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片《逍遙騎士》中有一場戲，主角比利和懷特在途中接了一個波西米亞人，然後來到他們居住的帳篷，與第一次在傳統的天主教家庭停留不同，比利兩人與這個嬉皮士群體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但最終這看似相仿的兩個群體卻在比利的一次“閉門羹”中被劃清了界限。
其實關於這兩個群體界限的劃分，作為“垮掉的一代”代表人之一的傑克·凱魯亞克最有發言權，他在長篇小說《在路上》裡這樣寫道——他們是美國卑微的嬉皮士，是新的垮掉的一代。
雖然嬉皮士文化在如今更廣為流傳，但嬉皮士與“垮掉的一代”卻有著不同的形成背景和追求。
垮掉的一代誕生於美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此時二戰的勝利，商業的膨脹席捲了整個美國，而垮掉的一代所對抗的，正是這種大城市的資本侵蝕，他們認為人應該追尋更獨特的體驗，而非現代文明所捆綁的“舒適”生活。在電影《逍遙騎士》中，懷特也提到過，他們是從洛杉磯來的。在影片一開始，懷特把手錶丟掉的鏡頭，便是對現代文明的反抗——時間，正是支撐現代文明運行的關鍵。
《逍遙騎士》
而嬉皮士文化的流行，既有因為持續的越戰，經濟衰退這些社會背景，也有亞文化反抗主流的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嬉皮士文化更多是對主流的疏遠和自我的放縱。迷幻劑在大部分嬉皮士手中是脫離現實的工具，而非刺激靈感的妙藥。
影片《逍遙騎士》中比利吃閉門羹的原因，正是來源於嬉皮士群居之後自然形成的一種階級統治模式（其實在《好萊塢往事》中也有表現），而這對比利和懷特這兩個一直在路上的自由個體來說，這種模式是對文明社會的複製，而且最終形成的是一種低等的，自給自足式的社會文明，本質上與大都市並無區別。
其實這種定居式的生活對人類的影響，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就在他的“簡史”三部曲中提出過一個觀點，這個觀點的前提當然是拋開人類發展的需要，而去思考農業定居對人心智體驗的影響到底是利是弊。其實垮掉的一代對於生活體驗的追求，與尤瓦爾·赫拉利所提出的追尋個人心智在某種層面上是高度重合的，包括在第三部書的一個論點中，尤瓦爾·赫拉利也提到，想要了解自己心智的最好辦法就是走出去感受實在的生活，注重感知，而非單一地接收信息。
《在路上》啟發了《逍遙騎士》等一系列公路片，其中比利和懷特兩人對物質資本的反抗確實直接繼承於“垮掉的一代”所展現的精神追求，凱魯亞克不止一次在小說《在路上》中描述他們與現代文明所構築關係的格格不入：
『百萬居民為了他們中間的一美元永不停息地奔忙，那瘋狂的夢想——攫取，強佔，給予，嘆息，死亡，僅僅為了以後能葬在長島市另一頭那可怕的墓地城市。』
『好萊塢大街是由汽車組成的一大片尖嘯瘋狂；每分鐘至少發生一起小車禍。所有人都直奔最遙遠的那棵棕櫚樹而去，但過了那棵樹就只有荒漠和虛無。』
這種對高度資本化社會和商品侵蝕的反抗，在著名的B級片導演約翰·卡朋特的影片《極度空間》中被形象地展現了出來，通過一副能看透“真身”的眼鏡，卡朋特風趣地解析了意識形態的運作規律，城市披上了高度文明化的外衣，通過媒體，商品潛移默化地影響人類，從而掩蓋“外星人”存在的真相，其背後的所指不言而喻。
《極度空間》
同樣在《逍遙騎士》裡，律師漢森也講過一個關於外星人的陰謀論，這個陰謀論的基礎源自於對主流文化的不信任，同時這些主流文化也是“垮掉的一代”的宿敵，正如傑克·凱魯亞克在《花花公子》的文章中所說的，“垮掉”對他來說是至福，而當時的主流文化卻把“青少年犯罪”和暴力執法囊括到了“垮掉”一詞當中。正是這種主流文化對亞文化的不理解和排斥，才讓漢森通過外星人的烏托邦故事，指出了人類社會的運行依然基於一個陳舊的體系，正如他後面所提到的關於自由的概念一樣，保守派們宣揚自由，而當一個真正擺脫現代文明概念和商品經濟束縛的人出現時，他們卻害怕了，因為這個資本化的“美國夢”正是建立在這種商品經濟之上的。
凱魯亞克等人所做的，便是努力擺脫這套體系對人的影響，他們避免長時間停留，由此反而為讀者提供了一種類似於旁觀者的角度，經過，然後離開，也正是如此，作者才可以提供另一個觀看的角度。
凱魯亞克在遇見印第安人時，有過這樣的一段描述，這段對文明的反思打破了常規對於”文明“高度的定義，這種觀察角度，同樣也在尤瓦爾·赫拉利的書中提到過，在他們眼中，文明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並沒有高低之分，凱魯亞克眼裡，人類所引以為傲的這個文明是如此脆弱，與眼前“悲慘”的印第安文明並沒有區別，也許一個小小的改變，就會顛覆整個“文明”，讓這個建立在印第安地盤上的美國重新重新洗牌。也正是這種摒棄了高低之分的眼界，讓凱魯亞克能以更平和的態度體驗生活。
凱魯亞克等人的旅行並沒有明確的目的，但在旅途當中生活給予的不同視角，是這一次次旅行最大的意義。也正因為這種無目的旅行的不確定性，才啟發了許多人，用各種“叛經離道”的態度和想法面對世界，讓“垮掉”變成某種“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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