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史圖館專欄約稿，僅代表作者觀點，與史圖館立場無關。
1943年5月2日，在奧地利蒂羅爾地區的布里森泰勒河（Brixentaler）河谷中的一座名為伊特堡（SchlossItter）的古堡中，克羅地亞人祖文尼米爾·庫科維奇（Zvonimir ČUČKOVIĆ）看見兩輛飄揚著黨衛軍旗幟奔馳指揮車穿過伊特堡的正門，駛進了堡內的三角形院子中，他驚訝的看著三個人從車裡走了出來，雖然他已經被德國人輾轉關押了16個月，但他還是認出了這三位分別是愛德華·達拉第、莫里斯·古斯塔夫·甘末林和萊昂·儒奧（Léon Jouhaux），這三位戰前法國的大人物，現在來到了這古堡之中。
伊特村的位置
愛德華 達拉第
莫里斯·古斯塔夫·甘末林
前二位我們都比較熟悉，儒奧在二戰前擔任法國全國總工會的總書記，在二戰爆發前，儒奧積極反對戰爭，但戰爭一爆發，他意識到德國一旦取勝，就意味著法國工人將會淪為奴隸，因此轉而支持戰爭。維希政府成立後，他很快就成為了維希政府通緝的對象，1941年11月26日，儒奧準備利用偽造的證件在馬賽登船前往葡萄牙，進而前往英國，但由於抵抗組織內部雙面間諜的洩密，他不幸被捕，後來輾轉被關押到了伊特堡。
萊昂·儒奧
對於伊特堡的主管塞巴斯蒂安·魏默爾（Sebastian Wimmer）來說，這三位的到來意味著他的人生新階段的開始，這位黨衛軍上尉在1942年9月從血腥的東線調回，1943年4月28日和他的妻子一起來到了伊特堡，擔任伊特堡的主管，同時也是所謂黨衛軍伊特特別突擊隊（SS-Special CommandoItter）的指揮官，包括十四名隊員和六條警犬，這支部隊的二號指揮官是一位名叫斯蒂芬·奧托（Stefan Otto）的黨衛軍少尉，雖然他的主要任務是從關押在此的那些大人物口中套取信息，但伊特堡的警衛隊隊員們知道他同樣會把他們看得死死的。對於魏默爾來說，戰局對德國不利之時，好生款待這些要犯可能會給他帶來一些好處，因此他不得不保持“正確的尺度”來對待這些要犯。
說到這裡，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這座古堡了，這座古堡歷史悠久，最早於1241年見於歷史記錄中，直到1380年該城堡都處於雷根斯堡主教的統治之下，到了1380年，該城堡被賣給了薩爾茨堡主教；1782年，這座城堡成為了已經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約瑟夫二世的私人財產’；1805年，隨著《普雷斯堡和約》的簽訂，這座城堡又到了拿破崙的手裡，不過他很快就把這座城堡給了他的盟友，巴伐利亞國王馬克西米利安一世，不過到了維也納會議之後，這座城堡又重新回到了奧地利人手中，此時的伊特堡已經年久失修，1878年，該城堡被賣給了一位來自慕尼黑的實業家，他重新修繕了伊特堡。
不過到了1884年，這座城堡又被賣給了當時著名的鋼琴家與作曲家——索菲·門特（Sophie Menter），她是著名的鋼琴家李斯特的弟子，在這裡一住就是十八年，期間應邀光臨的人包括瓦格納、柴可夫斯基這樣的大師，李斯特更是伊特堡的常客。可惜的是，到了1902年，由於資金問題門特不得不把這座古堡變賣。1925年，這座古堡又被奧地利第一共和國蒂羅爾州的副州長弗朗茨·格魯納（Dr. Franz Grüner）買下，諷刺的是，達拉第在1932年造訪奧地利的城市沃格爾時正是在伊特堡下榻......
伊特堡的俯視圖 左側為大門位置
1938年3月12日，德國軍隊開入奧地利，伊特堡因為其絕佳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希姆萊的注意，不過到了1940年納粹當局才從格魯納手中租借了這座城堡，到了1943年4月25日，除了電路系統以外，伊特堡主體的改造工程已經大體完成，古堡已經被改造成了一所專門用來關押達官顯貴的監牢，負責電路改裝的囚犯被留了下來，此人就是那位克羅地亞人——祖文尼米爾·庫科維奇。
我們可以想象當達拉第來到這座古堡十天之後看見自己最不願意見到的政治對手——保羅·雷諾出現在伊特堡時是什麼心情，和雷諾一同到來的是一位網球明星——讓·博洛特拉（Jean Laurent Robert Borotra），他一個網球明星怎麼就到了這裡呢；博洛特瓦年輕的時候便喜歡上了網球，一戰爆發後，他加入了軍隊，戰爭結束後，他繼續打網球，並且到了20年代末期，他幾乎將世界最高級別的錦標賽冠軍都收入囊中；與此同時，他也不忘參與政治，在20年代末，他加入了“火十字團（Croix-de-Feu）”，這是一個由退伍老兵組成的右翼團體，為首的是陸軍中校弗朗索瓦·德·拉洛克（François de La Rocque），此人在後面還會出現。
比賽中的博洛特拉
二戰爆發後，博洛特拉接到動員令，帶著部下在洛林地區戰鬥，貝當下令法軍停火後，博洛特瓦逃了出來，並且和一位有辦法能搞到小型飛機的法國空軍飛行員約定於7月3日夜間偷偷起飛飛往英國。但就在飛機起飛前幾個小時，法國廣播電臺傳來消息，皇家海軍對駐紮在阿爾及利亞凱比爾港的法軍艦隊發動進攻（即“弩炮行動”的一部分），法國海軍一艘戰列艦、一艘拖船沉沒，兩艘戰列艦、三艘驅逐艦受損，還有一艘驅逐艦擱淺，1200多名法國水兵喪生；雖然博洛特拉並非不能黎姐（霧）皇家海軍的用意，但仍然感到怒不可遏，遂決定留在法國，為祖國做貢獻。
“弩炮行動”中的斯特拉斯堡號 丘吉爾的“必要之惡”屬實是惹惱了不少中立的法國人
維希政權成立後，博洛特拉於7月20日應讓·伊巴爾內加雷（Michel Albert Jean Joseph Ybarnégaray）之邀成為了第一任教育與體育委員會總幹事（General Commissioner for Education and Sports），目標是對法國青年一代進行再教育，好讓年輕人更好的適應生活，迎接祖國的召喚。博洛特拉雖然對這份工作懷有熱情，卻拒絕為德國佬賣命，最後德國佬強迫維希政府在1942年4月19日將其革職，幾個月後，博洛特拉決心離開法國，加入盟軍，11月22日，他前往巴黎，打算先乘火車南下，然後徒步進入西班牙，但由於他曾經將計劃透露給朋友，於是在即將登上火車的一刻被蓋世太保抓了起來......
到達伊特堡之後，博洛特拉滿腦子想的就是一件事——逃跑！他一共逃跑了三次，第一大概是在1943年秋天，第二次是在1945年3月下旬，最後一次在1945年4月29日，當晚6時，博洛特拉在院子裡遇到了正在溜達的達拉第，打了招呼之後便向最近的一堵圍牆跑去，一個多小時後，他被抓了回來，懲罰也不過是被關了幾天禁閉而已，和前兩次沒什麼區別......
1943年6月19日和7月2日，先後有兩位女性來到了伊特堡，前者名叫奧古斯塔·布呂克倫（Augusta Bruchlen），她於1924年成為了儒奧的秘書兼翻譯，兩人也萌生愛意；法國戰敗後，布呂克倫成為了儒奧和抵抗組織間聯繫的紐帶，儒奧被捕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音信全無直到1942年11月，不過到了1943年3月底，儒奧被轉移到別處，布呂克倫擔心十分儒奧，於是便動身趕往維希，要求和儒奧待在一起，哪怕後者被關到了集中營中。5月29日，布呂克倫來到了蓋世太保在巴黎的總部，被告知可以和儒奧見面，但必須做出書面保證，同意接受無條件監禁，這樣，她也來到了伊特堡。
後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妮·馬碧爾（Christiane Mabir），她在戰前是雷諾的秘書，她最初被關押到了柏林以北的一座女子集中營，布呂克倫來到伊特堡之後，雷諾要求魏默爾查明馬碧爾是否還在人世，如果還活著，就把她帶到這裡來，就這樣，馬碧爾來到了伊特堡。當然，魏默爾能這麼做並非良心發現，而是盤算著如果能讓這位法國前總理欠自己一個人情，好為自己某一條後路。
馬碧爾到達幾個小時之後，又有一輛轎車駛入了城堡前院，下車的此人一身北非格調的裝束，名叫馬塞爾·格朗熱（Marcel Granger），他在戰前是法國殖民地的一名預備役軍官，法國戰敗後，他一開始還留在軍中服役，不過很快就加入了抵抗組織，1942年11月，盟軍在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登陸，格朗熱的辛勤努力似乎要結成正果，但德軍此時加大了對內部的搜索力度，於是在1943年4月初，格朗熱被抓獲，幾天之後被投入了達豪集中營，他之所以會被轉移到這裡是因為他是法國陸軍上將亨利·吉羅的親戚，吉羅在1942年4月17日從德累斯頓附近的國王巖堡壘（Königstein Fortress ）集中營逃跑，並且來到了北非，為了動搖吉羅的意志，納粹當局便把和吉羅有關的親戚都抓了起來，格朗熱就是其中之一。
亨利·吉羅 1943年在卡薩布蘭卡
下一個來到伊特堡的人顯然讓甘末林和雷諾更加難受，此人就是馬克西姆·魏剛和他的妻子瑪麗·勒內·約瑟芬妮·德·弗桑茲（Marie-Renée-Joséphine de Forsanz），雷諾不禁喃喃自語到：“叛徒，賣國賊”，聲音大到周圍的人都可以聽得見。
馬克西姆·魏剛
下一批犯人在1944年1月9日到來，包括米歇爾·克萊蒙梭（Mcihel·Clemenceau）和前文提到的弗朗索瓦·德·拉洛克，前者在戰前是一位大企業家，戰爭爆發時，他以65歲的高齡參軍入伍，1943年5月被蓋世太保逮捕，不過此人有一個更為有名的父親名叫喬治·克萊蒙梭......
而拉洛克的到來則讓眾人感到疑惑，畢竟在他10個月前被捕之前一直在為維希政府效力，被公認為是一位頭號法西斯分子，不過如果他們知道他還是一位抵抗運動的領導人的話恐怕會更為吃驚。前文提到，他是法國右翼組織“火十字團”的領導人，該組織在1936年法國大選後被他改組為“法蘭西社會黨（French Social Party）”，奇特的是，他本人和該政黨明確反對納粹的種族主義和極權主義，可能是因為他從未忘記一戰時期法國是如何被德國人侵略的。
二戰爆發後，他號召全體黨員團結一心保衛祖國，維希政府成立後，他認為唯有貝當才能領導法國繼續前進，不過他在1940年9月告誡過追隨者對維希政府要“絕對有所保留”，甚至在1942年11月宣稱“絕不當亡國奴，絕不通敵合作”。正是由於他的這種態度，他和維希政府的關係日益惡化，在1942年2月開始為盟軍的情報網提供消息，直到1943年3月9日蓋世太保闖入他的家中將他抓走。
弗朗索瓦·德·拉洛克
最後一批來到伊特堡的犯人的身份更為特殊，瑪麗·艾格妮斯·蓋伊奧（Marie·Agnès Cailliau）和她的丈夫阿爾弗雷德·蓋伊奧（Alfred Cailliau），他們之所以會被關到這裡是因為瑪麗·艾格妮斯·蓋伊奧的弟弟：夏爾·戴高樂。1943年4月，這對夫婦被逮捕，在1945年4月13日來到了伊特堡。
除了上述這些人之外，還有三位大人物曾經被短暫的關押在伊特堡，包括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最後一位總統——阿爾貝·弗朗索瓦·勒布倫（Albert François Lebrun）、1919-1920年間任意大利總理的經濟學家弗朗切斯科·薩維里奧·尼蒂（Francesco Saverio Vincenzo de PaoloNitti）以及在1931-1938年間任法國駐德國大使，親眼目睹了納粹的崛起的安德烈·弗朗索瓦·龐塞（André François-Poncet），在任期間，他曾經多次警告國內德國的威脅，但非常可惜沒有受到重視，1939-1940年間任法國駐意大利大使，有趣的是，戰後，在1949-1955年間他又成為了法國駐西德大使。
這些人雖然都是法國人，但是彼此之間依舊格格不入，雷諾和達拉第相互討厭，不過他們都厭惡魏剛，甘末林也是如此，不過甘末林還和雷諾一道與達拉第作對；拉洛克本來就是右翼分子，自然不會和儒奧合得來，不過拉洛克倒是和魏剛來往密切。達拉第、儒奧和甘末林對於博洛特拉毫無好感，但是由於雷諾和博洛特拉在這之前就曾經被關押到一起，所以彼此還算相處融洽。這些法國人用餐時候都要分成三桌，魏剛夫婦、博洛特拉和拉洛克坐一張桌子，雷諾、馬碧爾、甘末林和克萊蒙梭坐另一張桌子，達拉第、儒奧、布呂克倫還有後來加入的蓋伊奧夫婦又坐另一張桌子；他們之間的爭鬥不僅僅如此，他們每天都要花上好幾個小時撰寫回憶錄，一方面為自己辯解，另一方面對對手大加鞭撻。
雖說名為囚犯，但他們的待遇比集中營裡的那些人不知道好到哪裡去，他們可以在院子裡散步，古堡裡還有一座圖書館，藏書三百餘冊，晚飯過後，魏默爾還會送來一瓶白蘭地；給他們做飯的是一位捷克廚師，名叫安德烈亞斯·克羅伯特（Andreas Krobot），此人也將在後來發揮重要的作用，庫科維奇還從看守那兒偷來了小型的短波收音機，這臺收音機被藏在了雷諾的房間裡，如果有什麼重大消息，雷諾就會通過馬碧爾和博洛特拉把消息傳給其他人。
時間就這樣流逝，很快就到了1945年，隨著納粹即將戰敗，這些囚犯們平靜的生活也將被打破......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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