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訓練的內容和頻次，以及對訓練的監督和考核，直接決定著軍隊戰鬥力的水平，當然，這種“唯業務論”是不太討喜的，有不少人更喜歡羽扇綸巾，靠著三句口訣，今天拉隊伍，明天坐江山的神話故事，或者是“漢奸論”、“血性論”，那咱們就重點談談清朝軍隊的訓練。
清朝打天下的核心武力是“八旗”，自入住中原開始，就對八旗武力的保持無比重視，《清會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二十四《八旗都統·兵制》引清世祖的訓誡：
（順治七年，1650年）我朝原以武功開國，頻年征討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騎射。今荷天庥，天下一統，毋以太平而忘武備，尚其益習弓馬，務造精良。
所謂“不忘”，也就是訂立訓練制度，各部又有不同：
八旗中的上三旗親軍規定“每月分期習騎射二次，習步射四次。”
精選的驍騎營則是“每月分期習射六次，都統以下各官親督之。”春秋二季擐甲習步射二次，定期習騎射二次。
練習射箭之外，就是集中操練，春月分操二次，合操一次。秋月會諸營大操一次。
八旗漢軍因為裝備火炮，略有不同。
八旗大閱圖裡的八旗火槍兵
春秋月試炮於盧溝橋，各旗出炮十位演放，五日而畢。越三年，鳥槍營兵與炮兵合演槍炮藤牌子盧溝橋。
前鋒營作為八旗精銳主力，月習步射六次，春秋擐甲習騎射二次，左右翼各分前鋒之半，兼習鳥槍，月習十次，均由統領督率。每年秋季，前鋒統領會同護軍統領，率所屬兵演習步圖二三次。
以上是大操演，也就是部隊合練，日常訓練則是各部隊自行安排，兩翼前鋒營、上三旗親軍營、八旗護軍營、驍騎營官兵、內外火器營都練習騎射，步軍營則專習步射。健銳營則主要訓練雲梯登城，兼習鳥槍、水戰和馬步射、鞭刀。內火器營主要操練鳥槍、子母炮（小炮）。外火器營則習鳥槍、水戰。前鋒營後來劈出一半練鳥槍，在驍騎營裡，漢軍驍騎營下置鳥槍營、炮營和護炮藤牌營。
八旗訓練本來沒有陣型，後來才加入了“鴛鴦陣”和“三才陣”，火器增加後開始練習“十進九連環”陣法，也就是交替使用火器轟打的方陣，不過“所演陣圖，則年年皆循舊式，毫無改進。”
換句話說，“分操”、“大操”，北京的禁旅八旗“表演”的陣法沿用了至少200年沒變，直到清末編練新軍為止。
最有意思的是，哪怕是這些訓練制度，到嘉慶之後，也已經廢棄不用。
咸豐元年（1851年）曾國藩上奏：
臣考本朝以來，大閱之典舉行凡二十餘次。或於南苑或於西廠或盧溝橋、玉泉山，天孤親御，外藩從觀，軍容一肅，藩部破膽。自嘉慶十一年至今，不舉大閱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勞而強，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營之兵，既不經戰陣之事，又不見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勢所必然。
差到什麼程度呢？
張集馨在《道鹹宦海見聞錄》描述了鍵銳營在道光、咸豐年間的德行。
乾隆十二年，命在八旗前鋒護軍內選體壯勇猛者千人習練雲梯技藝，戰事結束以後，乾隆皇帝就命令雲梯兵別立為營，可以說，登雲梯爬樓是他們的看家本事，但是，後來官兵為圖省力，已不奮力訓練，而是從容登梯，一副登高遊戲的樣子。
至於火器訓練，每年打靶1人10發子彈，全部中靶者全無，他們的騎射訓練，作為“國本”按規定是每月4次，卻是“十人上馬半數落，呲牙裂嘴腿骨折”。
八旗大閱圖
客觀地說，如果按照朝廷規定的訓練計劃，清朝的禁旅八旗最勤練的部分，可以維持每3天1操，至少是訓練基本軍事技能，比如射箭、火槍射擊，火炮就太少了，等於1年才玩2次實彈射擊，還不是所有人都參與。這種強度，對於古代軍隊來說，也還算過得去，不至於完全等同於百姓。
問題是，計劃往往只是計劃，到了道光、咸豐年間，連皇帝都不再主持“大閱”了，底下人又得懈怠到什麼程度？
而清朝的另一支“國家武裝”——綠營，訓練計劃要比八旗還要差很多。
綠營兵最大的特點就是訓練舊制沿襲自明朝，傳承達400多年。
這種訓練方式極重陣法，即根據敵情、地形進行陣法轉換，名號也是五花八門：
一字長蛇陣、一品榮封陣、三臺陣、八面迎敵陣、梅花陣、徹馬方城陣、雙龍陣、兩翼迎敵陣、雁門排列陣、追敵衝鋒陣、三層奏凱陣、一字得勝陣等等。
這些陣法的用武之地就是綠營每年一次的大會操，定於霜降之日，督、撫、提、鎮等官要親自檢閱演武。還有次一等的每月會操。
其內容就是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批評明軍的說法：
看武藝，但要周旋左右，滿片花草；看營陣，但要周旋華彩，視為戲局套路。
不過不單是明朝人罵沒什麼卵用，清朝自己的大將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就曾痛罵：
向來綠營陣勢，止系兩儀、四象、方圓各式，此皆傳自前朝，相沿舊樣，平時校閱，雖屬可觀，臨敵打仗，竟無實用。在各營演試之時，明知所習非所用，不免視同具文，飾觀塞責。
問題是，號準了脈和能治病還是兩回事，又過了60年，左宗棠看到的綠營只有更爛：
其練之也，演陣圖，習架式，所教皆是花法，如演戲作劇，何裨實用。省標尚有大操小操之名，屆時弁兵呼名應點，合隊列陣，弓箭、藤牌、鳥槍、抬槍次第行走，既畢散歸，不復相識。此外各標營則久不操練，拜所習花法，所演陣式而亦忘之矣。
綠營的這副德行，一方面是訓練的問題，更根本的則是清政府對這支“軍隊”定位，我們姑且稱之為軍隊，除了“打仗”之外，還有護送銀餉、押解犯人、解送錢糧、緝捕盜賊、緝查走私、守護、察奸、承催等等差役，除小部分兵守省城外，大部分兵力分駐全省要地、塘汛。
乾隆朝統計，全國綠營兵64萬人，集中駐防標營只有336個，分散駐防的營有763個，至於佔綠營1/3的守汛之兵更是星散駐防，比較小的汛地只有十幾個人，到了後來，更是隻有1、2個人，這種佈局方式，就算是想訓練也沒法訓。
綜上所述，雖然大清朝編制表上有90萬大軍，真正進行軍事訓練，拉出去還能打打仗的，可能連1/10都不到，只能不斷零散抽調，短期合營訓練，在朝廷財力充裕時，這種野戰軍的戰鬥力還能對付一下“治安戰”，等到朝廷財力窘迫時，就是一群毫無訓練的“叫花子”跌跌撞撞地上戰場，而他們，正是大清朝在鴉片戰爭中對陣近代化英軍的“十萬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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