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多生活在远离中央政府的边远偏僻地区，尤其长江以南少数民簇更多，这些少数民簇地区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封建王朝对于这些民族地区，都采用以夷治夷的松散管理方式，自唐代开始用鞠糜州政策。
所谓羁縻，即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也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
鞠糜州其疆域往往以某一大姓所形成的自然区域来确定，这一区域既可以划为一州，也可立为数州，故地域比当时的边郡要小得多。
五代十国时期，封建割据激烈，少数民族地区各土著首领在羁縻州的基础上，趁中原各国相互征战之机，亦相互攻伐，以大并小，以强吞弱。一些强宗大姓扩张势力，逐渐脱离中央王朝的控制，成为地域性封闭的独立小王国。
宋朝统一内地之后，顺应了五代时期形成的这种情势，摄唐制并使羁縻政策更加完善， "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并进一步笼络少数民族首领，对"其有力者，还更赐以疆土"。
元朝羁縻政策逐渐演化为土司制度，元朝开始实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少数民族，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周边村庄，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
历代羁縻有强有弱，强者如唐，弱者如元朝，元朝军队在自己国家行走都会被全歼，一次出兵征战，路过四川，因骚扰地方过重，在四川境内被消灭，一次在贵州境内被消耗殆尽，连云南行省都还没有进入。
播州叛乱土司杨应龙图像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在西南和中部东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管理制度，就是任命少数民族的首领为土司、土官，授予他们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对所辖地区进行统治的权力.官职世袭，一句话，就是"以土官治土民"。
在边境地区，朝廷甚至允许土司保有军队，土司军队谓义军、土兵、土丁等，土丁、土兵是一种寓兵于农的组织，平时为农，战时出征。朝廷赐民族首领以军事首领头衔。其兵马主要是"慎守封疆"。
但是，土司世代为官，独霸一方，更有一些土司专横不法.对境内人民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土司之间为争权夺利挑起械斗或战争，导致生灵涂炭，对朝廷也叛服无常。。
明朝袭元制，对云贵川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一直采取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也就是世袭土司制度，朝廷一般不干预其人事变动，只负责收税边防等事宜。
明朝播州地域图
西南地区有众多的“土县”、“土州”、“土府”、“宣慰司”等行政区单位。不少地方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土司官员们在当地经营多年，势力根深蒂固。
有许多土司首领自恃天高皇帝远，在本地横征暴敛作威作福，甚至对抗中央。有明一代西南地区经常发生程度不等的叛乱，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万历年间发生的杨应龙叛乱，也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贵州遵义地区）之役，明军用兵十万激战一年才平定了这场叛乱。
土司制度这种有损于国家统一的行为，明王朝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开始酝酿取消土司制度，改为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府、厅、州、县等机构，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直接管理，这种方法被称为"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自明代中叶以后便逐步开始，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 ，有的在土民向封建王朝申请"改土归流"时，王朝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
但由于阻力太大，进展非常缓慢，西南地区依旧是半土半流的管理模式，这就为日后的叛乱埋下了伏笔。
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永宁（今叙永）彝族土司奢崇明、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彝族土司安邦彦，联合乌蒙、沾益、东川等土司，共同起兵反抗大明，意图割据一方，安氏是盘踞黔西北历史最长、势力最强的封建领主,一切耕地、牧地、山林、水源都属领主所有,比奢氏还要强大，安氏自称"罗甸大王"。
奢安叛乱图
几月之内，四川、贵州大部分落入叛军之手，叛乱波及云南，广东、湖北，湖南等省。
此时明廷正在集中兵力对付关外女真的叛乱，面对西南的土司叛乱，不得不又征调了数省军队进行平叛。
奢安叛乱中，贵阳被叛军围半年，兵民相食，据传逃入贵阳城内四十万，最后吃到还剩2万多人，明军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
战乱中，四川巡抚徐可求死难，贵州巡抚王三善死难，西南大将之冠的总理鲁钦兵败自刎，贵州总兵阵亡于贵阳城下。
历时十多年，直到崇祯三年，叛乱最后被四川巡抚朱燮元、石柱总兵秦良玉、四川总兵杜文焕镇压下去，明廷用兵十余万，耗银数百万，终于消灭了明末西南两大地方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奢安之乱平叛功臣秦良玉图像
发生在川黔两省的奢安之乱也激发云南部分土司的野心，他们一面积极出兵帮助明军扫平叛乱另一方面暗中储备势力伺机反叛，阿迷土司普名声就是其中的代表。
普氏是阿迷地区（云南开远地区）的土著家族，普氏在助剿奢安过程中积攒了大量兵力同时又与缅甸勾结。
崇祯四年六月，云南巡抚王伉率军征剿先后在阿迷、临安等地被叛军击败，由于此时中原已经陷入农民起义的大潮，朝廷再也调不出大军征讨西南叛乱了。
1645年，万氏女婿沙定洲趁明朝灭亡之际再度起兵作乱，攻占了省城昆明，1648年大西军自四川南下抗清，进入云南，终于剿灭了最后这支叛匪，至此历时20余年的明末西南民乱终告平定。
清朝深刻吸取明朝教训，在云贵川地区力行改土归流。雍正年间，清廷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议，在西南掀起大规模"改土归流"高潮，改土官为流官，革除土司制，建立州县制。"改土归流"的政策，在云南和贵州取得很大成效，但在四川，改土归流却只实行于与云、贵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川西藏区没有实行改土归流政策。
乾隆继位后，延续其父改土归流的政策，乾隆十一年(1746年)，川西的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劫夺小金川土司泽旺﹐经清朝干预后释还。次年，莎罗奔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等地，清朝派兵前往"弹压"﹐遭到莎罗奔的抵制。乾隆帝调张广泗任川陕总督，自小金川进兵大金川征伐莎罗奔。莎罗奔率众奋力反抗，清军屡失利。十三年四月，乾隆帝又命讷亲督师前往增援。莎罗奔构筑碉卡，严密为备。张广泗与讷亲互不协力，莎罗奔乃大破清军。同年十二月﹐乾隆帝以贻误军机罪斩张广泗，讷亲亦赐死，改用傅恒为统帅。
乾隆三十六年，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侄孙)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泽旺子)再次发动反清斗争﹐乾隆帝命温福﹑桂林分别自汶川及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攻小金川。
清朝平定大小均川叛乱图
乾隆四十年八月，清军攻破大金川勒乌围官寨。次年正月，复攻破索诺木最后据守的堡寨噶尔崖，索诺木出降。大﹑小金川之役终于平息。
事平后，清朝在大﹑小金川设立懋功﹑章谷﹑抚边﹑绥靖﹑崇化等五屯，驻军屯垦，以防再次发生叛乱事件。
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自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自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四十年，开前后两次，历时七年，耗帑七千余万两，杀张广泗、讷亲、阿尔泰、温福四员大臣，阵亡将士三万余人，经过大小金川之役，此后清朝在这一地区废除土司制，改置州县。巩固和发展了西南地区自雍正以来"改土归流"的成果，加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大小金川地形图
大小金川之役的结束标志着从明中期开始的"改土归流"政策终于取得了最终的成功，明清两代耗费200年，付出惨烈代价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得中原王朝在南方的经营终于取得了成功，基本划定和稳定了今日中国的南方边界。
后来清朝又专设云贵总督，有力地加强了对边疆的管理，改变了自秦汉开始的西南半自治状态，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改土归流，维护华夏统一的政治排雷，时间之长，代价之大，令人感叹。
改土归流，功在明清，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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