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 《桃姐》——香港懷舊電影情懷下的港人身份認同

導語

2012年第31屆香港金像獎頒獎禮上，電影《桃姐》斬獲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女主等五項大獎，成為當屆電影節最大的贏家。這部電影緊扣香港本地題材，靈活運用懷舊錶現手法，質樸而又寫實，娓娓道來，為觀眾講述了一個簡單而又溫情的故事，電影上映後在香港本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沒有驚心動魄的爆破場面，沒有恢弘鉅製的豪華場景，這部電影以質樸的鏡頭刻畫小人物的人生軌跡，描寫平淡的聚散離合，真實呈現了港人的生活狀態與生存空間，具有很強的寫實性、溫暖感人，表現出對生命的反思以及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愛。

細膩質樸的敘事風格

電影《桃姐》運用質樸的鏡頭語言，運用電影媒介，為人們展現了一個生活在香港的小人物的晚景，平淡、細膩，運用細節的電影語言和感情留白，將香港小市民平淡的生活剪影投影在大銀幕上，同時彰顯不簡單的人格與深刻的人文關懷。儘管這部電影的故事平淡樸實，但卻準確切中香港社會老齡化嚴重的深刻社會現實。影片將鏡頭對準這座城市最平凡、最需要幫助的一群人，寫實地展現了老人院的眾生百態，以同情的心態展現老人們的孤獨與沉默，同時真實展現了社會對這一群體的冷漠，直白簡潔，直擊人心，喚起人們的現實記憶，令在港的人們具有到強烈的代入感，讓人不禁捫心自問，陷入深刻的思考。事實上，桃姐的生命歷程折射的正是香港發展的歷史痕跡，桃姐身上的忠誠與執著正是凝聚在香港人文化情懷中的一種文化精神。可以說，桃姐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女傭，更是香港本土文化與情懷的某種縮影與代表。

關於身份認同 (Identity)

身份認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其基本含義，是指個人與特定社會文化的認同。這個詞總愛追問：我 (現代人)是誰？從何而來？到何處去？身份認同是對主體自身的一種認知和描述，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文化認同、國別認同等等。不同的文化主體之間需要主體不一樣的身份認同，各種文化主體的相互碰撞引起了身份認同的嬗變。身份認同主要是文化認同問題，主要由主體的個體屬性、歷史文化以及發展前景組成。這個詞越來越多出現在哲學、人類學、文學、社會學以及電影等許多領域。

電影議題成為身份認同的線索

電影的議題往往將電影人的創作意圖以及想要表達的身份認同，他們將自身對於香港的強烈歸屬感以及對身份認同的迷茫附著於電影的關鍵人物、關鍵情節之上其中，香港本地人的身份使他們形成了探尋香港人身份本質的責任感，同時，特定的成長經歷又導致了他們很自然地從香港歷史中找尋身份認同的線索。他們立足香港本土、或者憑藉著對香港的深厚情感，挖掘香港社會現實背後的人文情懷，表達歷史變遷中香港精神與香港情懷的實質。很多時候，這種身份認同，並不是刻意地迎合，不是故作深沉地拔高主題。

這種身份的認同，植根在香港文化之中，是一個時代，甚至幾代港人的共同時代記憶，是他們共同經歷的社會變遷、情感起落。這種身份認同不需要刻意的氣氛烘托，僅僅需要一些簡單的媒介文本，比如一首具有時代印記的音樂，比如幅舊街黃昏的畫面，比如一個褪色斑駁的臨街招牌，都能夠喚起人們共同的時代記憶。這些看似平常的意象，是人們生活接觸最多的東西，看得到、摸得著，那就是他們的生活，那也是他們的情懷，能夠帶給人們熟悉的感受，帶給人們歸屬感，使人們形成身份認同。

香港懷舊電影情懷下的港人身份認同

不僅僅電影《桃姐》能夠折射出當代港人的身份認同，很多香港導演的作品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了香港社會的某些斷面，為人們展現埋藏在香港文化背後的那份沉甸甸的身份認同。例如，電影《歲月神偷》講述了六七十年代一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夫婦和他們的子女在災難困苦中與鄰里之間守望互助、共度難關的故事。深刻體現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香港精神，是一幅富有質感的“香港往事”影像作品，被人們評為最感人的港片。

另外，電影《七十二家租客》也是一部有著濃厚港人情懷，能夠反應港人身份認同的作品，這部笑中含淚的影視作品，以輕鬆活潑的手法展現了大城市中小市民的生存方式，不僅體現了香港本土小市民同舟共濟的香港精神，還通過樑天飾演的大業主形象，表達了香港同胞對於中國香港人身份的認同，表達了港人對背靠祖國的觀念的認同。

小故事小人物還原最真實的香港人

在香港電影中，電影人對身份認同的問題有著深刻的思考。電影人以寫實的筆法，圍繞著香港人的原生態生活進行講述，無論是人際關係、社會環境還是日常生活，都能夠真實還原香港生活的某些斷面，具有極強的寫實性。無論是幽默搞笑的作品，還是深刻寫實的作品，都能以不同的手法與香港的精神相契合。通過這些作品，人們能夠深切感覺到香港社會的變遷，通過小人物、舊街景，樸實的感情真實還原了最真實的香港人，引起港人強烈的心理共鳴，同時向外界表達港人的情感歷程，增強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