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王介甫公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主持朝廷大政方针的制定与改革。一时间，朝廷内部各种声音频起，尤其是质疑王安石变法之声，可谓是前仆后继。其中，修撰帝王执政参考教科书《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北宋大文豪苏轼苏东坡、宋明理学的先驱程颐程颢兄弟等，都对变法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其中，除了苏轼认为新法一些措施应暂缓进行，还有一定改革色彩外，其他大多是认为君主要修身养性，加强自我道德品质一类陈词滥调，让神宗皇帝反感不已。其实，不用说是一朝皇帝，就是一个普通人，每天有人在他身边不停唠叨他要好好做人，他也会受不了，何况是皇帝？
因此，神宗力排众议，命令王安石专心任事，王安石有过基层治理的经验，是从一个北宋县级干部一步步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高位的实干之材，所以也是踌躇满志，发誓重整朝纲，匡扶河山。在他的设计下，官府的低息借贷以及用钱代出徭役等措施步步展开，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让百姓摆脱官府与乡里富户的侵扰压力，得以用更多的精力，投身农业生产。
至于在军事方面，王安石更是不遗余力的改革。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作战，需要大量军马，为增加马匹供给，王以减免赋役为交换条件，让民户从官府处领取马匹养殖，定期交还。而为了避免北宋募兵制下兵将互不统属，以致于战争效率低下的问题，他又以将为单位，建立长期的官兵隶属关系，在后来的河湟地区收复战争中，王安石赋予前线将领王韶极大的权力，以不受干预调兵遣将，很快取得胜利。北宋对外战争鲜有胜利，而河湟的收复，极大的振作了北宋王朝政治精英的信心。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皇帝对王安石的重用不是无条件的，不久，就有大臣上了一幅画着饥民乞讨的图画，触动了皇帝的内心，而就在这时，又有大臣上书，称所谓的低息借贷，在不少地区变成了强行借贷，且利息极高，中央根本一无所知，于是，一种暂停变法的想法，在皇帝心中出现了。
让神宗感到忧虑的，不仅仅是百姓的困苦，还有王安石对祖宗之法的挑战，宋朝祖宗之法中，一直注重防止宰相专权，因此设置三司分财权，枢密院分发兵权，另有中书门下和参知政事分掌议政大权，权相从制度设计上是出现不了了。
可王安石不满意，王要贯彻自己变法的意志与决心，就要集权，而这自然与神宗发生了冲突。王奏请设立制置三司使，以归于自己领导之下，后又请取消枢密院，这些导致神宗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疑心加重。
王安石素以拗相公相称，性格耿直，不喜兜圈子，神宗是皇帝，是领导，更不会向他让步妥协。终于，就在变法进入深水期时，王安石告老还乡，辞官而去，神宗也顺手推舟，不再挽留，王安石变法，就这样匆匆谢幕。
王安石变法结束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神宗自恃有王安石变法积累起来的财富，又有之前王韶作战胜利的鼓励，他当即下令西北宋军全线出击，攻打西夏。结果，宋军因孤军深入，不熟悉地形，被打的溃不成军，物资堆积如山，都被夏军掠取。神宗痛哭失声，抑郁而终，这自然有给王安石的变法增加了几分悲剧色彩。
神宗死后，哲宗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并把王安石的死对头司马光召回主持朝政，司马光的政见虽与王安石不同，但性格都是一样的固执，他上任后，即吧=把王安石变法措施一律废除，王在家中闻听此事，抑郁而终。
公平地说，王安石的变法并未触动北宋王朝根本的政治体制，但其中一些减轻百姓负担、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还是起到了惠民的作用。司马光将其一并匆匆废置，不但让变法的成果付诸东流，还加剧了北宋王朝基层管理的混乱。高太后和司马光丝毫不在意这些，而变法与反变法交替出现的局面，才刚刚出现。
哲宗长大后，不满太后的保守态度，也下决心要像神宗一样大刀阔斧的改革，于是任用了王安石曾经的追随者章惇。章惇虽为变法派，但气量狭小，俗话说，小人得志，必有坏事。章惇上任后即排斥异己，许多不反对变法的，也被加上反对变法的罪名，该贬黜贬黜，该充军充军，至于司马光本人，更是被追夺生前一切荣誉，成为了北宋党争的牺牲品。
日后，哲宗离世，又有太后同保守派官员联手反扑，结果徽宗继位后，同当年哲宗一样，重用了同为小人的奸相蔡京，花石纲等劳民伤财之举，尽出这对君臣，而在这时，蔡京还打着反对保守派、支持变法的旗号在朝廷内部继续排斥异己，北宋内部政治分裂，人人自危。内部不和的存在，极大影响了他们应对来自北部少数民族的威胁，当金兵兵临城下时，许多人居然故作公正，将北宋今日的危机都归结为是变法派的成员，而那个拗相公王安石，也因做的多，太显眼，而成为了众矢之的。
参考文献：
邓广铭《王安石传》
漆侠《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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