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月25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做了《

以下是演講部分內容

神化《自然》等雜誌導致國內優秀學術資源嚴重流失

5年前，我和拍檔穆蘊秋博士在研究《自然》雜誌上的科幻小說時，看到加德菲爾鼓吹影響因子的文章，決定深究下去。這幾年我們持續在《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發表系列論文，並在《讀書》、《出版發行研究》等雜誌上發表相應文章。但今天我要嘗試把研究成果用講座的方式來和大家分享。

《自然》在國內的神話地位

《自然》雜誌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不僅是大家的普遍印象，在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也有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支撐。比如，十年前，在《自然》雜誌上發表文章，在中國科學院和某些高校可以得到25萬到30萬人民幣的高額獎勵。

能夠獲得神話般的學術地位，首先和它非常善於營銷有關。1990年代，它就有先見之明地在中國科技界內大力營銷，會給你送雜誌，往你郵箱裡定期送中文摘要。成功建構出神話的重要的理論依據就是具有高影響因子。

以2016年數據為例，全世界收入的SCI期刊一共8778種，《自然》名列第9名。排名前20名雜誌裡大部分是專業雜誌，而《自然》是綜合性雜誌，位居第九，很多人就有理由把它說成世界頂級雜誌。相比而言，中國現在辦的英文雜誌中，影響因子成績最高的才14，而《自然》是38，以前曾到41。

2016年，全世界收入的SCI期刊一共8778種，《自然》雜誌的影響因子名列第9名，被很多人認為是世界頂級雜誌

再以大家都知道的韓春雨事件為例，此事雖然塵埃尚未落定，但一開始大家基本相信他在《自然·生物技術》雜誌上發表的關於他發明新的基因剪輯方式的論文。《自然·生物技術》在2016年的影響因子是43，它是《自然》雜誌的子刊。論文刊發後，韓春雨在中國國內獲得了巨大的科學聲譽，由副教授身份當選了省科協副主席，在上海，這樣的職位一般都是院士之類的資深專家擔任；他也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經費，河北省更向他許諾了2億元的鉅額研究資金。後來因為國內外許多團隊都無法重複他的實驗，人們開始質疑，但已經足見高影響因子在國人心中的地位。

2016年5月2日，《自然》系列頂尖刊物《自然·生物技術》在線發表了河北科技大學生物科學與工程學院教師韓春雨的研究成果，一時間轟動整個科學界，但隨後因其結果的不可重複，再次引起了較大爭議。

韓春雨事件是一個雙重例子，一方面表明了論文發在高影響因子刊物上能獲殊榮，另外一方面也表明，單靠影響因子判斷一篇論文也會失誤。刊發了錯誤的論文，在《自然》這類雜誌看來，事情很簡單，可以宣佈撤銷論文。這和中國學界的思維完全不同，它們不會認為是名譽受損的嚴重事件。比如德國一個非常著名的造假的物理學家，被揭露後，《自然》雜誌撤文7篇，《科學》雜誌撤文9篇；前幾年日本的小保方晴子受寵於《自然》雜誌時，一期就刊發她兩篇文章，後來她被指控造假，《自然》雜誌就將她的論文撤銷了事。

日本科學家小保方晴子被指控造假，《自然》雜誌撤銷了她的論文

影響因子游戲秘訣

所以，我們要來看看影響因子究竟是怎麼回事？

首先，發佈影響因子的機構是一傢俬人商業機構，名叫“科學情報研究所”。很多人都誤認為它是國際著名情報機構，而美國法律允許一個純粹的私人商業公司註冊這樣的名字，但在中國是不被允許這樣註冊的。

公司創始人加菲爾德是位商業奇才。圖情專業出生的他在讀博期間就創立了小公司，出售圖書情報信息產品。1960年，他決定把公司更名為“科學情報研究所”，一下子就紅火了。他向人介紹成功經驗時說，這個名字，尤其會讓第三世界國家誤以為是一個國營的非營利機構。所以加菲爾德非常準確地揣度了發展中國家的心理，包括中國。

公司每年發佈SCI報告，報告迄今為止已經收錄了全世界8778種科學雜誌，統計了這些雜誌文章被期刊引用的數據；他再把引用的數據開發衍生產品，叫做JCR報告，就是這些刊物的影響因子排名，他每年要發佈這些並賣錢。作為商人，加菲爾德所做之事從道德上來說無可厚非，商業機構追求利潤最大化，但不幸的是我們對他所做的這套商業體系頂禮膜拜，並誤認為是國際科學界的學術公器。

“科學情報研究所”已被轉賣三次

崇拜影響因子的人由此說我想黑他，私營企業就一定不公正嗎？

作為私人企業，它有輝煌的業績。

1960年，加菲爾德將公司更名為“科學情報研究所”，簡稱ISI；

1964年，開始出版SCI報告；

1973年，推出了SSCI報告，即社會科學的SCI報告；中國國內有CSSCI，就是模仿SSCI，只是針對中文雜誌；

1975年，正式開始出版JCR報告，影響因子游戲從此開始。

至今位置，加菲爾德的公司其實已經被賣了三次。

第一次，1988年，向JPT公司出售了50%以上的股權（1964年他還向華爾街風投出售過20%的股權）；

第二次，1992年，湯森路透收購了JPT公司，就是衝著旗下的ISI；

第三次，2016年，又轉賣給一家加拿大公司。

作為一傢俬人企業，被賣來賣去很正常，但這怎麼可能是國內許多人想象的“國際權威科學機構”呢？

加菲爾德發起影響因子游戲，與《自然》心照不宣

ISI出版SCI報告已經盈利，衍生產品JCR報告發起的影響因子游戲，讓公司更掙錢。本質上說，這個遊戲並不是加菲爾德發明，在他之前就存在這種思路了。比如，在每年訂雜誌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圖書館如何選擇？選擇文章被引用率高的雜誌，就能夠滿足更多的讀者。加菲爾德發揚了這種思想，他可以依據SCI的數據庫算出每本雜誌的影響因子。那幾年，加菲爾德到處去參加學術會議、做報告、提交論文，並在《自然》和《科學》雜誌上多次刊文，極力鼓吹影響因子。

最初學術界也有人對此有異議，但那兩家雜誌“有立場”而不刊發反對意見。

雜誌當然可以有立場。但還有一個事實，加菲爾德修改過了影響因子公式後，《自然》和《科學》雜誌的低排名一下子升高了，有一個雜誌一下子升高了100名。而且這些雜誌按照修改公式所體現的“精神”，來改進自己的編輯策略，讓雜誌影響因子更高。

因此，從1975年影響因子游戲正式開始時，我們有理由認為，ISI公司和《自然》雜誌之間，有著心照不宣的共謀。

影響因子公式中的分子如何加大、分母如何減小

在我們發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前，國內科學界、圖書情報界和媒體普遍將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理解錯了。準確的影響因子公式是這樣的：

一份期刊前兩年發表的“源刊文本”在這個年度的總被引用數，除以這個期刊在前兩年所發表的“引用項”數，就是這個期刊在這個年度的影響因子數值。

期刊的文章被分成兩種類型，一種叫做引用項，一種叫做非引用項，兩個加在一起構成了“源刊文本”數，中國人普遍誤認為所有“源刊文本”都是引用項，其實不是這樣的。

這就涉及我們對這謝雜誌的瞭解，像《自然》、《科學》、《柳葉刀》（2016年影響因子排第4位）這些雜誌，典型的狀況是什麼樣的？

它們都是兩棲雜誌——既有學術文本，又有非學術文本。學術文本往往只佔文章總篇數的10%左右。學術文章對應引用項，其他那些都是非引用項，以《自然》雜誌為例，目前通常有18個欄目，只有三個欄目是屬於引用項，即學術文本。還有15個欄目裡面都是非引用項。而中國學術界和媒體普遍想當然地認為“源刊文本”就等於引用項。

要提高影響因子數值，一是擴大分子，二是減小分母。分子由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構成，分母卻是由所有文章中的一部分文章數構成，讓學術文本在總文章數中佔的比例變小，分母就變小了。這個公式給這些雜誌“指明瞭辦刊方向”：一方面設法讓自己的雜誌名頭大起來，就會有更多引用；另外越減少學術文章數，分母就會越小。我們做了細緻的數據統計，從1975年以來，《自然》雜誌減少了五成的學術文章，《柳葉刀》的學術文章數甚至只剩原來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了。而且，雜誌還可以在刊登稿件時向高引作者和高引主題的論文傾斜，這樣影響因子就可以更高。

這個遊戲就這樣玩開了。

醫學雜誌《柳葉刀》因其擁有的高影響因子，在醫學界享有很高地位

《自然》無匿名評審制度，從不設編委會，並非學術公器

但這樣做要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雜誌不能是學術公器。

國內學術刊物通常被大家認為應該是學術公器，比如高校或學會的學報，有兩個重要指標：一是設有編委會，二是實行匿名審稿制。通常，學報會將稿件送交一個或兩個匿名審稿人審閱，來決定是否發表該文；如果一人同意，一人否決，則會提交第三人再審。每期稿件在刊登雜誌之前均會召開編委會，由各個編委對每篇文章進行詳細討論。對於有爭議的文章，一般會事先指定某個編委負責細審，並且作出判斷。在這樣的刊物中，主編只有一票，根據全體編委的投票決定文章是否發表。因此，文章是否發表，理論上是由編委會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匿名審稿人決定。但無論如何，都不是由主編決定的，這就叫做學術公器。

反觀《自然》雜誌，被我們頂禮膜拜了那麼多年，卻非學術公器。現任《自然》雜誌主編坎貝爾在2014年接受國內果殼網採訪時說，“我們從來不設編委會”。他還以此為榮，因為在他看來，設置編委會就會使雜誌失去獨立性。他還強調，《自然》雜誌的編輯非常優秀，足以決定文章是否刊登。另外，他還非常明確地表示，《自然》集團旗下的所有雜誌均是如此。而在目前影響因子位列前二十的雜誌中，有9個雜誌屬於《自然》集團，它們均不設編委會，所以根本不是學術公器。國內一些學者提出，在《自然》雜誌上發文章那麼難，為什麼還不公正？我回答說，發文難與公正是兩回事，不能劃等號。

影響因子存在可以討價還價等系列弊端

影響因子還可以討價還價，儘管JCR報告每年都重複刊登影響因子公式，但卻並不說明分母的計算原則。所以很多雜誌都和湯森路透或ISI討價還價，意圖提高影響因子。

例如《柳葉刀》雜誌，1999年它的影響因子跌落了許多，就去找湯森路透理論，稱其多算了影響因子公式中的分母。最後湯森路透修正了分母的數值，此後《柳葉刀》大量減少學術文本（從2000年的821項減到2014年的271項），很快使影響因子大幅回升。

又如《美國國家圖書館·醫學》雜誌，認為湯森路透把它的影響因子計算得過小，自己計算結果為11，而湯森路透計算的結果為3，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是，第二年《醫學》雜誌的影響因子變成了8，但“公司拒絕把挑選‘引用項’的過程公諸於眾”。

影響因子游戲還存在更多的問題。例如，已經有歐美學者做過研究，證明兩年期限明顯不合理，不同雜誌統一使用兩年期限也不合理。但這一問題一直沒有解決，ISI現在仍然堅持以兩年為界。

另一問題是，能不能花錢進ISI的收錄名單？加菲爾德也說過，收錄一本雜誌意味著要錄入這本雜誌的數據，這是有成本的，讓雜誌自己承擔這項成本就能儘快收錄，而這就難免使人產生“花錢買進ISI收錄名單”的猜疑。實際上到底能不能花錢買進收錄名單，還沒有人公佈過調查，而且如果真想花錢買進去，可以通過訂閱該公司的產品給它送錢。

影響因子不僅在中國受到崇拜，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也都受到崇拜，結果是損害了這些國家自己的雜誌，所以也有發展中國家嘗試進行過反抗，不幸的是以失敗告終。

中國學術期刊的評價困境

從加菲爾德發起影響因子游戲之後，很快在歐美也得到了響應，《自然》、《科學》這些雜誌的鼓吹起到了很大作用。到上世紀90年代，這個遊戲已經非常風靡，也開始被中國引進。客觀地說，它確實提供了論文評價和管理的簡單工具，但到了今天，已產生嚴重弊端。

權威時代的一言九鼎與“後權威時代”的量化指標

中國學術界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仍可稱為權威時代。權威時代的特徵，是由國內一些學術界的泰斗級人物來出具權威意見，他們的意見毫無爭議。舉非常有名的例子，在何其芳擔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時，他指定錢鍾書擔任研究員，某人擔任副研究員，某人擔任助理研究員，大家對此均無異議，因為何其芳極具權威，而錢鍾書也確實很出色。權威時代表面上看似乎某些學術泰斗可以一手遮天，但同時也可以追責。如果錢鍾書不稱職，大家可以追責指定他的何其芳。所以，即便是學術泰斗也並不能隨心所欲，因為他需要承擔責任。

進入“後權威時代”，沒有了權威，學者們互相誰也不服，就需要設計一個“客觀”的評價體系。量化指標就顯得比較“公正”。於是乎，我們現在看到，評選教授是一個學術委員會共同投票的過程，此時，通過計算論文的數量、發表論文的刊物高影響因子的大小、文章引用情況等等評價標準，覺得再客觀不過了，後果是沒有任何人需要對結果負責。

這種“客觀”的量化指標，具體到某一篇文章就容易產生荒謬的結果。比如你今天發表了一篇荒謬的文章，人們紛紛給予駁斥，駁斥就要引用，由於影響因子中的引用是絕對數值，無論引用的作用是批判還是贊同，均計入引用次數。所以那些被撤銷的論文，在撤銷之前往往都具有高引用率。

簡單管理工具的弊端：國內優秀學術資源嚴重外流

就管理的便利而言，有些人挺贊成，認為這是影響因子游戲的積極意義。但它帶來的嚴重弊端，許多人還沒有認識到。

強調學者在高影響因子刊物發表文章，首先導致中國優秀學術資源嚴重外流。現在很多學校、科研院所要求學者將論文發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而高影響因子刊物都在國外。換言之，就是把中國最優秀的學術成果送給《自然》和《科學》發表，因為他們的影響因子高，這樣會導致中國優秀學術資源嚴重流失。

最後這回形成中國科學家用中國納稅人的錢為外國打工的荒謬局面。科研經費是中國納稅人提供的，科學家把研究成果發表在國外雜誌上，首先要向國外雜誌提供版面費（有一項統計表明，現在僅這一項就每年數十億元）；若國內同胞想要閱讀這些成果，又需要再花一筆錢買回國外的雜誌。

這樣持續下去，我們中國學術期刊就永無出頭之日，這會導致惡性循環。所以發展中國家應該而且必須對影響因子游戲進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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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因子 日本 上海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