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屆柏林電影節已拉開帷幕，作為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它向來以關注社會文化和歷史經驗的世界性主題為宗旨，展現較為博大的電影鑑賞視野和包容的普世關懷。因此，比起世俗意義上的大片，那些小眾而具體的、奇僻幽深的影片，似乎更能受到其青睞。
伊朗電影《一次別離》是這一標準的傑出代表，該片曾一舉奪得柏林金熊獎和最佳男女演員的桂冠，這一雜揉著倫理、道德與政治的探討，總成本卻只有30萬美元的電影如何做到舉重若輕、質而不野的呢？導演阿斯哈•法哈蒂曾說：“我無法不想起伊朗，那裡的人和事在我的心中已經打上深深的烙印”，或許，專注於本土歷史文化，紮根於現實生活才是講好故事的核心利器。
“分離”產生“邊界”
回顧到本片的原名“A Separetion”，翻譯有分開、分割、分離之意，當被問到片名的含義時，阿斯哈諱莫如深地指出：這是留給觀眾的問題。似乎，從一開始，導演就有意設下觀賞的懸念，同時這也正是電影的要義所在。
本片最表層的分離從電影一開場就豁然推置幕前，男女主角以密集的對話展現了互不妥協的鋒芒：納德和西敏是一對並沒有感情問題的夫妻，可如今面對“是否移民”這個抉擇時，他們不得不彼此拉鋸甚至決意離婚。這裡，“離開伊朗”成為了“分離”的第一步，也成為了觸動影片發展的第一馬力。
在離婚這一層面上，分離導致的邊界是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序列中不同的價值排序。在妻子西敏的眼裡，伊朗社會和局勢並不適合十一歲女兒特梅的成長，和平先進的西方國家才能提供更好的條件；納德則是堅定的留守派，他那罹患老年痴呆症的父親正如生他養他的祖國一樣，既是一種桎梏，又是一種責任和甘願。同時，他依舊用著自己頗為篤定的方式教導女兒，可以看出，在妻子對祖國深感失望之時，他卻仍懷抱著對這個國度的希望。
隨著女傭瑞茨的出場，影片另一層分野逐漸展現了出來，這是導演阿斯哈•法哈蒂最常表現的領域即階級的分化。影片中，納德和西敏是伊朗城市中產階級和精英知識分子的代表，有著體面的工作，居住高級公寓，出行以汽車代步，結交的朋友和生活圈子也都是同類。
相比而言，瑞茨的丈夫哈特德是揹負鉅債的無業遊民，以至於她懷有身孕，也不得不領著年幼的女兒去做傭人。她們要輾轉於數個公交站，通勤將近2個小時才能到達納德的家中，這無盡的漫漫長路彷彿就是底層民眾對精英階層難以抵達的距離和觸摸不到的邊界。
階層的固化造成了納德不自知的偏見和漠視：當面對家教老師時，他主動地問候寒暄，卻對瑞茨的問好冷淡處之；當發現家中的錢少了時，他即刻認定是瑞茨偷拿了，更遑論看到自己的父親被鎖家中，對瑞茨的解釋充耳不聞時的決絕。這並非出自一種為人的惡感，而是缺乏瞭解和共情之下的刻板印象及天生的優越感。
因為相互的推搡造成瑞茨流產，矛盾逐漸擴大，雙方不得不對簿公堂，兩個家庭駭然的對照才見其真章：納德一家面對控告時據理力爭，善於利用法律、財勢和朋友圈子的信任為自己辯護，而哈特德在反被控告時一再情緒失控，只能靠野蠻的恐嚇和打架來疏散怨氣，瑞茨也只能在無盡的眼淚中虛弱地祈求法官分撥一些同情，這實在是令觀眾無奈慨嘆的一幕。
困境下的道德懸置
阿斯哈•法哈蒂是一個擅長根植於現實而發出拷問的大師。在本片中同樣俯拾皆是，這些由生活的荊棘所交織出的困境正像一個個無解的套環，在負重之中讓我們深感前行之艱。
在婚姻與愛情這一命題中，阿斯哈往往著意於揭露婚姻的殘酷，他並不有心營造一些愛情的風花雪月。<strong>成人的世界中，愛情無疑是廉價的一環，它幻化成女傭瑞茨出賣勞力和尊嚴所掙得的幾張紙幣，甚至是以那個連死期都不明瞭的腹中嬰兒為代價；在堅硬的現實面前，愛情永遠是被悄然拋棄的一方，是納德和西敏決意離婚時的相顧無言，是哈特德在債主當前時逼迫妻子撒謊的恐嚇…好像生活的煙霧並不是為了擁有一些霧裡看花的浪漫，而是讓所有人都泥足深陷、疲憊不堪。
誠實與謊言是阿斯哈在本片中設下的第二重困境，在情節的一再反轉中，電影的核心事件不斷地被推倒重建：納德爭辯自己對瑞茨的懷孕並不知情，當年少的女兒戳破謊言時，我們發現看似有原則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動聲色地說謊；瑞茨在和解的最後關頭，仍然過不了心中的那一關，究竟是推搡造成的流產還是因為在此之前為了尋找納德父親而遭遇的車禍呢？她無法坦然的收下鉅額和解賠償，即使丈夫已被債務逼瘋。
在伊朗這一特殊國情下，誠實與謊言往往揹負著繁雜的宗教教諭，在一個篤信伊斯蘭教的國度，人們對古蘭經的遵從遠遠大於法律的約束，因而，當瑞茨要幫老人洗澡時，必須先確信沒有違背教義，當被懷疑偷錢時，情緒更是激動到不能自已。所有的鋪墊在影片的最後部分爆發，沒有弄清真相之前，她無法違心，儘管現實已經窘迫不堪，亟待這筆錢的拯救，她也依舊大聲地喊出：“我不要這筆錢！”，這無疑暗含著諷刺意味：法律給不了真相，宗教也無法寬慰人心。
影片的結局頗耐人尋味，納德西敏一家的車子被人砸了一個洞，一家三口坐在車上，沉默無言，那個車窗上凌厲的破洞多像是無法彌合的現實，裂痕一旦產生就不會消失。在電影的最後幾分鐘裡，納德和西敏，誰都沒有改變初衷，他們的離婚官司照常進行著，女兒特梅在淚流滿面之中不得不做出最終的選擇。
在人頭攢動的狹長走廊裡，我們似乎和這對夫妻一樣，期望著答案能快些顯現，可影片就這樣戛然而止了。我們所要追尋的一切結果都被懸置了，唯一感受到的是：情與理、真相與謊言、階層與階層之間的邊界看似生冷，但卻含混；而生活的困境卻是不可打破、無法告解的。這些猶疑和曖昧或許展現的正是作為導演法哈蒂的我執和無奈。
電影敘事特徵：環形結構與圖窮匕見
法哈蒂是一位極具個人風格的電影導演，善於在封閉空間中營造多角矛盾，將人物安置於逼仄的處境之中，頗顯尖銳。影片伊始，離婚風波構成了故事的開端，因為納德、西敏的分居，患病的父親需要照料，推動了瑞茨的出現，即刻成為電影的風暴眼，而對於瑞茨的流產和核心的推搡事件，導演作了很精巧的保留，如當瑞茨與老人各置於川流不息的街頭時，鏡頭一轉接到了孩子們的玩樂，抽空了他們發現彼此後的情節，就此埋下了伏筆；而納德事先究竟知不知道瑞茨懷孕，導演非常曖昧地將其置於兩者之間，留有線索但不直接表態。
情節就像一條條發射出去的線，隨著影片的發展，它們逐漸接續了起來：瑞茨為了領老人回家出了車禍，孩子很可能就死於那時；納德打給家庭教師的那通電話洩露了遲到的事實；離婚在電影的最後一幕照常上演，做到了有始有終。在法哈蒂環形結構的敘事手法下，看似實現了一個個圓滿的圓，而這些圓並不意味著和諧、融合，更像是生活中那些欲語還休的、被遮蔽的空洞。
法哈蒂的電影往往有著很強的空間性，在封閉空間下勾勒戲劇性的情節，有利於營造充滿張力的敘事節奏，正如本片，故事展開的場所不是在光線幽暗的納德家中，就是在人聲噪雜的法院裡，均給人一種壓迫和緊張感。而影片中對於伊朗問題的探討則是寓直筆於曲筆之中，擅長於以小見大。
在看似民主化的伊朗社會里，電影中的人物卻處處受限，移民申請十分艱難，因而機會珍貴；父親雖然滯重昏沉，卻仍然有著東方家庭中對“子”的約束力；女傭在工作中牢牢守住教諭的底線，儘管貧窮已使她無法喘息…這些艱難的背後劍指的是現代化不斷失敗的伊朗國家制度和漫長的戰亂歷史。
<strong>相比於一些大導面對宏觀問題時的浩繁卷帙，阿斯哈•法哈蒂的電影更像是一篇節奏精悍、內功深厚的短篇小說，不是長劍皓首，卻有著圖窮匕見的鋒芒與驚駭！而影片《一次別離》更是這樣，於冷漠的道德問題之下，從艱深的視角切入卻帶給我們一場如此包羅萬象的人性電影，它別緻如一枚小小的刺，藏在綿綿生活之中，告誡我們：如鯁在喉才是人生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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