上述每一個國家裡我們都需要監控更多人，他們有從所接觸動物身上感染新型的、有潛在傳染性的感染源的風險。在我們設點的所有國家裡，我們需要在更多地區積極開展研究。我們還需要將研究擴展到更多的國家去。從很多方面來看，監控潛在流行病的工作才剛剛起步。
除了研究感染源從動物進入人群的傳染門戶，我們也廣泛監測處於病毒傳播網絡中心的關鍵人群。例如，我們仔細追蹤定期接受輸血的人群。因為這些人中的一些患者將從很多人那裡接受好幾百次的輸血，他們將是微生物的早期感染者。監控他們有助於顯示，什麼時候新型微生物在四處流動。很多處於中心樞紐的群體將有可能成為正在傳播的某種新型感染源的首批感染者——比如健康護理人員和空乘人員。我們的關鍵工作，是要不斷將更多此類人群納入我們的監測體系。
動物也是監測工作的關鍵要素。在第9章裡，我概述了自己和環球病毒預警行動組織生態學團隊負責人邁特·布雷頓發明的一種方法：用簡單的標準實驗室濾紙迅速從我們研究地的動物身上採集大量血液標本。就此，我們增加了對動物死亡事件的監控。每天在地球上某個地方，都有一群野生動物相繼死去，就像前文提及的喀麥隆猿類死於炭疽魔爪一樣。小規模動物疫情為我們瞭解那裡的微生物提供了獨特的機會。
動物死亡事件也能成為一次人類疫情的預兆，正如南美髮生的黃熱病一樣。經常是森林裡的猴子們相繼死亡後，附近人類居住區才被傳染上致命性病毒。世界各地的生物多樣化森林裡，在一些協助我們研究的獵人們的幫助下，如今我們正著手建立一個調查更多動物死亡事件的體系。理想的狀態是，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現動物死亡事件，我們都應該知道。但目前的現實是，我們幾乎沒有這一關鍵信息。
雖然我們 GVFI 的主要實地研究是發現各種各樣新型感染源中的任何一個，但在一些研究地點，我們主要聚焦於某種已知感染源。約瑟夫·費爾（JosephFair）是領導GVFI 實地和實驗室研究的病毒學家和實地流行病學家，他在塞拉利昂進行了一項富有挑戰性的前沿研究，瞭解和控制一種叫作拉沙熱（Lassafever）的致命性疾病。拉沙是一種危險病毒，經由齧齒類動物帶進家門並汙染食品，進而傳染到人身上。
拉沙病毒引發的臨床症狀像埃博拉和馬爾堡病毒一樣嚴重。約瑟夫在西非開發的拉沙研究點提供了一個模式，使我們得以瞭解這些感染源，知道預測和應對它們的最佳方式。與拉沙熱不同，所有出血熱病毒，包括埃博拉和馬爾堡在內的一類致命性病毒，病例都是呈散發態勢的，而拉沙是這些地區人們生活的一個常規組成部分。因為幾乎不可能真正監測只是偶爾發作的病毒，約瑟夫和其同仁們使用了塞拉利昂最重要的研究地點，研究和學習在拉沙病毒擴散前發現和控制它們的最佳辦法。就“疫情電影”粉絲而言，這是一個迷人的地方：有高級別的生物防護，工作人員冒著生命危險，爭相挽救他人生命。然而其重要性遠不止這些。如果我們學會很好地預測和應對拉沙病毒，那麼控制像埃博拉和馬爾堡這樣的病毒就勝券在握了。
我們在 GVFI 做的最激動人心的事情之一，與前沿科學無關，是預防工作。
新流行病出現的最大風險之一是人和動物的密切接觸，尤其是與野生哺乳動物的密切接觸。在理想的預測體系變成現實之前，我們可以開始改變人類行為，減少這類接觸。
凱倫·塞洛斯（KarenSaylors）是一位富有獻身精神的醫學人類學家，在我們的中非野外考察地工作多年，目前在舊金山總部工作。她花費大量時間與世界各地實地研究點的GVFI團隊和其他同仁們一起，從事預防新型流行病的工作。這項工作我們已經開展了幾年，現在正迅速向外推廣。邁特·布雷頓和其同仁約瑟夫·勒杜·迪福（Joseph LeDoux Diffo）以及其他人用近 10 年時間開展了一個我們視為中心工作的項目——健康獵手項目（Healthy Hunter Program）。這一項目關注中非我們所研究的打野味的獵人們，試圖找到降低他們感染新病毒風險的方式。因為這是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出現地點，我們認為這項工作至關重要，但是開展起來並不容易。
我還記得在中非工作的早些時候，當我向獵人們描述我覺得跟獵殺野生動物相關的風險時，他們對此的反應是：“我已經打獵很多年了，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打獵了很多年。這風險顯然不會像這裡其他許多害死我們的東西的風險那麼高。”這是我在所有研究地聽到的反應。這番話有些道理，在每天有人死於瘧疾、不安全的水源和營養不良的環境中，從一隻動物身上傳染上一種新型感染源的風險似乎不值一提。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這樣。
以上問題是小人物悲劇人生的最好寫照。對絕大多數要維持生計的獵人而言，染上一種新型致命性疾病的風險，低於不打獵的營養缺乏和其他損失帶來的風險。然而當微生物多樣性豐富地區數千人以捕獲野生動物為生時，我們就面臨了能夠導致一些新型感染源出現的情況，而這些感染源能毀滅全世界。這不只是獵人們的問題，是我們所有人面臨的問題。
雖然我們苦口婆心地向這些人講授與狩獵相關的風險，但我們也承認真正的敵人是農村的貧窮。要解決這一普遍性問題，我們需要做的不止是解釋狩獵風險。我們需要致力於幫助農村人口找到解決營養不良的可行之道。我們要幫他們找到替代不安全狩獵的謀生之路，而且不能因他們費心養家餬口而橫加指責。在我們將健康獵手項目拓展到更多地方的同時，我們與發展組織和食品組織一起合作，真正解決農村人口的生計問題。
如果我們不費多少氣力，就能夠消除像中非、東南亞和亞馬孫盆地這些病毒熱點地區以打野味為生的狩獵行為，我們一定會這麼做。除了流行病的風險，這些狩獵行為還會給地球上的生物遺產保護帶來眾所周知的負面影響，也會同樣波及以不可再生的動物蛋白資源為食的弱勢種群的食物保障。但是解決辦法需要投入全球的能量和資源，消耗大量財力物力。解決叢林肉問題，除了滿足全世界富人群體遏制疫情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利己目的之外，也能幫助世界上一些赤貧群體過上像樣的生活。對那些想拯救一些富有魅力的瀕危物種的人們而言，叢林肉問題不是他們口中的花邊新聞。它影響到全球的公共衛生狀況，忽視它的後果不堪設想。
GVFI 所做的第一步，是改變利於新型感染源進入人類的行為。在尋找更多合作伙伴和資源幫助我們推廣此舉時，我們承認在預防引發流行病的行動方面，現在我們可以做得更多。我們的推廣可以與其他公共衛生運動完美地配合起來。正如我們在第8章裡所討論的那樣，發生在艾滋病人身上的免疫抑制促使新型微生物入侵人類。我們必須努力確保將控制艾滋病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推廣到最偏遠地區經狩獵已接觸野生動物的人群。我們已與像科學家黛比·伯克斯（Debbi Birx）這樣的一些該領域開拓者一起工作。黛比曾在華特瑞陸軍研究所指導一個成果豐碩的研究小組，她放棄這份職業，轉而去負責美國疾控中心的全球艾滋病項目。該項目專注於向世界上一些最窮困地區提供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具體事項，它將惠及我們所有人。
對於預防流行病，我們每個人都有出力的方式。公眾給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施加壓力，讓他們支持對流行病採取長期預防之法是至關重要的。有見地的公眾必須促使政府投入更多資金，用於未來流行病控制通用方法的研究和實踐，而不是僅僅針對一種微生物的威脅。
近期流行病發生後，專家提出了一些建議，我們最好採納並在行為上有所改變。 2009 年度 TED 大會在長灘召開，一位有影響力的娛樂界律師弗雷德·高德靈（Fred Goldring）在會上提出，我們應該倡導一種“安全握手法”，相互碰觸肘關節而不是手。當然，打噴嚏對著肘關節而不是手，同樣有助於減少一些感染源的擴散。據我所知，沒有人深入研究像日本這樣的國家鞠躬（而不是握手）對健康的影響，但估計應該減少了一些感染源的傳播。同樣在日本，我們見到了只要生病就在公共場合戴醫用口罩的行為，此舉會有效抑制一些微生物的傳播。改變這些習慣非常困難，但我們的研究模式顯示，有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你也許會問自己，究竟何時我們才會看到本章開頭描繪的理想控制室？雖然那幅場景是虛構的，但我們沒有理由要等幾個世紀才能看到，甚至幾十年都不用。實際上， GVFI 的目標之一，就是讓這間夢想的控制室成為現實。拉奇·古拉斯卡拉帶領著我們的數據團隊，其成員由清一色的新生代年輕科學家組成。他們將我們的實地研究與我們在第 10 章討論的全新數據融合在一起。來自實地和實驗室的詳細數據，將很快與來自手機、社交媒體和其他來源的數據結合，形成最終疫情的聚合數據。
10 年前，收集世界信息的頂樑柱是官方機構，比如美國國會圖書館，然而這不是一成不變的狀況。今天，像谷歌這樣的組織採用創新方法和激勵機制，構建出幾十年前我們做夢都不敢想象的訪問信息的技術手段。在全球衛生領域，我們必須向這樣的創新敞開大門。我們常說，像谷歌這樣的組織已幫助我們創建了一個環球神經系統（global nervous system）。如果我們想要有一個等同於環球免疫系統（global immune system）的東西，就需要研發結合政府和非政府體系的新方法，使用最新的方法和技術。
事實上這項工作已經開始了。在不久的將來，無論你是擔心一場疾病災難帶來政治和經濟損失的國家元首，還是擔憂與下一次流行病相關的供貨鏈中斷和員工離散的 CEO ，或是憂心家人健康的市民，你都可以迅速找到更好、更準確的實際疫情數據。這些信息不僅來自政府，也來自像我們 GVFI 這樣的組織。大家將遙遠的病毒情報站的實驗室結果和國際新聞推送、手機短信、社交網絡、搜索模式結合起來，創造一種新的流行病情報樣式。
我們處在一個充斥著新型流行病風險的世界。幸運的是，我們也處在一個用技術手段建造環球免疫系統的時代。我們宏偉卻又十分簡單的理念是：我們應該、也能夠將流行病預測和預防做得更好。但真正大膽的念頭是：有朝一日，我們能將流行病預測和預防工作做得漂亮到可以宣佈“這是最後的一種流行病”——到那時，我們發現和遏制流行病的能力，已經強到連“流行病”這個詞都不需要了。
題圖來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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