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称作“东亚病夫”的大清王朝，试图救亡图存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广为知名。而在西方被称作“西亚病夫”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9世纪同样也发生了模仿西欧体制的坦齐马特改革。虽然奥斯曼帝国最后还是瓦解了，但坦齐马特改革也不能说没有成效。如果了解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也会对当今的我们有所启发。
少年苏丹与花厅御诏
1839年，奥斯曼帝国后期著名的铁腕苏丹，曾血腥屠灭耶尼切里近卫军的马哈茂德二世去世了。他的儿子，年仅16岁的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苏丹继位。马哈茂德二世在世时，铲除了长期把持朝政的耶尼切里近卫军，并取缔了与之有密切联系的贝克塔什苦修团，强化了君主的权力，并初步模仿西方制度进行改革，为坦齐马特改革打下了基础。
年少的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希望延续其父的道路，振兴奥斯曼国家。但苏丹性情温和，不具备乃父的铁血手段和雷霆作风，更依赖于自己的臣僚和谋士。马哈茂德二世时代的重臣雷希德帕夏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英国驻奥斯曼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子爵也对苏丹颇为欣赏，全力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变革运动。
马哈茂德二世去世之时，奥斯曼帝国处于风雨飘渺之中，割据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自己为王，多次击败奥斯曼军队，甚至一度夺取了帝国的黎凡特地区。好在，由于马哈茂德二世生前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欧洲列强才胁迫穆罕默德·阿里吐出了占领的领土。在这样的局面下，改革图强不仅势在必行，而且需求非常迫切。
1839年11月3日，在托普卡帕宫的花厅（本是宫廷甜点师准备玫瑰蜜饯的地方，因此得名），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颁布了由雷希德帕夏拟定的，相当于马哈茂德二世遗嘱的改革法案，也就是著名的“花厅御诏”。
花厅御诏是伊斯兰世界最早的一份宪法性文件，实际上是一份规定了法律、社会与政治权利的宪章。
敕令宣称：所有帝国臣民，无论信仰何宗教，全部享有生命、名誉和财产不被侵犯的权力；废除包税制，建立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建立合理的征兵制度，对管理的贪污腐化行动给予严惩，等等 。御园敕令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一种“与古代伊斯兰传统的根本性分裂”，按照穆斯林的原则，这是一份极其大胆甚至亵渎的宣言。
然而，在奥斯曼这样的老大帝国，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改革必然会受到来自各方势力的挑战，它的前途命运又将如何呢？
强大的阻力
要让国家富强起来，首先就要改革税制，保证国库财源的充足。因此，改革派试图废除帝国实施数百年的包税制。
包税制的实施，会导致农民需要付出远多于国家实际征收的赋税，人民群众自然踊跃支持废除包税制。然而地方的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者早已渗透到帝国官僚系统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全力抵制新税制改革，新的征税系统也显得低效无能。大量征收的农产品无法及时运出，在田头和仓库烂掉，国家得到的赋税甚至还不如包税制时代。于是没多久，帝国不得不又恢复了包税制。
试图令穆斯林和基督徒得到平等地位的法案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支持，尤其被英国驻奥斯曼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所关注。实际上，这项改革并非毫无成效，苏丹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曾经亲口宣布——“他的版图内，基督教不得被侮辱，基督徒也不能由于其信仰遭到任何迫害”。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基督徒所遭受的打压迫害确实减少了，他们享受的权力有所提升。
然而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民族主义风潮吹遍整个欧洲，民族自决成为主流的情况下，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对于有限的让渡利益无法满意。而穆斯林却又非常不满于基督徒地位的提升，这样一来，新法案反而扩大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矛盾。
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不具备乃父马哈茂德二世的铁腕和魄力，无法强力破坏阻挡改革的利益集团。坦齐马特改革尽管在行政方面取得了一点成就，但并不足以使奥斯曼帝国摆脱自身在列强环伺中的颓势局面。
军事成果
尽管社会领域的改革成果不足，但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上的提升却是显而易见的。身为帝国塞拉斯克（军队总司令）的勒扎帕夏推行了军队重组方案，将帝国军队分为现役军队“尼扎姆”，服役期限五年；和预备役部队“雷迪夫”，即现役军人返乡之后再于所在地区服役七年。帝国的兵员招募采用征兵制，部队的训练、武器、装备和组织方式全部西化。通过改革，奥斯曼帝国获得了拥有至少25万人的新军。
军队的改革比起政治体制的改革显得容易一些，并且也很快体现出了成效。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奏战——多瑙河战争中，帝国军队在1854年的锡利斯特拉保卫战中顽强抗击来犯的沙俄军队，援军赶到后更是成功地将俄国大军赶回了多瑙河对岸。克里米亚战争中一支有少量奥斯曼军队被派到克里米亚半岛，在叶夫帕托里亚战役中以较少的兵力打退了进攻土垒的俄军。
哪怕是第十次俄土战争中（此役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遭受惨败，巴尔干被俄军横扫告终），帝国的战斗英雄奥斯曼·努里帕夏也在普利文要塞战役当中，以一个军挡住了20万俄军和10万罗马尼亚军队长达5个月（145天）之久的围攻，令敌人付出了数万的死伤。最后俄军的胜利，也是因为在获得大量盟军之后有多达两倍的总兵力（72万人）优势所致。
经济影响
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水平的的确确得到了加强，但却依然改变不了其被动挨打的命运，这背后的原因和简单：帝国的财政问题一直未曾得到解决。一方面，帝国内部腐败、行政低效的问题依然如故。另一方面，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帮助，绝大部分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以此在各方面控制奥斯曼帝国的经济。
克里米亚战争开始，英法军队以抗击沙俄为理由来到伊斯坦布尔，英法两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进一步上升。
按照19世纪资本主义方式运作财政，超出了当时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能力范围，因此经济振兴以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为代价也成为必然的结果。在奥斯曼帝国商业部所设的商业法庭中，外国商人享有治外法权。而曾经精明圆滑的伊斯兰商人也早已落后于时代，在与外国商人的博弈中情势极为不利。
在坦齐马特改革后，土耳其诞生了一系列近代企业，但大多数私人企业由外国资本家所有。为了承担发展军队和经济所需要的庞大开支，奥斯曼帝国入不敷出，不得不举外债度日，就将越来越多的利益让渡给外国资本家，欧洲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1869年，奥斯曼帝国欠西方的债务高达24亿法郎，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当中。与之相对的是帝国民族资本的萎缩，铁路、矿山甚至土地被外国人租借乃至占有。
必要之痛还是丧权辱国？
欧洲列强不是慈善家，不可能一心一意帮助奥斯曼帝国发愤图强。所以帝国要以落后追赶先进，不得不付出遭受外国资本盘剥的代价。
但是把改革成效有限都归咎于欧洲列强也是不合理的，事实上正因为帝国没能对旧势力进行有效的打击，依然行政效率低下，才导致财政匮缺，有战斗力的军队数量不足，以及背负了极高的外债。如果我们对比之前沙皇俄国的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就会发现坦齐马特改革的成效有限与领导者缺乏魄力手腕有极大的关系。
绝对主义国家演变为民族主义国家，就是那个时代的天下大势。奥斯曼帝国并不具备东方中国这样的大一统传统，其土崩瓦解几乎可以视作必然的结果，并不是改革与否所能决定的，只能决定其迟早而已。即便是称雄百年的俄罗斯，也因苏联解体而成为民族主义国家。
19-20世纪，一个个庞大的“民族监狱”轰然崩塌，无一幸免。但无论如何，奥斯曼帝国在崩塌时保住了本民族的基本盘，在一战中加里波利战役打出了击毙英法联军25万人的战绩。如果完全不改革，奥斯曼帝国更可能被列强彻底瓜分，而后成为若干个比现在土耳其小得多的国家。
因此我们仍得出结论，坦齐马特改革的成效仍然需要肯定，而其局限性更多源于奥斯曼帝国的内部。至于外国资本对其的侵害，本就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但帝国因为内部原因，做不到“不受制于天地人”，导致最后土耳其未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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