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早在兩千多年前，老子就透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表象，洞察到了“天道”的邏輯——“損有餘而補不足”。
近代以來，隨著許多西方學者孜孜以求的科學考察和邏輯論證，“天道”的普適性被越來越多的人證實。美國科學院院士、威斯康星大學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教授肖恩·B·卡羅爾的《生命的法則》一書，更是從小到人體內部的細菌，大到塞倫蓋蒂大草原上的動植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上，為我們呈現了“天道”是如何“無微不至”地在萬物之間起著作用。
“哪裡有生命，哪裡就有法則。”卡羅爾在書中寫道，“人體內的分子法則讓每種分子和細胞的種類都穩定地維持在一定水平，自然界也存在可以調節動物種類和數量的生態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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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起“天道”，我們首先想到的會是食物鏈的自然調節。任何物種的首要目的都是實現自我基因的繁殖最大化，所以，在生存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物種會無節制地自我擴展。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曾做過假設論證：
假設大象從30歲開始進入繁育期一直到90歲，這期間它們生育46胎，而它們本身可以活到100歲。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只需要740～750年就能讓一對大象產生1 900萬頭後代。而只需要50代或大約2 500年，象群的總體積就可以超過整個星球。
早在距今5000萬年前，地球上就出現了始祖象。但顯而易見，我們當下並未生活在一個滿布大象的星球上。背後的原因就是食物鏈自然調節的結果。
20世紀初，英國生物學家查爾斯·薩瑟蘭·埃爾頓通過對北極附近的極地島嶼的考察，意識到食物在生態系統中的重要性，開始關注生物之間的捕食關係。後來，通過蒐集相關資料，對比發現了旅鼠數量和它的天敵北極狐的數量之間呈正比，同時，加拿大北部的山貓和它的獵物美洲兔之間的數量也呈正向關係。
埃爾頓分析相關數據後發現，動物種群數量在不受任何限制的前提下，確實可以實現爆發式增長，但在爆發式增長過後又會驟減，這揭示了外部作用力的存在。據此，他在1926年撰寫的書籍《動物生態學》一書中，提出了“食物鏈”概念。
埃爾頓認為，食物是動物社會經濟中的“現金”。“對任何動物而言，最基本的動力都是找到充足的食物。”埃爾頓分析道，“食物最容易引起動物社會當中的爭端與衝突，而動物社會的結構與社會活動都是以解決食物供給問題為先決條件的。”
捕食與被捕食的關係將所有生物聯繫在了一起。植物是整個食物鏈的最底層，食草動物是動物社會的最底層，食肉動物則按照捕食與被捕食的關係逐級分層，直到出現一種沒有天敵的物種而結束。
食物鏈的特點是，低端生物數量大，頂端生物數量少，生物數量順著食物鏈層級往上呈現逐漸遞減的趨勢，埃爾頓稱這一現象為“數量金字塔”。
之所以能夠實現和保持“數量金字塔”這種區域平衡態，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物種的數量擴張受到上層捕食者、病原體和食物供應的限制；二是
捕食對象數量銳減會對捕食者的捕食行為造成壓力，捕食者為了應急轉向其他次級獵物，捕食對象得以休養生息。千百萬年以來，地球各區域按照既定的“食物鏈”規則良性運轉著，人類出現的早期也受其支配和調節。最初，人類祖先的主要生存手段是採集和狩獵，受限於當時捕獵手段和存儲技術的限制，不會出現過度捕殺的現象。人作為一種在大自然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物種，在自然規律的支配下與其他生物共生著，過著“逐水草而徙”的生活。
農業革命以後，人類開始大範圍繁衍和定居，隨著城市與耕地面積的不斷擴大和生產技術的不斷提升，相較於其他地球物種，人類逐漸顯現出明顯優勢，其他物種的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只有有助於人類基因繁衍的小麥、牛、馬、狗等少數物種的數量依託於人類數量一起增長。
工業革命以後，隨著交通工具的革新和火器的大範圍應用，很多之前人類未曾踏足的原始生態區域也遭到人類的屠戮，地球物種開始大範圍滅絕，或者瀕臨滅絕。
“在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毫無節制地狩獵、捕魚、耕種，甚至破壞，卻從未試圖理解或是考慮過改變其他物種的生存環境或是打亂它們的生存方式會給整個地球生態系統帶來怎樣的副作用。”卡羅爾在書中譴責道，“人類的數量已經暴增至70億，我們為之付出的代價是要面對越來越多令人頭疼的問題。”
看上去，人類似乎徹底跳出了“食物鏈”循環，不再受其規律制約，這是否意味著“損不足，奉有餘”的“人道”戰勝了“天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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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三體》中提到過一個“農場主假說”：
一個農場裡有一群火雞，農場主每天中午十一點給他們餵食。火雞中的一名科學家觀察這個現象，一直觀察了近一年都沒有例外，於是它發現了自己宇宙中的偉大定律——每天上午十一點，就有食物降臨。它在感恩節早晨向其他火雞公佈了這個定律，但是這一天它們並未等到食物，它們等到的是死亡。
“人道”與“天道”的關係，其實就是火雞科學家和農場主的關係。“天道”的強大之處，正是在於它很容易讓人忽略其存在，可畏的是，它其實一直存在。
在人類數量突飛猛進的過程中，很多抑制手段也伴隨而生。
當發現“食物鏈”的埃爾頓還在上學時，一位名叫坎農的美國生理學家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治療傷員。戰場的治療經歷為他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資料，在此之前，他也研究過動物在壓力狀態下的生理反應。據此，坎農開始思考人體與外界的關係。
他認為，神經系統和內分泌系統的許多行為阻止了劇烈變化的發生，使我們的體內環境保持在一個圍繞中心窄幅變化的範圍，諸如體溫、酸鹼度、水分、鹽分、氧含量、糖含量等都處於一種複雜而脆弱的平衡態，他稱之為“內穩態”。
內穩態確保我們的身體在受到外界干擾的情況下仍具備和表現出穩定的功能。之所以能夠維持這種穩定，是因為身體內部既有拒絕正向變化的因子，也有拒絕反向變化的因子，它們共存於同一系統中，相互發生著作用。
“當某些因子的導向作用超過了閾值時，生理的平衡就有被打破的危險，此時內環境會自發地發生反向調節作用，使得內環境重新回到平衡狀態。”坎農解釋道，“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生理過程都不是我們可以主觀控制的，它們完全是自發的應激反應。”
因此，儘管我們似乎擺脫了“食物鏈”循環，但是“內穩態”循環卻在支撐我們生命的同時，反向控制著我們，這種控制最為具體的表現形式就是疾病 。天花病毒，曾在半個世紀裡奪走了3億人的生命，肺結核曾經感染過70%~90%的城市人口，麻疹、百日咳等疾病也為抑制人類數量起過積極作用。
此外，還有很多社會化因素制約著人類數量的發展。一旦遭遇饑饉之年，因為旱澇、蟲害等原因導致的糧食歉收會引發大範圍的饑荒。以近代事件而言，19世紀50年代爆發的愛爾蘭大饑荒導致近400萬人喪生，抗戰時期，河南旱災導致約300萬人死亡。新中國成立後，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數超過1000萬。
除了饑荒之外，人類為了搶奪地盤與糧食而引發的戰爭也是制約人口發展的一大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傷亡人數達3000多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光死亡人數就逾越7000萬。
諷刺的是，人類通過社會化獲得了進化優勢，同時又因為社會化而大範圍相互殘殺。
當下，隨著生產技術的不斷髮展，饑荒得到了有效控制。同時，伴隨著全球化協作的開展，戰爭也被侷限於小範圍區域。而醫療手段的提升也讓很多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甚至被徹底消除。
但與此同時，暴飲暴食導致了越來越多的心臟病和糖尿病患者，作息不規律、生活環境惡化也讓癌症患者數量激增。此外，快節奏生活導致的失眠和抑鬱不斷擴大和蔓延，自殺人數不斷飆升。在自然界已然沒有天敵後，人類成為了自身最大的天敵。
《道德經》言：“大道氾兮，其可左右。”“天道”的存在和作用是無所不至、無所不包的，只是受限於特定的觀察視角，我們有時候並不容易意識到它的存在，而越是這種時候，越是要對其充滿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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