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盐运使与自贡井盐

陈桥|文

民国23年（1934年）1月13日，一个名叫李芬的人，在万县通过中国银行汇款川洋（即川版银元，有四川龙洋和俗称十八圈的四川军政府银元两大类）28元，给四川盐运使（见图）。这个收款人：四川盐运使，恐怕现在好多人都感到非常陌生了。今天，我们就借此去探寻一下这个历史上的“四川盐运使”，以及它与自贡井盐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四川盐运使，是民国时期专门从事管理四川盐务的官员。他所在的单位叫四川盐运使署，也就是当时川盐的最高管理机关。

1912年，四川军政府设盐政部于成都。盐政部部长邓孝可取销官运，破除引岸，改办就场征收盐税，将清朝所设的局、所一并裁撤，在川内给盐场设榷税司，大盐场兼设副税司，专管经收盐税等事。凡有两场相连之盐场，则添设盐税监，以司监督。改清设之盐大使为（盐）场知事。当时，川北之射蓬、南阆、川南之犍乐、富荣各场，分设税监1人，副税监各3人，其余之川北三台、西盐、蓬中、射洪、乐至、绵州、胖镇、简州、蓬遂各场，川南之富荣八垣、井仁、犍为、乐山、盐源各场，川东之郁山、大宁、云阳、开县、奉节各场各设榷税司1人，分任稽征盐税。其时，成都、重庆各设都督，尚未合并，川东盐场辖于重庆，富荣又为滇军所占据，其在盐政部管辖范围者，仅犍乐、资州、简州及川北各场。

1912年4月，四川省盐务局成立，紧缩机构，裁去富荣、犍乐、射蓬、南阆四处正、副税监及所有副税司。各场一律设置榷税盐署。

1914年3月，四川省盐务管理局改为盐运使署。四川盐运使署驻地于泸州。当年各盐场设榷税署19个，分局128个，监运所29个，分所18个，分卡

1915年6月，设川北盐运署，驻射洪青堤渡。同年冬，因为反袁护国之战事起，叙、泸适为用兵之地，四川盐运使署乃于1916年2月由泸州迁重庆。也是从这一年的6月开始，设置盐场知事署或盐井委员署，仍兼收盐税。同时成立督销局，至1919年9月，督销局又改为查盐局。

1922年，四川盐运使署由重庆迁移自流井。1924年复迁回重庆。1929年各盐场知事署均改为盐场公署。

1930年，刘湘委任所部师长王缵绪兼任四川盐运使。这个王运使一上任，就在全川推行“招专商运盐”（简称“专商”）的新政策，并声称这个盐务新政试行两年。这就为军阀政客插手川盐运销打开了方便之门。一时间，一些军阀政客纷纷就化名承包运盐，垄断销售，操纵盐价，直接参与经营。其中有当过师长的曾子唯（自贡人），当过旅长的石竹轩，当过县长的汪淑安，甚至盐运使王缵绪的参谋长王士等人也都化名做起了“专商”。更有甚者，刘湘的老婆，下至营长太太们，也不甘寂寞，亦纷纷投本牟利，做起盐运“专商”的股东。这些新型“专商”，凭借军符在握，大显手眼神通，压价短购，获利倍于其他盐商。

四川盐运使王缵绪，在推行其“专商”制的前两年期间，就得到“专商”们奉送的10万元。然而，由于“专商”制损害了盐商的利益，夺走了他们的杯中之羹，自贡盐商啧有怨言。为此，盐运使王缵绪还亲赴自流井，逮捕了反调唱得最高的自贡盐商李敬才、胡铁华等人，为推行“专商”制扫清障碍。

到1932年，四川盐运使王缵绪因从“专商”制中捞到了油水，更自食其“试办两年”的诺言，一意孤行，继续让“专商”垄断川盐运销，而那些蒙受盐运使王缵绪“恩德”的“专商”们，则借王缵绪办巴蜀小学之机，进行变相行贿，“捐赠”现金10万元。王缵绪却因此更加顽固的推行“专商”制。自贡盐场的所有井、灶、运商，均敢怒不敢言。

那时的军阀们，“对自流井的盐业经营利润是眼红、心热、手痒难耐”。他们除了竭力插手井盐的运销，更有甚者还直接开办、经营井、灶赚钱，如邓锡侯、陈书农等人就在自贡直接经营过“庆余井”、“裕隆井”、“泰丰号”等井灶。

因为自贡井盐产、供、销之市场庞大，资金流量甚巨，信贷需求及其旺盛，其间金融利润十分可观。自流井盐场之金融，自然也成就成为了他们欲图控制的目标。于是，这些四川的军阀们则又“开始了利用金融机构，在自流井盘剝人民的生涯”。

四川大军阀刘文辉在1925年任川军第九师师长驻防宜宾、自贡时，即由他的五哥，时任护商处处长的刘文彩开设了“仁和”银号，设总号于宜宾，设分号于自流井等处，除代收税款和经营存放、汇兑等业务外，并以手中的护商队武装护运贩卖鸦片、棉纱，在自贡地区畅通无阻，赚取了大宗款项。刘文辉不甘兄后，亦于1927年3月，利用特权，在自贡组建了裕通银行自贡分行，任命自贡盐商倪敬先及喻子鹏为经理。当时，刘文辉投入该行的开办费仅仅2000元，几乎属“白手起家”。

新开办的裕通银行自贡分行，从事“代收自贡盐场之盐税和推销鸦片烟款”。每月吸收的烟款有3、4万元，票盐税款约20万元，引盐税款约30万元。裕通银行自贡分行自1927年3月开始营业，至1932年冬歇业的五年中所获利润，平均每年约8万元。总行在1931年举行总结算时，盈利达300多万元。资料显示，刘文辉在开设裕通银行自贡分行不久，还双管齐下，又以其二姨太的名义，独资经营“新怡丰”银号，总号设在成都，自贡亦设分号，任命梁益仁为经理。在1930年至1932年间，裕通银行、仁和银号和新怡丰银号在自贡同时经营，执自贡地区银钱业同业公会之牛耳。

四川盐运使一职，最早出现于1914年3月，其时，晏安澜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任盐运使。之后有张英华、吴伟、林振翰、龚达、周骏、梁正麟、朱传晋、李樵、陈国栋、朱召南、郭昌明、王缵绪、吴受彤、唐棣书、刘树梅、缪秋杰等人先后在四川盐运使上任过职。其中，刘树梅为统

1935年以前，四川盐政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而在稽核方面，分别在自流井和三台县分别设川南、川北两个不相隶属的盐务稽核分所，分别掌管盐税征榷及盐斤称放。因而稽核系统与盐务行政平列，这在盐务史上称为“二元制”。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后，对盐务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唯独四川地处边陲，国民中央政府势力尚未伸进，故其改革措施一直未能够实现， 四川之盐政大权仍然被控制在军阀手中。

1935年，国民党在重庆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重庆行营”，在经济上于重庆设立“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并规定四川财政厅、四川盐运使署均归其监督考核，权力甚大。四川盐务改制是民国中央政府既定方针，以稽核系统接收盐务行政是其主要改革措施。这种改革将使四川军阀无力继续把持盐政。

刘树梅时任重庆稽核处处长，对改革四川盐政，深思已久，成竹在胸，曾屡次上书财政部长孔祥熙，陈述意见。当时，孔祥熙任财政部长，邹琳任财政部政务次长，徐勘任财政部常务次长，刘树梅的陈述已获得赞许。那时，在重庆的刘树梅紧密联系刘湘，每到星期天，刘树梅就驱车前往李子坝刘湘公馆，“鼓其如簧之舌，大谈统

当时，蒋介石到重庆，刘树梅就将四川盐政改革计划呈蒋，受到蒋介石召见。于是刘树梅更放手进行工作。他首先将川南、川北两个盐务稽核分所及重庆稽核处合并，成立四川稽核分所，由刘树梅任分所经理。接着又奉财政部电令四川盐运使由刘树梅兼任，川北运副署同时裁撤并入四川盐运使署。由南京政府颁发新刊“四川盐运使”及“四川盐运辑私局”印信，以区别于四川军阀时期的盐运使和稽核局。

刘树梅在接收盐运使署后，以自流井为川盐主产区由，电请财政部核准，将四川盐运使署迁移自流井。不久，按照全国统一体制，又将盐运使署、辑私局一并撤销，由四川盐务稽核分所接收盐务行政及辑私部队，实现政、税合一，结束20多年以来，四川盐务管理体制上的“二元制”。四川盐务稽核分所随即改称“四川盐务管理局”，直属民国中央政府财政部。至此，国民党中央

遗憾的是，这个曾经为统一四川盐政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刘树梅，不久却被迫离开了四川盐运使岗位。

就自贡盐场而言,辛亥革命前后年产盐四百二三十万担,至公元 1935年左右,年产盐仅及三百万担上下。刘树梅认为要拯救四川盐业,就必须取消当时的“认商”制度,而实行“自由贩运”。他亲自去见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 政学系重要头目,蒋介石的亲信) 提出此项主张。不料杨永泰却回答说:实行什么行盐制度,是盐务官厅之事,我们不加以干预,但每月150万元的军费,必须按月筹足,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而原有“认商”，坚决反对“自由贩运”。他们深知,如果开放盐运,商民竞运竞销,盐价必然下跌,则彼等不能继续获取巨额利润,于是，这些“认商”相率拒绝按期缴税运盐，以抵抗“自由贩运”之盐务新政的施行。然而，行营军费严限于上,运商拒税要挟于下,刘树梅又不肯放弃自己的正义主张,更不愿与以军阀为后台的旧势力妥协,愤公道之不行乃决计引退,离职而去。之后，缪秋杰继任四川盐运使兼稽核分所经理。缪秋杰成为了四川历史上的最后一任盐运使。

主要参考资料：《川盐史论》《因盐设市纪录》《缪秋杰与民国盐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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