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8 司馬遷:血淚著《史記》,精神感千秋

司馬遷:血淚著《史記》,精神感千秋


什麼是歷史?


黑格爾說:“歷史,就是一種隱藏的力量”。歷史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與演變,是人類文明的傳承與軌跡。


俄羅斯歷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說:“如果喪失對歷史的記憶,我們的心靈就會在黑暗中迷失。”


所以歷史需要記錄,需要書寫。


在西漢,有一個人將寫一部史書,當做自己至高的理想,即使身陷囹圄,遭受不堪之辱,他仍矢志不渝,最終實現了父親的遺願。


他就是司馬遷,他忍辱含垢完成的史書就是《史記》。


史官世家,以修史為榮


司馬遷,字子長,約公元前145年,出生在夏陽龍門(今陝西韓城),中國著名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被後人尊稱為“史聖”。


龍門,是一個充滿詩意和神奇色彩的地方。黃河猶如一條黃龍,從它的北面奔騰向南,咆哮而下。河左岸是龍門山,右岸是梁山。兩山夾一河,峙立如門闕,故稱為龍門。


龍門不僅風景秀麗,地勢險要,相傳它還是大禹治水、疏導黃河時開鑿的,所以龍門也被稱作“禹門口”。

司馬遷的童年,就是在家鄉龍門度過的,他“耕牧河山之陽”,與農夫牧童為伴。在兒時,司馬遷不僅聽到了許多歷史故事和傳說,故鄉的山河名勝,還陶冶了他豪邁靈秀的性格。


公元前140年,六歲的司馬遷跟隨父親司馬談,來到了京城長安。司馬談的遠祖世代為史官,他之前的幾代曾一度中斷,這時司馬談又被召入京師做了太史令。


司馬談的學識非常淵博,他曾跟隨唐都學習天文,跟楊何學習《易經》,跟黃子學習道家學說,並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他撰寫的《論六家要旨》一書,對先秦主要學術流派都做了頗有見地的論述。


任太史令時,司馬談有感於國史多年無人編撰,漢興以來大批傑出人物的事蹟無人記述,於是他想續寫《春秋》以後幾百間的歷史。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與構思,司馬談開始動筆寫作。


雖然與西周、春秋時相比,秦漢時太史令的地位已經有所下降,但司馬談仍以為國修史,著書立說為榮。他也希望自己的兒子司馬遷,能夠繼承家族的傳統,將來做一名朝廷的史官。


受父親的影響與教導,司馬遷從十歲就開始學習歷史和古文。他師從當時頗負盛名的學者董仲舒和孔安國,研讀《尚書》、《春秋》等史書,進而博覽古代典籍以至當代的檔案文書,為後來寫作《史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研讀史書的過程中,司馬遷發現,僅憑歷任史官的文字,並不足以使人瞭解和認識真正的歷史。於是在父親的鼓勵之下,司馬遷決定跋山涉水,進行實地考察。


司馬遷:血淚著《史記》,精神感千秋

讀萬卷書,亦行萬里路


20歲那年,司馬遷懷著遠大的抱負和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開始了他第一次大規模的遊歷。


走出長安,司馬遷在會稽探尋了大禹的禹穴,在長沙悼念了愛國詩人屈原,在韓信的故鄉淮陰,祭奠了韓信母親的陵墓,印證了少年韓信的一些傳聞。


在安徽蘄縣,司馬遷訪問了不少反秦暴動的農民英雄的後裔,從而對秦末陳勝吳廣起義,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認識;在西楚霸王項羽的王都,司馬遷從著名的彭城之戰,感受到了項羽傑出的軍事才能和謀略。


除此,司馬遷還去了劉邦及朝中大臣蕭何、曹參、樊噲的故鄉,蒐集到了很多鮮為人知的資料與傳說。


在薛地,司馬遷親身體驗了戰國孟嘗君畜養門客的遺風;在孔子的故里曲阜,司馬遷拜謁了孔廟孔陵,並觀摩了儒生演習禮儀的壯觀場面,從而被孔子的為人及儒家學派的博大精神深深感動。


在那個交通極為不便的時代,司馬遷披荊斬棘,不停奔波,從一個村落來到另一個村落,然後俯下身子,仔細諦聽一個又一個的老人,講述那些歷代的英雄人物,散落在民間的事蹟。


在壯麗山川的薰陶和遺聞古事的感染之下,當年那個意氣風發、志存高遠的少年,他的內心已經認定:今生只做一個堅毅的歷史執筆人。


結束了第一次漫遊,回到長安之後不久,司馬遷當上了漢武帝的近侍郎中,從而有更多的機會隨帝王出遊。


他曾奉命出使巴蜀以南的廣大地區,又隨御駕到過崆峒山、涿鹿、隴西、新秦中等地,在任職期間,司馬遷幾乎走遍了大漢的山山水水。


十幾年的漫遊和考察,使司馬遷飽覽了祖國的河山,蒐集了大量的傳聞逸事,擴大了眼界,開闊了胸襟,同時促進了他的政治見解和歷史觀唸的形成。


宋人馬存即認為:“司馬遷的壯遊不是一般的旅遊,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如龍騰虎躍,千軍萬馬。”


公元前110年,漢武帝舉行泰山封禪大典,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浩浩蕩蕩。司馬談本應侍從前往,但是因為有病,滯留洛陽。


司馬遷從西南返回,在洛陽見到了臨終的父親。司馬談握著兒子的手,用極其微弱的聲音說道:


“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司馬遷流著淚,接受了父親的遺命,他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司馬遷:血淚著《史記》,精神感千秋

直言辯護,遭腐刑之辱


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典籍。這個職位使司馬遷可以大量閱讀國家藏書,這為他寫作《史記》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公元前104年,司馬遷主持的改歷工作已經完成,中國第一部曆書——《太初曆》頒佈。此時的司馬遷,精力充沛,思想成熟,學術積累亦頗深厚,於是他正式開始創作《史記》。


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之時,卻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李陵以孤勇之身作戰匈奴,最終寡不敵眾兵敗投降,當這個消息傳到大漢的朝堂之上,漢武帝怒不可遏。


看到漢武帝的態度,滿朝文武皆察言觀色,紛紛指責李陵的罪過。最後,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他的看法,司馬遷說道:


“李陵以五千步兵,深入匈奴,殺敵無數,已經立下了赫赫戰功。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李陵依然浴血奮戰,古代名將亦不過如此。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一番話,說得情真意切,但是作為漢武帝,他永遠不能容忍,一個投降了敵人的人,還能在道義上獲得支持。因此,他下令將為李陵辯護的司馬遷打入大牢。


在監獄裡,司馬遷遭到了酷吏杜周的嚴刑審訊,在《報任安書》一文中,司馬遷這樣描寫他的牢獄生活: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


司馬遷入獄之後的第二年,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一氣之下處死了李陵全家,司馬遷也被判了死刑。


根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免除方法:一是拿重金贖罪,二是受“腐刑”。

司馬遷位卑家貧,拿不出巨資,只能選擇受刑。


腐刑是奇恥大辱,汙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悲憤至極,他:


“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如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未嘗不汗發背而沾衣也。”


在獄中,司馬遷一度想自殺,但想到文王拘於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時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賦有《離騷》,左丘失明乃有《國語》,孫臏遭臏腳之刑後修兵法,司馬遷便“就極刑而無慍色”,他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恆克己而復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

——《悲士不遇賦》


獄卒的棒槌拷打,閹割的身心之痛,使司馬遷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封建社會的世態炎涼,以及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和殘暴。


他“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從之前“以求親媚於主上”的立場,轉而“發憤著書”。


司馬遷:血淚著《史記》,精神感千秋

血淚寫就,無韻之離騷


公元前96年,漢武帝大赦天下,司馬遷出獄,被任命為中書令,負責替皇帝處理奏章,起草詔書。但司馬遷無意做官,一心著述。公元前91年,《史記》全部完成,共130篇,52萬餘言。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我國第一部由個人獨立撰寫完成的史學專著。它融史學性、文學性和思想性為一爐,具有極為傑出的藝術成就,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


《史記》記載了自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全書由本紀、表、書、列傳、世家五種體例構成,其時間跨度之長,篇幅規模之大,所述人物和事件之多,令人歎為觀止。


司馬遷具有進步的史學觀,他認為人們群眾才是歷史真正的創造者。所以他打破階級侷限,不拘泥於所有史書只為帝王將相立傳的傳統,他將三教九流中的一些傑出人物,也寫進了《史記》一書中。


《史記》也不是為統治階級所唱的讚歌。司馬遷繼承了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他本著“秉筆直書”的原則,不歪曲歷史,不粉飾歷史,更不篡改歷史。他是歷史最忠實的記錄者,不隱惡,不虛美是太史公作史的最大特色。


聽說司馬遷在寫《史記》時,連皇帝的糗事都不放過,漢武帝派人從司馬遷那兒,要來了《景帝本紀》和《《今上本紀》。


武帝不看則已,他閱畢大怒,將兩篇本紀竹簡書上的字全都削去,然後擲向司馬遷。


《史記》一書中,還體現了司馬遷強烈的批判意識。他結合自己的悲慘遭遇,控訴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個體生存的困境,揭露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以及由這種制度衍生出來的君主極權,對個體生命的迫害和重壓。


在《漢文學綱要》一書中,魯迅認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司馬遷寫文章“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因此魯迅評價《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血淚著《史記》,精神感千秋

史界太祖,首推司馬遷


《史記》不僅具有偉大的史學意義,它還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學價值。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的作品,它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後代的小說和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演化而來的。


《史記》的紀傳體的體例,也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


泱泱華夏,史書浩如煙海。但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寫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之敘事,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

因此他主張對於《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在《報任安書》一文中,司馬遷說《史記》的寫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馬遷做到了這一點,《史記》以宏大的結構,體現了司馬遷成熟、獨立的學者意識,包蘊著司馬遷對社會歷史、人類命運及生存方式的獨特思考。


《史記》是一部閃爍著正義和人性之光的著作,是司馬遷蘸著血淚譜寫的生命之歌,它既是歷史,也是文學。


《史記》是司馬遷矢志不渝、堅持理想的精神之體現,這種高貴的精神,如星斗,如火炬,感動世人,光耀千秋。


中國文學,如果缺少了《史記》,就缺少了一種風格;中國史學,如果缺少了《史記》,就缺少了一種風骨。


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在人類文明的版圖上,《史記》是一部大氣磅礴、空前絕後的作品,是一座巍峨壯麗、永垂不朽的豐碑,也是一首蕩氣迴腸、感天動地的絕唱。


仰望著這座豐碑,聆聽著這首絕唱,我肅然起敬,同時黯然神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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