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網上有一篇名為《我為什麼離開磨鐵？》的文章流傳甚廣。文章描述了民營圖書公司的一位執行總裁，從他進入磨鐵圖書開始，如何大張旗鼓地進行改革，引入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把磨鐵從一家“作坊”成功轉型為一家“企業”的勵志故事。那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的部分在於，這位志得意滿的職業經理人，把圖書出版變成了一樁赤裸裸的生意。書是一種特殊性的商品，首先表現在，圖書出版確實一樁生意，但是書這種商品的特殊性在於，書又不僅僅是生意。我們消費圖書與其他商品最大的一個區別在於，書的文化附加值是其他一次性消費商品無可比擬的，如果撇開這種書的精神性指向，撇開一本書所隱含的文化意蘊，只是一種商品，那麼這本書就算你再暢銷，也沒有任何意義。從這個方面來說，這位職業經理人就算賣出了幾個億的銷售額，也不是一個合格的出版人，充其量是一個成功市場銷售員而已。圖書出版人特殊性在於，你首先是一個文化人，然後才能是一個生意人。只有在這兩者之間求得一種微妙的平衡，才能在這個千變萬化，日益萎縮的圖書市場中生存下去。
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大多數出版人都不太合格。要不是過於看重文化的附加值，對市場化的道路不屑一顧，要不就是想上面提到的這位職業經理人一樣，把圖書看作了一單單生意，只顧著炮製各種粗製濫造的暢銷書。近幾年隨著民營書業的短暫崛起，進入圖書出版業的門檻降低了很多，一方面是打破了傳統老牌出版社的壟斷性，但也因為民營出版業接納了很多年輕人，多少有些急功近利，某種程度上又助長了出版業的混亂局面。俞曉群在《那一張舊書單》中提到了很多值得敬重和學習的傳統與現代的出版人，比如張元濟、王雲五、沈昌文、陳昕、林道群，當然還包括俞曉群自己，他們之所以能夠在這個愈加“高危”行業中堅守下來，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們對圖書出版業的痴迷，因為這種偏愛，他們才更樂意接受和認同時代的變革，認清形勢，如何在這個紙質書沒落的時代裡，延續一脈書香。
俞曉群在《大師的糾結》中寫到裡出版史上著名的張元濟：論出身，清末進士；論資歷：“百日維新”中的核心人物；論開拓性：創立商務印書館百年偉業；論學識：版本學研究的第一人；論志向：昌明教育，扶正天下；論文化交流：引介西學，開闢新域……不要說對比同時代，就是放眼近代到現在也無人能比。這大概是每個有志於圖書事業的出版人高山仰止的人物。同時代人裡，俞曉群寫到了沈昌文，這是俞曉群的出版筆記裡出現在最多的一個人物。這是個好玩的老頭，也是個門清似的人物。揚之水在《十年》裡寫到了這位執掌三聯書店和《讀書》雜誌很多年的靈魂人物的很多趣事，在從三聯書店退休後，他也沒有閒著。俞曉群當時擔任遼寧教育出版社社長，邀請他合作編書，一拍即合，一來一往竟然合作了二十多年，至今還常見他的新著集結出版，精力旺盛暫且不說，對出版事業的這份痴迷可見一斑。俞曉群在《身段最低的出版家》中總結沈公成就，自學日俄多種語言，翻譯出版多種著述；做出版做到三聯書店總經理，《讀書》雜誌主編；組織出版過《寬容》、《第三次浪潮》、《情愛論》等暢銷學術書籍；策劃《萬象》雜誌、“書趣文叢”、“新世紀萬有文庫”，最早引進金庸、蔡志忠、幾米等作品。現如今仍然活躍在文化圈，2009年俞曉群進京擔任海豚出版社社長，又參與策劃“海豚書館”，至今仍在陸續出版當中。當年紅極一時的董橋熱也是得力於沈昌文的大力舉薦之功。
沈昌文偏愛董橋，在擔任《讀書》主編時，發表過《你一定要讀董橋》（柳蘇），出版過《這一代的事》和《鄉愁的理念》。俞曉群回憶說，董橋的文章妙文連連，但言語不合時宜之處更多，沈先生愛之深切，親自動手“修修掩掩，只求平安上市”。 在內的出版人都會有過這種審查與刪改的窘境。這種妥協並不值得炫耀，但是無奈之中，只好自嘲自樂，就像俞曉群評價沈昌文的做法，說這是一種“刪改的藝術”。在
沈昌文擔任三聯書店總經理期間，許多名噪一時的著作都是經由他手才出版的。這些書能夠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正常出版”，要感謝沈先生的“曲線出書”。有人問他訣竅何在，他說了四個字“跪著造反”。具體而言就是，要考慮時局，不能大刀闊斧，不能滋惹是非，不能圖一時之快，失去話語權。俞曉群在《刪改的藝術》中還提到沈先生修改的一個有趣例子。沈先生在修改《人有病，天知否》和《花憶前身》時寫道：“我希望作點修改，提出這意見，實在是因為很喜歡這兩文，怕全文被槍斃。可否刪去副題：‘回憶張愛玲與胡蘭成’。我喜歡胡蘭成，但怕犯忌諱，在題中不去張揚其人。一旦有人告狀，我們就說自己實在水平低，不知胡蘭成其人，以後一定要加強學習，努力提高水平云云。（順便說說，我一直認為，文人不必‘有行’。‘文人無行’才好看。且‘無行’的文人必有歪才，甚至奇才，把這些人的‘才’和‘行’都寫出來，文章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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