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金融時報報導，10年前雷曼兄弟破產在華爾街掀起的腥風血雨讓人至今難以忘懷，沒有一家投資銀行不受危機牽連。在危機前一年華爾街投資銀行普遍獲得了可觀收益，但一次次貸風波就將花旗銀行從215億美元盈利拖垮至36億美元。
整整十年，美國投資銀行都處於抵押貸款市場崩盤的陰雲之下，他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食物鏈頂端的寶座被私募公司和對沖基金搶佔。而政府在危機之後的一系列應對措施包括監管規定條例卻又嚴重限制了投資銀行的復甦，並引起了各銀行高管的不滿。
去年美聯儲加息，政府削減了企業稅並承諾將對美國企業投資數萬億美元。但危機時期，銀行通過合併保持一定的規模以實現自救，如巴克萊收購雷曼兄弟美國子公司；摩根大通（JPMorgan）收購華盛頓互惠銀行(Washington Mutual)和美林銀行(Bank of America-Merrill Lynch)，銀行通過削減成本精簡結構，收購羨慕也使得公司獲得了可觀收益。投資銀行再次成為優秀畢業生無限嚮往的就業領域，幾年即便是處境岌岌可危的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也收到了11萬份入職申請書。
危機後的銀行業逐漸復甦，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收集的數據，除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之外，去年美國排名前列的9家投行整體利潤為784億美元，高於2007年的754億美元。行業利潤（以美元計算的）已經調整回到危機前的水平。
自2010年來，按收入計算全球最大投行要數摩根大通，其首席投資官丹尼爾•平託(Daniel Pinto)認為，未來幾年全球經濟增長拉動銀行業收入增長，大型銀行將繼續善用資本配置，以降低成本並贏得客戶。
（2007-2017年投資銀行評級變化，1代表最好評級）
花旗銀行的復甦之路
從整體數據來看收益日益，但危機的餘波仍未完全消散。據英國《金融時報》分析，從2007年底至去年年底9家銀行的股東權益幾乎翻了一番，導致回報率變低。雖然利潤可能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但回報率已經不復往日。
全球最大的機構投資者之一富達(Fidelity)的資深股票分析師斯文•奧斯特曼(Sven Oestmann)表示：「縱觀整個市場，投資銀行地位並不高，反而給集團盈利能力和估值帶來了拖累。」在政府實施銀行救助計劃時這種矛盾的心態得尤為明顯，例如，10年前雷曼破產後，政府在壓力下向花旗銀行注入了450億美元的公共資金。」
花旗投資銀行（Citi）首席執行官詹姆斯•福雷斯(James Forese)曾自信地表示：「危機帶給我們的磨難沒有擊垮我們，花旗銀行逆流而上，成為了最頑強的生存者和贏家。」
富國銀行(Wells Fargo)銀行分析師邁克•梅奧(Mike Mayo)卻表示：「從資產負債表狀況、擴張步伐和競爭對手的情況來看，花旗銀行在資本市場的戰略定位確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合理，但這不代表它在金融危機還沒爆發前也具備經營優勢，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它實際上並不成功。」
首席執行官福雷斯表示，花旗銀行在調整時期奉行「少即是多」的策略，專注於特定的業務領域，商業模式更加直觀簡單，但這些遠遠不夠，花旗銀行復蘇的關鍵在於我們在面對危機的反應迅速，並果斷選擇應對方案。」
花旗適當捨棄了保險和非銀行貸款業務後，憑藉優質的客戶資源擴大了市場份額，這家投行的核心業務部門只有約1.2萬名客戶，不到危機前的一半。
去年，花旗在固定收益、外匯和大宗商品領域表現異常突出，FICC收入為121億美元，與高盛收入下滑形成對比，一度成為各大媒體頭版新聞，花旗銀行已經成功趕超高盛（Goldman Sac）成為僅次於摩根大通的第二大交易銀行。花旗還為公司出售債券提供諮詢服務，在債務資本市場的勢力不斷增長。
梅奧在談到1997年收購所羅門兄弟債券公司(Salomon Brothers)時表示：「誰也沒想到昔日的所羅門兄弟的靈魂會借花旗銀行的肉體復活，他們除了管理方式略有不同，我們看到的花旗銀行完全重現了傳統的特許經營方式。」
花旗銀行承認歐洲的競爭對手的逆境正好為他們提供了絕佳的增長機會，
未來的增長還是需要靠自身實力，順風順水只在一時。匯豐銀行
過去十年，匯豐銀行(HSBC)年暗地裡擴大了投行業務的規模，市場主管薩米爾•阿薩夫(Samir Assaf)表示，匯豐將繼續擴招，並保持亞洲地區的經營表現。
匯豐投資銀行的收入來源於交易量，2006與2007年匯豐的平均年度交易收入為23.2億美元，去年交易部門收入進一步提高，達54億美元，在10家銀行中排名第五。
阿薩夫表示:「我們最清醒最明智的一次決定在2014年，當歐洲新政出臺提高商業資本量的時候，我們果斷撤離了資本，但只要我們知道如何合理為資本定價，我們才會投入大量資本，否則會像其他銀行一樣吃苦頭。」
歐洲銀行集團
除此之外，投資銀行生存環境中已經不同，監管機構的條條框框已經限制了過去銀行的高回報業務比如自營交易股票和與客戶共同投資基金。自從投資者開始對於使用不當導致的價值暴跌的投資工具有所顧忌，對抵押貸款支持債券等的大規模操縱手段的風險感到憂慮，結構性產品交易等業務領域便一落千丈。
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和瑞銀(UBS)這兩家歐洲銀行曾經是全球最大投行之一，銀行遭受交易虧損、繳納數十億美元罰款之後卻一再向股東施加限制。2015年起，歐洲投資銀行逐步退出份額較小的亞洲、美國市場，後來連本土市場也沒能保住。
對於銀行集團來說，全球範圍內的市場競爭激烈程度比以往更甚，競爭和利益關係日益錯綜複雜，連亞馬遜和蘋果的在線交易商城都會成為銀行的競爭對手。
通樣經歷了危機的巴克萊銀行(Barclays)的投行業務負責人蘇斯比(Tim Throsby)同樣看好未來的股市，即便未來再次出現危機前兆，他也會積極地參與到削減成本的行動中。「我在團隊建設時經常與銀行裡的各個職層的年輕員工溝通，他們每天都在想銀行業的好日子何時要到頭，在這之前要做些什麼準備？而我從來不會擔心這個問題。」
巴克萊投行負責人蘇斯比表示，如果母公司不情願增加投行業務敞口，並且有不少股東視投行業務為敵的話，他會堅持為投行部門的利益抗爭到底，甚至不惜像一名激進投資者所建議的那樣請求出售投行。
他還對投行充滿了信心，強調說盡管資源有限，巴克萊仍然能夠歐洲首屈一指的投資銀行。
因為我們是歐洲唯一一家強烈願意與大西洋彼岸的企業和銀行合作的投行，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最容易賺錢的資本市場。巴克萊收購雷曼美國業務後擴大了華爾街的業務份額，美國地區的收入佔巴克萊所有業務收入的55%，佔其利潤的55%以上。
2016年，巴克萊集團首席執行官Jes Staley （摩根大通前投資銀行家）削減了亞洲市場的股票交易量和銷售量，並從亞洲市場撤出一批投資銀行家，他表示「我們撤出亞洲市場的舉動確實讓人費解，外界不知道我們到底是對亞洲市場失去興趣還是預計亞洲市場要出現衰退，其實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因為儘管投資銀行開始復甦，但銀行股東的觀念還跟不上急促擴張的腳步，說服股東還要花大量時間。
富達投資機構的奧斯特曼(Oestmann)一語道破歐洲集團的共同壓力——市場對於美國投行更加有利，對於歐洲集團來說無論出售投行還是選擇關門大吉都不是好方法，最終只能選擇保持現狀。
投資者最為顧慮的交易風險是銀行對資本的貪得無厭，另一個則是量化寬鬆政策的終結，當美國和歐洲央行不再利用低息資金拉動經濟，資產價格的變化和全球經濟增長的速度將無從反映。
奧巴馬政府曾經放寬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該規則禁止銀行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但特朗普上任後，資本需求基本已經見頂。因此銀行認為他們需要利用新技術提高效率獲得更高收益。蘇斯比表示：「一切不可能完全回到以前，股本回報率不會恢復到危機前的高度。但憑藉有效的技術，我們仍然能保持客觀的利潤率和股東回報率，利潤率可以遠超出十年前能預見的水平。」
（本文由富途資訊編譯團隊出品，編譯/羅玉琳，校對/黃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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