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稱作“東亞病夫”的大清王朝，試圖救亡圖存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廣為知名。而在西方被稱作“西亞病夫”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19世紀同樣也發生了模仿西歐體制的坦齊馬特改革。雖然奧斯曼帝國最後還是瓦解了，但坦齊馬特改革也不能說沒有成效。如果瞭解了那個時代的風雲變幻，也會對當今的我們有所啟發。
少年蘇丹與花廳御詔
1839年，奧斯曼帝國後期著名的鐵腕蘇丹，曾血腥屠滅耶尼切裡近衛軍的馬哈茂德二世去世了。他的兒子，年僅16歲的阿卜杜勒·馬吉德一世蘇丹繼位。馬哈茂德二世在世時，剷除了長期把持朝政的耶尼切裡近衛軍，並取締了與之有密切聯繫的貝克塔什苦修團，強化了君主的權力，並初步模仿西方制度進行改革，為坦齊馬特改革打下了基礎。
年少的阿卜杜勒·馬吉德一世希望延續其父的道路，振興奧斯曼國家。但蘇丹性情溫和，不具備乃父的鐵血手段和雷霆作風，更依賴於自己的臣僚和謀士。馬哈茂德二世時代的重臣雷希德帕夏成為他的左膀右臂，英國駐奧斯曼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子爵也對蘇丹頗為欣賞，全力支持奧斯曼帝國的變革運動。
馬哈茂德二世去世之時，奧斯曼帝國處於風雨飄渺之中，割據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自己為王，多次擊敗奧斯曼軍隊，甚至一度奪取了帝國的黎凡特地區。好在，由於馬哈茂德二世生前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歐洲列強才脅迫穆罕默德·阿里吐出了佔領的領土。在這樣的局面下，改革圖強不僅勢在必行，而且需求非常迫切。
1839年11月3日，在託普卡帕宮的花廳（本是宮廷甜點師準備玫瑰蜜餞的地方，因此得名），阿卜杜勒·馬吉德一世頒佈了由雷希德帕夏擬定的，相當於馬哈茂德二世遺囑的改革法案，也就是著名的“花廳御詔”。
花廳御詔是伊斯蘭世界最早的一份憲法性文件，實際上是一份規定了法律、社會與政治權利的憲章。
敕令宣稱：所有帝國臣民，無論信仰何宗教，全部享有生命、名譽和財產不被侵犯的權力；廢除包稅制，建立公平合理的稅收制度；建立合理的徵兵制度，對管理的貪汙腐化行動給予嚴懲，等等 。御園敕令具有突破性的意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是一種“與古代伊斯蘭傳統的根本性分裂”，按照穆斯林的原則，這是一份極其大膽甚至褻瀆的宣言。
然而，在奧斯曼這樣的老大帝國，各種利益關係盤根錯節，改革必然會受到來自各方勢力的挑戰，它的前途命運又將如何呢？
強大的阻力
要讓國家富強起來，首先就要改革稅制，保證國庫財源的充足。因此，改革派試圖廢除帝國實施數百年的包稅制。
包稅制的實施，會導致農民需要付出遠多於國家實際徵收的賦稅，人民群眾自然踴躍支持廢除包稅制。然而地方的保守勢力和既得利益者早已滲透到帝國官僚系統的每一個角落，他們全力抵制新稅制改革，新的徵稅系統也顯得低效無能。大量徵收的農產品無法及時運出，在田頭和倉庫爛掉，國家得到的賦稅甚至還不如包稅制時代。於是沒多久，帝國不得不又恢復了包稅制。
試圖令穆斯林和基督徒得到平等地位的法案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支持，尤其被英國駐奧斯曼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寧所關注。實際上，這項改革並非毫無成效，蘇丹阿卜杜勒·馬吉德一世曾經親口宣佈——“他的版圖內，基督教不得被侮辱，基督徒也不能由於其信仰遭到任何迫害”。在之後的一段時間內，基督徒所遭受的打壓迫害確實減少了，他們享受的權力有所提升。
然而在1848年歐洲革命後，民族主義風潮吹遍整個歐洲，民族自決成為主流的情況下，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對於有限的讓渡利益無法滿意。而穆斯林卻又非常不滿於基督徒地位的提升，這樣一來，新法案反而擴大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矛盾。
阿卜杜勒·馬吉德一世不具備乃父馬哈茂德二世的鐵腕和魄力，無法強力破壞阻擋改革的利益集團。坦齊馬特改革儘管在行政方面取得了一點成就，但並不足以使奧斯曼帝國擺脫自身在列強環伺中的頹勢局面。
軍事成果
儘管社會領域的改革成果不足，但奧斯曼帝國在軍事上的提升卻是顯而易見的。身為帝國塞拉斯克（軍隊總司令）的勒扎帕夏推行了軍隊重組方案，將帝國軍隊分為現役軍隊“尼扎姆”，服役期限五年；和預備役部隊“雷迪夫”，即現役軍人返鄉之後再於所在地區服役七年。帝國的兵員招募採用徵兵制，部隊的訓練、武器、裝備和組織方式全部西化。通過改革，奧斯曼帝國獲得了擁有至少25萬人的新軍。
軍隊的改革比起政治體制的改革顯得容易一些，並且也很快體現出了成效。在克里米亞戰爭的前奏戰——多瑙河戰爭中，帝國軍隊在1854年的錫利斯特拉保衛戰中頑強抗擊來犯的沙俄軍隊，援軍趕到後更是成功地將俄國大軍趕回了多瑙河對岸。克里米亞戰爭中一支有少量奧斯曼軍隊被派到克里米亞半島，在葉夫帕托里亞戰役中以較少的兵力打退了進攻土壘的俄軍。
哪怕是第十次俄土戰爭中（此役以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遭受慘敗，巴爾幹被俄軍橫掃告終），帝國的戰鬥英雄奧斯曼·努裡帕夏也在普利文要塞戰役當中，以一個軍擋住了20萬俄軍和10萬羅馬尼亞軍隊長達5個月（145天）之久的圍攻，令敵人付出了數萬的死傷。最後俄軍的勝利，也是因為在獲得大量盟軍之後有多達兩倍的總兵力（72萬人）優勢所致。
經濟影響
雖然奧斯曼帝國的軍事水平的的確確得到了加強，但卻依然改變不了其被動挨打的命運，這背後的原因和簡單：帝國的財政問題一直未曾得到解決。一方面，帝國內部腐敗、行政低效的問題依然如故。另一方面，列強對奧斯曼帝國的經濟幫助，絕大部分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以此在各方面控制奧斯曼帝國的經濟。
克里米亞戰爭開始，英法軍隊以抗擊沙俄為理由來到伊斯坦布爾，英法兩國在奧斯曼帝國的勢力進一步上升。
按照19世紀資本主義方式運作財政，超出了當時奧斯曼帝國政府的能力範圍，因此經濟振興以外國資本大量湧入為代價也成為必然的結果。在奧斯曼帝國商業部所設的商業法庭中，外國商人享有治外法權。而曾經精明圓滑的伊斯蘭商人也早已落後於時代，在與外國商人的博弈中情勢極為不利。
在坦齊馬特改革後，土耳其誕生了一系列近代企業，但大多數私人企業由外國資本家所有。為了承擔發展軍隊和經濟所需要的龐大開支，奧斯曼帝國入不敷出，不得不舉外債度日，就將越來越多的利益讓渡給外國資本家，歐洲各國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日益增強。
1869年，奧斯曼帝國欠西方的債務高達24億法郎，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當中。與之相對的是帝國民族資本的萎縮，鐵路、礦山甚至土地被外國人租借乃至佔有。
必要之痛還是喪權辱國？
歐洲列強不是慈善家，不可能一心一意幫助奧斯曼帝國發憤圖強。所以帝國要以落後追趕先進，不得不付出遭受外國資本盤剝的代價。
但是把改革成效有限都歸咎於歐洲列強也是不合理的，事實上正因為帝國沒能對舊勢力進行有效的打擊，依然行政效率低下，才導致財政匱缺，有戰鬥力的軍隊數量不足，以及揹負了極高的外債。如果我們對比之前沙皇俄國的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就會發現坦齊馬特改革的成效有限與領導者缺乏魄力手腕有極大的關係。
絕對主義國家演變為民族主義國家，就是那個時代的天下大勢。奧斯曼帝國並不具備東方中國這樣的大一統傳統，其土崩瓦解幾乎可以視作必然的結果，並不是改革與否所能決定的，只能決定其遲早而已。即便是稱雄百年的俄羅斯，也因蘇聯解體而成為民族主義國家。
19-20世紀，一個個龐大的“民族監獄”轟然崩塌，無一倖免。但無論如何，奧斯曼帝國在崩塌時保住了本民族的基本盤，在一戰中加里波利戰役打出了擊斃英法聯軍25萬人的戰績。如果完全不改革，奧斯曼帝國更可能被列強徹底瓜分，而後成為若干個比現在土耳其小得多的國家。
因此我們仍得出結論，坦齊馬特改革的成效仍然需要肯定，而其侷限性更多源於奧斯曼帝國的內部。至於外國資本對其的侵害，本就是無可避免的事情，但帝國因為內部原因，做不到“不受制於天地人”，導致最後土耳其未能成為世界舞臺上的強國。
閱讀更多 歷史心發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