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广州番禺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披露了一名确诊病例的感染过程：1月20日，东环街居民孔某在某市场买鱼，鱼档的档主郭某刚好于1月20日发病，孔某在与郭某接触后，1月26日发病，随后将病毒传给了家人卢某，卢某也于2月1日发病。
记者了解到，2月15日，广州市番禺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曾公布新增2例新冠肺炎病例的详情。该2例病例与此次披露的两位感染者信息一致。
工作人员在商讨中
公布的信息显示，其中一例患者卢某居住在东环街金山谷花园沿山街7栋，是已在广州市指定医疗机构治疗的确诊病例孔某的丈夫，于2月4日送至健康集中观察场所接受医学观察，后转市指定医疗机构治疗。
在对二人的流调过程中，孔某和卢某均否认有湖北旅居史，未接触过有相关症状的人员，平时很少外出，只偶尔到市场买菜，这令调查一度陷入困境。
面对这一难题，番禺区卫健局、番禺区公安分局和番禺区疾控中心，是如何“抽丝剥茧”，追查孔某和卢某的感染来源呢？且看他们“福尔摩斯”般的硬核操作：
追查孔某和卢某感染来源经过
2月3日晚上11时
番禺区东环街一家人同时报告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孔某和卢某，疾控中心传染病应急队立即对2例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2月4日凌晨
将2例病例的密切接触者送到区疗养院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流调过程中，孔某和卢某均否定有湖北旅居史，未接触过有相关症状的人员，平时很少外出，偶尔到市场买菜，一次买几天的菜，调查陷入困境，没有发现明确的感染来源，2名病例一直处于感染来源不明的状态；
2月15日
公安流调专班通过对番禺区病例之间的活动还原，发现孔某在1月20日与某市场确诊病例郭某存在时空交集，通过再次补充调查，深入分析了孔某的消费行为，帮助孔某回忆到1月20日在某市场的鱼档买过鱼，而某市场鱼档的档主郭某刚好于1月20日发病，孔某在1月20日与郭某接触后，1月26日发病，随后将病毒传给卢某，卢某于2月1日发病。
番禺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案例虽仍需进一步确认，但公安部门的数据研判和走访调查为疾控部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据悉，自2月15日起，针对复杂多变的战疫形势，番禺区公安分局派出一名具有资深侦查经验的副大队长带领跨部门连夜组建的番禺公安流行病学调查专班进驻区疾控中心，靠前协同作战，第一天的驻点已经取得可喜的效果。
番禺公安流行病学调查专班24小时运作，截至目前，通过视频追踪、走访调查、大数据研判等方式共依法协助疾控中心核查疫情人员、车辆等64串关键线索，从海量数据中，总结、整理，并经严密的逻辑印证后，累计输出1900多条线索供前线进行流行病学追踪，取得较好成效。
“无接触史”的独居老人如何感染？
70岁的上海独居老人桂芳（化名），不爱社交，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初步调查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例，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作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以下简称现场工作组）的一员，孔德川急需调查这个病例的“源头”——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还是“有相关病例接触史”。
然而，从初步调查资料来看，这位70岁的老太太全都不符合：
线索屡屡中断
活动轨迹整理出来了
2月5日，实验室的电脑屏幕上，桂芳的咽拭子检测结果显示出S形的曲线。她被确诊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大多数案例的“来龙去脉”经过流调，都是清晰明了的。而送到市级层面“专案组”待“破案”的，都是最难啃的骨头。桂芳的案子，现场工作组多次组织人员研判，联合区疾控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社区工作者反复分析，但线索却屡屡中断。最后该案子被指派到了孔德川和郑杨的手里。
桂芳应该是和善、爱干净的知识分子模样。至少，从孔德川初步得到的调查信息可以这么判断。
她所居住的A区临街公寓，是1930年代的砖混结构公房。一人住面积有些大，她把另一间隔出，用于出租，与租户共用一个大门。不过，她个性内敛，喜欢清静，与租户、邻居从不窜门，见面只是点头，问好。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总会画图，梳理出病例的活动轨迹。
这是流调组的经验。“一图胜千言！信息扑面而来时，一定要有思路，脑袋要保持清醒。”潘浩在会上大声强调。他是上海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急传科主任，也是此次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副组长。
“首要就是把发病时间确定，有了发病时间，往前14天，调查病例的暴露情况，也就是什么原因得病；往后至隔离治疗前，需要判断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孔德川把桂芳的活动轨迹整理如下：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儿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别位于B区和C区的几家单位。此后的1月27日上午，她开始身体不适，无力，头痛，有轻微的咳嗽，但她认为，“大概是血压高了”，咳嗽也应归因于她常年患有的支气管炎。2月3日，女儿再次来电，她说骨头酸疼，女儿坚持带她到A区看诊，她已开始发烧。CT显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征象。她被诊断为“疑似”，被发热门诊收治，隔离。此刻，她已经进入了疾病防控的网络。2小时后，A区疾控中心在系统里发现了她的报告。流调人员开始调查。医务人员将她的咽拭子标本，连同血液标本被送至市疾控的实验室进行检测。2月5日她被确诊后，被转入上海市新冠病例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可以判断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无声息地接触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接触上的？
排查120余人，进展缓慢
除了密切接触者还会有谁？
C区某单位进入孔德川的视线。从发病时间来看，C区比B区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请C区疾控中心协助，了解到桂芳曾去过C区某单位，而这一行程涉及100多人。
C区疾控中心找出了100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逐一核实，“是否有湖北接触史、旅居史、是否有发热或呼吸道感染症状”。结果，全都排除。
“狡猾”，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形容这个需要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对手，喉头有些哑。
“你让我遇到再多的SARS病例，都能够及时识别出。但这个病毒实在是不按套路出牌……”某天夜晚11点，不需要去刻意鼓舞士气的时刻，潘浩在电话里这样疲惫地感叹。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触者都已排查。女儿一家从1月27日杨桂芳发病至今，14天隔离期已过，无人发病。孔德川最担心还有潜在的被感染者。这也是流调者必须要尽快找出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意义。毕竟，在上海市至今为止的335例确诊病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确诊患者是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第一时间发现并管理好这最后被确诊的120多名密接，避免他们成为新的传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发展的关键。
临行前两人去找专家组副组长潘浩理思路，潘浩给孔德川画了一张图，并祝他们“马到成功”。现在这张图就在孔德川的脑子里反复推演：
·继续完善本人的接触史，看看是否有遗漏；
·密切的接触者（儿女、孙辈）在患者发病14天内是否接触过可疑的感染源；
·最后的选择，再问问社区里是否有可疑感染源接触史。
一位新的接触人员出现了
新的疑点又产生了
A区疾控中心到了，会面地点直接定在318会议室。
区流调人员小马和李主任拿着本子坐在会议桌对面，眼皮直打架。
他们已经记不清为这个案子和市疾控沟通了多少次了。“老太太一共接触的人就那么几个，问题都问过了，都没有接触过来自武汉的人，也没有出过上海，没有去过人群比较密集的大型聚会。”小马很疲惫。
孔德川说：“这是特殊案例，必须特殊对待。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我没去过’，‘没接触过什么可疑的病人’，但如果问他，那天跟谁在一起，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调查的线索。”
孔德川又把前述工作解释了一遍，李主任松了口气。“那行，我们再问一遍。”
“你们负责密切接触者以及社区，我们现在来给老太太打电话。”孔德川安排了分工。
“有进展了。”小马放下文件夹，“老太太家人刚刚提到一位新的接触人员，与病例在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一起办理过业务，是上海市一个已经确诊的病例。”
“啊！”所有人惊呼。
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庆贺。因为新的疑点产生了。
那位确诊病例是在1月25日发病，那他与桂芳之间是如何传播的？新的问题逻辑判断又来了，孔德川又要继续下一个流程。流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一个的逻辑判断，一个一个的线索探索，一个一个的证据佐证！
而这个案例正印证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的某些看法。
流行病学调查是一个耗时耗力、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对于新发传染病来说，方法和结论是在不断的调整和纠偏中进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密切接触者”按规定是在患者发病后密切接触的人员才算，但随着对病毒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定义已被改为从发病前2天算起。当大众已经越来越习惯听惊奇的流调破案故事，政府部门也在力图更多地提供这样的故事，但孙晓冬希望公众能理解，短时间内所谓的破案不能代表完整的流行病学调查过程。
“有时候，流调过程其实就是在专业基础上的一种逻辑思辨。不管思辨的程度和关系如何，都必须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相关部门的联防联控，才能把问题基本搞清楚。并通过病例流调分析，发现疫情发生的特征，最终为政府决策调整提供重要依据。”孙晓冬说。
来源 ：羊城晚报、金羊网、羊城派、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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