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鹽運使與自貢井鹽

陳橋|文

民國23年（1934年）1月13日，一個名叫李芬的人，在萬縣通過中國銀行匯款川洋（即川版銀元，有四川龍洋和俗稱十八圈的四川軍政府銀元兩大類）28元，給四川鹽運使（見圖）。這個收款人：四川鹽運使，恐怕現在好多人都感到非常陌生了。今天，我們就藉此去探尋一下這個歷史上的“四川鹽運使”，以及它與自貢井鹽那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四川鹽運使，是民國時期專門從事管理四川鹽務的官員。他所在的單位叫四川鹽運使署，也就是當時川鹽的最高管理機關。

1912年，四川軍政府設鹽政部於成都。鹽政部部長鄧孝可取銷官運，破除引岸，改辦就場徵收鹽稅，將清朝所設的局、所一併裁撤，在川內給鹽場設榷稅司，大鹽場兼設副稅司，專管經收鹽稅等事。凡有兩場相連之鹽場，則添設鹽稅監，以司監督。改清設之鹽大使為（鹽）場知事。當時，川北之射蓬、南閬、川南之犍樂、富榮各場，分設稅監1人，副稅監各3人，其餘之川北三臺、西鹽、蓬中、射洪、樂至、綿州、胖鎮、簡州、蓬遂各場，川南之富榮八垣、井仁、犍為、樂山、鹽源各場，川東之鬱山、大寧、雲陽、開縣、奉節各場各設榷稅司1人，分任稽徵鹽稅。其時，成都、重慶各設都督，尚未合併，川東鹽場轄於重慶，富榮又為滇軍所佔據，其在鹽政部管轄範圍者，僅犍樂、資州、簡州及川北各場。

1912年4月，四川省鹽務局成立，緊縮機構，裁去富榮、犍樂、射蓬、南閬四處正、副稅監及所有副稅司。各場一律設置榷稅鹽署。

1914年3月，四川省鹽務管理局改為鹽運使署。四川鹽運使署駐地於瀘州。當年各鹽場設榷稅署19個，分局128個，監運所29個，分所18個，分卡

1915年6月，設川北鹽運署，駐射洪青堤渡。同年冬，因為反袁護國之戰事起，敘、瀘適為用兵之地，四川鹽運使署乃於1916年2月由瀘州遷重慶。也是從這一年的6月開始，設置鹽場知事署或鹽井委員署，仍兼收鹽稅。同時成立督銷局，至1919年9月，督銷局又改為查鹽局。

1922年，四川鹽運使署由重慶遷移自流井。1924年復遷回重慶。1929年各鹽場知事署均改為鹽場公署。

1930年，劉湘委任所部師長王纘緒兼任四川鹽運使。這個王運使一上任，就在全川推行“招專商運鹽”（簡稱“專商”）的新政策，並聲稱這個鹽務新政試行兩年。這就為軍閥政客插手川鹽運銷打開了方便之門。一時間，一些軍閥政客紛紛就化名承包運鹽，壟斷銷售，操縱鹽價，直接參與經營。其中有當過師長的曾子唯（自貢人），當過旅長的石竹軒，當過縣長的汪淑安，甚至鹽運使王纘緒的參謀長王士等人也都化名做起了“專商”。更有甚者，劉湘的老婆，下至營長太太們，也不甘寂寞，亦紛紛投本牟利，做起鹽運“專商”的股東。這些新型“專商”，憑藉軍符在握，大顯手眼神通，壓價短購，獲利倍於其他鹽商。

四川鹽運使王纘緒，在推行其“專商”制的前兩年期間，就得到“專商”們奉送的10萬元。然而，由於“專商”制損害了鹽商的利益，奪走了他們的杯中之羹，自貢鹽商嘖有怨言。為此，鹽運使王纘緒還親赴自流井，逮捕了反調唱得最高的自貢鹽商李敬才、胡鐵華等人，為推行“專商”制掃清障礙。

到1932年，四川鹽運使王纘緒因從“專商”制中撈到了油水，更自食其“試辦兩年”的諾言，一意孤行，繼續讓“專商”壟斷川鹽運銷，而那些蒙受鹽運使王纘緒“恩德”的“專商”們，則借王纘緒辦巴蜀小學之機，進行變相行賄，“捐贈”現金10萬元。王纘緒卻因此更加頑固的推行“專商”制。自貢鹽場的所有井、灶、運商，均敢怒不敢言。

那時的軍閥們，“對自流井的鹽業經營利潤是眼紅、心熱、手癢難耐”。他們除了竭力插手井鹽的運銷，更有甚者還直接開辦、經營井、灶賺錢，如鄧錫侯、陳書農等人就在自貢直接經營過“慶餘井”、“裕隆井”、“泰豐號”等井灶。

因為自貢井鹽產、供、銷之市場龐大，資金流量甚巨，信貸需求及其旺盛，其間金融利潤十分可觀。自流井鹽場之金融，自然也成就成為了他們欲圖控制的目標。於是，這些四川的軍閥們則又“開始了利用金融機構，在自流井盤剝人民的生涯”。

四川大軍閥劉文輝在1925年任川軍第九師師長駐防宜賓、自貢時，即由他的五哥，時任護商處處長的劉文彩開設了“仁和”銀號，設總號於宜賓，設分號於自流井等處，除代收稅款和經營存放、匯兌等業務外，並以手中的護商隊武裝護運販賣鴉片、棉紗，在自貢地區暢通無阻，賺取了大宗款項。劉文輝不甘兄後，亦於1927年3月，利用特權，在自貢組建了裕通銀行自貢分行，任命自貢鹽商倪敬先及喻子鵬為經理。當時，劉文輝投入該行的開辦費僅僅2000元，幾乎屬“白手起家”。

新開辦的裕通銀行自貢分行，從事“代收自貢鹽場之鹽稅和推銷鴉片煙款”。每月吸收的煙款有3、4萬元，票鹽稅款約20萬元，引鹽稅款約30萬元。裕通銀行自貢分行自1927年3月開始營業，至1932年冬歇業的五年中所獲利潤，平均每年約8萬元。總行在1931年舉行總結算時，盈利達300多萬元。資料顯示，劉文輝在開設裕通銀行自貢分行不久，還雙管齊下，又以其二姨太的名義，獨資經營“新怡豐”銀號，總號設在成都，自貢亦設分號，任命梁益仁為經理。在1930年至1932年間，裕通銀行、仁和銀號和新怡豐銀號在自貢同時經營，執自貢地區銀錢業同業公會之牛耳。

四川鹽運使一職，最早出現於1914年3月，其時，晏安瀾成為四川歷史上第一任鹽運使。之後有張英華、吳偉、林振翰、龔達、周駿、梁正麟、朱傳晉、李樵、陳國棟、朱召南、郭昌明、王纘緒、吳受彤、唐棣書、劉樹梅、繆秋傑等人先後在四川鹽運使上任過職。其中，劉樹梅為統

1935年以前，四川鹽政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而在稽核方面，分別在自流井和三臺縣分別設川南、川北兩個不相隸屬的鹽務稽核分所，分別掌管鹽稅徵榷及鹽斤稱放。因而稽核系統與鹽務行政平列，這在鹽務史上稱為“二元制”。國民黨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後，對鹽務管理體制進行了一些改革，唯獨四川地處邊陲，國民中央政府勢力尚未伸進，故其改革措施一直未能夠實現， 四川之鹽政大權仍然被控制在軍閥手中。

1935年，國民黨在重慶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重慶行營”，在經濟上於重慶設立“四川財政特派員公署”，並規定四川財政廳、四川鹽運使署均歸其監督考核，權力甚大。四川鹽務改制是民國中央政府既定方針，以稽核系統接收鹽務行政是其主要改革措施。這種改革將使四川軍閥無力繼續把持鹽政。

劉樹梅時任重慶稽核處處長，對改革四川鹽政，深思已久，成竹在胸，曾屢次上書財政部長孔祥熙，陳述意見。當時，孔祥熙任財政部長，鄒琳任財政部政務次長，徐勘任財政部常務次長，劉樹梅的陳述已獲得讚許。那時，在重慶的劉樹梅緊密聯繫劉湘，每到星期天，劉樹梅就驅車前往李子壩劉湘公館，“鼓其如簧之舌，大談統

當時，蔣介石到重慶，劉樹梅就將四川鹽政改革計劃呈蔣，受到蔣介石召見。於是劉樹梅更放手進行工作。他首先將川南、川北兩個鹽務稽核分所及重慶稽核處合併，成立四川稽核分所，由劉樹梅任分所經理。接著又奉財政部電令四川鹽運使由劉樹梅兼任，川北運副署同時裁撤併入四川鹽運使署。由南京政府頒發新刊“四川鹽運使”及“四川鹽運輯私局”印信，以區別於四川軍閥時期的鹽運使和稽核局。

劉樹梅在接收鹽運使署後，以自流井為川鹽主產區由，電請財政部核准，將四川鹽運使署遷移自流井。不久，按照全國統一體制，又將鹽運使署、輯私局一併撤銷，由四川鹽務稽核分所接收鹽務行政及輯私部隊，實現政、稅合一，結束20多年以來，四川鹽務管理體制上的“二元制”。四川鹽務稽核分所隨即改稱“四川鹽務管理局”，直屬民國中央政府財政部。至此，國民黨中央

遺憾的是，這個曾經為統一四川鹽政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劉樹梅，不久卻被迫離開了四川鹽運使崗位。

就自貢鹽場而言,辛亥革命前後年產鹽四百二三十萬擔,至公元 1935年左右,年產鹽僅及三百萬擔上下。劉樹梅認為要拯救四川鹽業,就必須取消當時的“認商”制度,而實行“自由販運”。他親自去見重慶行營秘書長楊永泰( 政學系重要頭目,蔣介石的親信) 提出此項主張。不料楊永泰卻回答說:實行什麼行鹽制度,是鹽務官廳之事,我們不加以干預,但每月150萬元的軍費,必須按月籌足,否則以貽誤軍機論處。而原有“認商”，堅決反對“自由販運”。他們深知,如果開放鹽運,商民競運競銷,鹽價必然下跌,則彼等不能繼續獲取鉅額利潤,於是，這些“認商”相率拒絕按期繳稅運鹽，以抵抗“自由販運”之鹽務新政的施行。然而，行營軍費嚴限於上,運商拒稅要挾於下,劉樹梅又不肯放棄自己的正義主張,更不願與以軍閥為後臺的舊勢力妥協,憤公道之不行乃決計引退,離職而去。之後，繆秋傑繼任四川鹽運使兼稽核分所經理。繆秋傑成為了四川歷史上的最後一任鹽運使。

主要參考資料：《川鹽史論》《因鹽設市紀錄》《繆秋傑與民國鹽務》

閱讀更多 富順鄉村觀察 的文章

關鍵字: 重慶 犍為 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