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都知道閱讀重要，其實閱讀的方法更加重要。當下流行的閱讀方法卻有“過度解讀”、“肢解作品”之嫌。特級教師餘黨緒針對這些錯誤的閱讀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閱讀，應該尊重作者，在理解的基礎上表達自己的看法。同時，要仔細體會作者和作品的意圖，而不能生搬硬套現有的概念。
讀書讀書，讀的是別人的書，首先就要尊重那個寫書的人。不尊重寫作者，不尊重寫作者提供的事實與邏輯，不弄清作者的意思與意圖，就大發厥詞，橫加褒貶，這叫什麼讀書？既然寫作者被你如此忽略，那幹嘛還要去讀人家的書呢？倒不如自說自話，或者直接開罵或吹捧好了。
就像對藺相如“完璧歸趙”這件事兒，你可以直接懟他，罵他藺相如是個胡攪蠻纏的人；也可以說他是個大公無私的愛國典範，將他捧上天。這都可以，言論自由嘛，怎麼說都是自己的權利。
但是，如果你要借司馬遷的嘴巴來說話，要借《廉頗藺相如列傳》這篇文章來說事兒，那好，你就必須認真閱讀文章本身，搞清文章提供的事實與邏輯，理解寫作者的意思與意圖。如果對司馬遷的觀點與意圖不管不顧，那何必要去讀司馬遷呢？
顯然，正確的順序是：先把自己當學生，放下身段，老老實實去讀原文，搞清司馬遷描述的事實及意圖，然後在此基礎上表達自己的看法及理由。
同不同意，贊成不贊成，這才有了說話的資格，這才有了說話的底氣。這樣的閱讀才是對話，這才是真正的閱讀。在生活中，沒有理解人家的意思，自顧自開心爽快的開罵或吹捧，算是胡說八道，為人所不齒。那麼，在閱讀中呢？
但流行的閱讀觀念似乎不是這樣。有人片面強調讀者的解讀自由，隨意擴張“多元解讀”的邊界，甚至為了自己的個性與創造性而不惜“過度闡釋”。
這種無視學理合法性與邏輯合理性的解讀，往往以個人的知識結構與理解意向，強行突破文本固有的結構與意義框架，導致文本解讀中的“信息過載”和“意義溢出”。
像我們熟知的“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在強調多元解讀的時候，卻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再多的哈姆雷特也必須是哈姆雷特，而不能變成哈利波特。哈姆雷特是一個客觀存在，它的生產者叫莎士比亞，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它的要素、結構與意義傾向都固定了下來。
每一部作品都有一種內在的一致性，一種它自己特有的結構，一種個性，一系列特徵，它們為作品在接受過程中被接受的方式、產生的效應以及對它的評估預定了特定的方向。
“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存在是合理的，因為人見人殊。但作為一個公共文化產品，《哈姆雷特》的內涵又是清晰且相對穩定的。在“一千個哈姆雷特”之中，一定有一個“最哈姆雷特”。
還有一些閱讀理念與方法，本來是文本解讀的良方，但由於理解上與實踐上的偏差，反過來造成了對文本的遮蔽。這些工具，用的好，就是解剖文本的利器；用的不好，就成了蹂躪文本和肢解文本的屠刀。
如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知人論世”這個理念並不深奧，甚至只能算是一種常識。即使是自然狀態下的淺閱讀，人們也會自覺不自覺地將作品與作者及其時代關聯起來，就像錢鍾書先生戲稱的“雞與蛋”的關係一樣，知人論世可能也是最合乎人的心理本能與常識經驗的閱讀理念。
因此，抽象的說“知人論世”,或者基於日常經驗與邏輯談論“知人論世”，意義其實有限；只有藉助一套合理的分析工具與論證方法，知人論世才有助於實現對文本的合理解讀。
相反，一旦將作品與作家及其時代之間的關係簡單化、機械化、模式化，那麼，知人論世的危害倒是顯而易見的。
不幸的是，日常教學大量存在的，就是這種機械唯物與形而上學的理解。我們在讚揚盛唐為李白的橫空出世提供了豐厚土壤的同時，也在訴說“安史之亂”造就了一代詩聖杜甫，而理由則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至於詩人與時代之間究竟有怎樣的關係，我們似乎沒有雅興去具體探究。
再如《荷塘月色》的解讀。
多少年來，我們習慣了將宏大的政治背景與作品的細膩情感做簡單的因果關聯與機械比附，這種無視文學自身規律和作家主體精神的庸俗社會學解讀，極其粗暴和油滑。它培養的，不僅是簡單粗暴的社會態度，也造就著膚淺和畸形的思維方式。
作品與作家及其時代的關係是複雜的，也是多元的。如何將它們關聯起來，並予以合理化的理解與解釋，單靠諸如“國家不幸詩家幸”這種現成的經驗性框架是不夠的。我們要做的，是具體的分析和深度的分析。
但在急功近利的應試訓練下，我們做的似乎正相反：不是從文本出發，而是從現成的關於作家與作品的知識出發；不去認真體驗、思考與判斷，而是藉助文本信息來印證已有的概念與判斷，在“知人論世”的幌子下，給文本貼上各種相宜的標籤。
比如辛棄疾，抗金英雄、壯志難酬、悲憤壓抑……幾乎在每一首辛棄疾的詩詞解讀中，我們都能看到這一堆辭藻，給人的感覺，辛棄疾這一生，除了抗金以及隨之而來的“悲憤壓抑”，其他都是空白。一個豐富多彩的人，就這樣變成了一個偉岸而蒼白的政治動物。
有老師看到了這種以作家的研究代替文本的解讀、以知識的印證來替代具體的閱讀感知與思辨的危害，主張“裸讀”，即不借助外界的任何支撐，僅靠語言本身的張力來把握文本的意蘊。
“裸讀”作為一種閱讀的訓練方式未嘗不可，但以此來糾正知人論世的偏頗，似無必要。作為一個文本解讀的理論，知人論世本身的價值是不可否定的。
譬如詩歌閱讀，如果缺了“知人論世”的功夫，解讀極易陷入抽象與空洞。譬如“傷春悲秋”，這是中國人普遍的心理情結，詩詞中大量出現。學生單憑僅有的那麼一點點諸如意象與意境的知識，就能做出知識性的判斷。但若僅停留在這個判斷，而不去關注詩人具體的情懷，那麼，這些知識與概念恰恰阻斷了學生與詩人對話的通道。
孟浩然的《春曉》是傷春，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也是“傷春”，但他們傷懷的具體內容卻截然不同。
“傷春悲秋”絕不僅僅是一種時令性的情感反應，它一定與彼時彼地的那個活生生的生命聯繫在一起，而把握這個具體的情感內容才是詩歌閱讀最關鍵的。
不去考察這個活生生的人，不去關注這個人的複雜微妙的具體情感，等於丟棄了詩歌的靈魂，與詩歌教學的初衷也背道而馳了。
還有一種所謂的“知人論世”也值得商榷。以《孔雀東南飛》為例。
我讀過幾篇論文，也聽過幾節課，發現大家都有意突破文本的事實框架，在文本之外探尋劉蘭芝悲劇的原因——為什麼劉蘭芝被驅趕？
他們的解釋是劉蘭芝不能為焦家生兒育女。更有言之鑿鑿的分析，說焦劉結婚兩年，兩年無子，即便按照現代醫學的觀點，夫婦中間也必有人患不孕症。過去人們缺乏生育知識，倒黴的女人就背了這個鍋。
按照知人論世的原理，他們考證漢朝的婚姻家庭文化，發現劉蘭芝正好合乎“七出”的條款。有老師把這樣的研究稱之為合理推斷，認為靠合理推斷填補了文本的邏輯空白。他覺得，原文中劉蘭芝被休的原因並不充分。
這樣的推斷自然不是毫無道理，但問題在於，文本本身並未提供這樣的信息，連暗示也沒有，有必要去做這樣的推斷嗎？有必要去填補這個空白嗎？若依照這個邏輯，我們是否也可推斷，劉蘭芝可能因為身患惡疾而遭婆婆厭棄，或者因盜竊、嫉妒而招人厭惡，因為這些同樣是“七出”的內容。
有老師說，劉蘭芝因不育而被驅逐，才能顯示禮教與家長制的罪惡。但依照文本內容，焦母僅僅因為劉蘭芝有個性，有主見，不太馴服，就違背兒子意願將其趕出家門，不是更能顯示其惡婆的霸道、強悍和專制本色嗎？
相反，若劉蘭芝真是因為不能生育而被休，惡婆的兇悍色彩倒是被削弱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道德觀念和風尚。可以想見，如果劉蘭芝因不能生育而遭驅逐，那麼，從當時的文化習俗和道德觀念來看，焦母的做法都算不上過分，更談不上缺德。這樣一來，詩歌的題旨就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閱讀很重要，但錯誤的閱讀觀念會讓閱讀變得無聊、無趣和無用、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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