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已在全球蔓延，中国及全球经济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国家在大力纾困，企业也在积极自救，我们相信大多数公司能够渡过难关。但不同类型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并不相同：传统线下企业正面临更为严重风险，一些中小微企业更是处在了生死的边缘，相较之下，数字化企业则表现出了更强的适应能力。
极限传导的压力让传统线下企业的固有弱点更加暴露无遗。不少延续旧有模式的线下企业此前就状况不佳，危机则变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前不久，一家由知名知识分子创办的书店在网上求救，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多数小型书店经营惨淡、现金流撑不过一个月的残酷现实。即便是大型连锁企业也倍感生存压力，例如早在疫情初期，一家全国知名餐饮连锁就因为现金流问题而忧虑。从客户到员工，从物流到供应链，传统渠道突然失效，持续了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旧有商业模式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数字化企业也面对着同样的外部压力，但它们显然有着更具适应性的反脆弱能力。这一类企业早早就在线上与顾客和客户建立了联系，内部管理也早已实现数字化。凭借这样的优势，他们可以通过线上渠道去完成进货和销售，可以通过远程办公来保持公司运转，甚至还可以通过内部系统来实现对员工的健康管理。数字化使得它们的业务可以在最大限度上不受短期影响，既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又保证了公司上下的人员安全。
未来所有企业都应该是科技公司，这已是众人皆知的口号，而早在20多年前，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概念。但即便如此，现实中的很多企业仍旧处在数字化的边缘地带。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处在增量发展阶段，人口红利丰厚，这使得不少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数字化趋势的重要意义，也没能及时对数字化做出反应。但我们相信，经过了这场危机的教训，会有更多企业具备数字化生存意识，并且更为大胆的拥抱数字化。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看，中国的企业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范式转换”的时刻，这种范式转换不再仅仅是口头上的，更重要的是付诸行动。
有的人会说，数字化听上去很美，但是建设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既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也没有这方面的投资实力。这样的说法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其实暴露了对数字化认知的偏差。首先，这夸大了数字化建设的成本，却忽略了这一行动的长期收益，尤其是它在抵御各种黑天鹅方面的强大效用。其次，中国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走在全球的前列，数字化建设的成本一直在下降。最后企业也要认识到，数字化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任何向数字化的迈进，哪怕是开启直播、网上订餐这样的一小步，也都会是企业发展的一大步。企业面对数字化，要有决心，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充分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从大型领先科技企业那里寻求赋能，不失为一种走向数字化生存的捷径。现在很多中国大型科技企业都已将为中小企业赋能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业务，这些大型平台不仅仅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数据管理应用，还能为企业牵线搭桥，引流获客，甚至还可以帮助客户提供融资渠道。对于获客难，融资难的中小企业来说，这些服务都非常接地气。
政府也应当积极助力中小微企业数字化的过程。扶助中小企业本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但时至今日传统的扶持方式已经不足够，为中小企业牵线搭桥的手段也必须与时俱进走向数字化。如今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比如最近，为了解决疫情期间禽苗供应困难的问题，四川省广汉市就联合京东数字科技集团打造了一个“西南禽苗交易信息平台”。这个平台能够通过AI算法的数字化能力，帮助中小企业实时匹配禽苗供需信息。当然，政府的数字化扶持不仅仅要解决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要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加友好高效的信息服务环境。因此接下来，地方政府、中小企业以及像京东数科这样的大型科技企业之间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实现合作共赢。
未来世界唯数字化者生存，这或许中国企业界是此次危机中领悟到的最重要真理。数字化生存已经不再是一种未来，而是一种当下的必须，而事实也证明，传统企业的数字化也并非不可能之事。丘吉尔曾说我们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而我们也衷心希望，经过这次疫情，中国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数字科技化进程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崔传刚系财经作家、商业观察家，曾服务于多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和创业投资机构，著有《智能投资》、译有《颠覆性创新》《智能战略》等近十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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