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是一個西方的東西，也是近代的產物，中國傳統城市裡面是沒有的。也就是說，在沒有警察的時候，人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街頭，沒有限制，人們擺攤設點，牛馬車、轎子等，自由穿行，農民早晨挑擔進城買貨，晚上出城，街頭就是他們的市場，可以說是一個“自由世界”。

袁世凱——中國警察的開山鼻祖

　　但是警察一出現，首先就是收回這個自由使用權。警察在中國的設立，是義和團之後，清政府搞新政，從西方學來的。袁世凱是中國警察的開山鼻祖。1902年北洋大臣袁世凱在天津進行的試驗，定警務章程，“於保衛地方一切，甚屬妥善”。清政府覺得這個主意不壞，就命令“各直省督撫仿照直隸章程奏明辦理”。

四川總督岑春煊創辦成都警察

　　“庚子事變”以後，搖搖欲墜的清政府為維護自身統治拉開了新政的序幕，其中創辦警察是其重要內容。四川是新政實力推行的地區，警察創辦較早，且頗有成效。尤其是省會成都在警察建設方面為全省樹立了榜樣。

　　成都警察的創辦始於岑春煊督川。為爭取民眾的支持他特別發佈了白話告示，竭力宣稱開辦警察的好處：“只望一開辦之後，家家的錢財安穩，人人的生命安全，上頭對的起國家，底下對得起你們眾人……如有哪一個辦事的，或官或兵不照章擾害良民；哪一個不好的官士商民，不遵章程故違禁令，本署督部堂決不肯寬放。”

清末四川總督岑春煊

　　岑春煊首先仿照京師、直隸設立警察學堂前案，創辦了通省警務學堂，從1902年12月學堂正式開學到1908年，警務學堂共畢業學生七班，總計達700名。在創辦四川通省警務學堂的同時，岑春煊著手建立警政，委成綿龍茂道沈秉兼警局總辦。又延聘思想開明的周善培任警察傳習所總辦，招數十人入所學習，以半年為期。1903年春又正式設立警察總局，內設提調、稽察、文案、庶務等職。將成都城分為東、南、西、北、中及外東六區，每區設一分署；又每區內分設派出所數處，全城共有派出所30多處。每巡警10人設一警長，開辦初有巡警800多名，後來增到1200多名。至此，成都的警察建設已經有了雛形。

　　1903年四月初一，成都警察總局正式掛牌理事。總局初設於簾官公所保甲總局舊址，次年即遷至華興街成綿道署隔壁的皇華館（現消防支隊駐地）內。四月初一那天，成都警察首次上街站崗，引來諸多百姓圍觀，好奇的人們還去摸警察頭上戴的大簷帽。

　　錫良接任後繼續大力推行，他在《設立警察白話告示》中稱：“警察的界限，包得甚寬，總而言之不外管理壞人，禁革壞事八個字……從此以後，凡在警察所管地帶的人，務必各守本分，各遵禁令；有敢在街面上橫行霸道，妨害眾人不得安寧，不問何項人等，警察官兵都得照章程，依道理禁止他，不得因他橫行，怕他不管他。”警察已開始作為成都社會管理和控制機器而出現。

街頭上的警察，1911年美國人那愛德所攝

　　1907年錫良設立了通省巡警道，並附設了巡警學堂訓練警察。巡警道設立後，成都警察組織得到進一步發展。1908年成都已共有警察52局所，除警務公所外，城內分東 、南、西、北、中四路正局，並各有六個分局，計有5個正局，30個分局。此外，城外分外東正局，並有5個分局。另外，還設立了水道警察局、東門盤查局、外南一局、南門盤查局、外西盤查局、西門盤查局外北一局、外北二局、北門盤查局等。成都警察已頗具規模，各府廳州縣也以其為樣板進一步推廣。

　　在警察設立之前，成都並沒有專門的社會管理機構。警察設立後，立即得到了很大的改觀，由警察牽頭開始進行了一些近代性質的社會管理和服務工作，各項具體任務也都規定在警察條例中。據晚清在成都的傳教士記述，警察章程大約有50條，包括交通、市場管理、救助病人、追回遺失財物、幫助迷路者、等規則。由於警察的努力，城市管理取得了不菲的成績。

晚清成都警察推進了成都城市管理的近代化

　　成都警察一成立，就開始進行街頭管理。老百姓的外表和行為——包括他們的穿著和言行，都是其關注的對象。

　　一、城市衛生管理

　　清晚成都的衛生條件卻非常的差。19世紀末法國人馬尼愛遊成都時曾記述道：“……所經房屋，穢敗摧朽，如人身之患大麻風，無一塊好肉，甚且誤如不通之巷，時須跨過垃圾之堆。街石既不合縫，又極達滑，經行其上，跌撞不止一次。沿途臭氣撲人，飽償滋味。”到20世紀初這種情形依舊，“街市居民昧於衛生之道，藏垢納汙，習於不潔久矣。道塗之不治，穢物之堆積，惡氣觸人，不可饗邇”。若是陰雨泥濘，則“屎酸糞汁及一切髒水”瀰漫；晴天則“塵埃四塞，黴菌飛揚”。

　　周善培督辦警察後，開始整頓衛生，廣為宣傳，“民間方知衛生有益”。 在城市衛生方面警察也做了相應的規定，如“乾點心鋪之茶食，有日久生蟲者，宜禁其出售”；“馱牛糞箕，不準置米袋上”；“海會寺及暑襪街兩處之皮鋪臭氣有礙於衛生，應令其硝皮時，一律移置城外”；“御河水穢，應禁止挑夫亂挑”；“罌粟菸斗，小兒誤食毒斃時有應禁止上街持賣”；“馱牛馬遺糞，即帶有拾糞箕畚，可免穢街。然單騎之馬匹遺糞在街，應令過道之駝牛人工隨見隨刮，或清道夫順便掃載”。這些具體細緻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衛生水平，成都面貌大為改觀。

　　二、增加城市設施

　　中國在進入近代以後，才開始了有規劃的城市公用設施建設，而地處西部腹地的成都則是由警察最先實施。例如成都過去沒有城市街道照明，1903年警察局在成都安置了2000盞街燈。據傳教士韋爾的描述：街燈每100碼一盞，掛在6英尺高的燈柱上。街燈由警區負責管理。每日清晨警察把燈收起來，擦拭乾淨並把油灌滿，晚上再掛出去。每盞燈每月大約用油5斤，全成都一年用油開銷為14400元。警察局“對有意破壞街燈和燈柱者可處以殺頭的嚴厲處罰”。現在看起來這些設施相當簡陋，但街燈在成都的出現卻走出了改變城市面貌和配套設施的第一步。

　　三、設立城市消防

　　成都救火器一向採用太平石缸、火鉤之類，而且各處太平石缸內“無水這十之六七”。警察局特設立消防隊，約千餘人，“時常演習”，並將成都城內各街1100個太平缸全裝滿水，數日一換新水，“防患衛生無不周至於”。又將城內各處水井調查清楚，有井之處用木牌寫一“井”字，“使人人知井所，便於應用”。警察總局於城內外東南西北各處修建鐘樓，高四丈多，上設警鐘，有火警則撞擊，各路可聞聲救護。

　　四、管制妓女

　　清末成都的妓女特別多，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1906年周善培實行改良娼妓管理辦法。當時成都娼妓主要集中在東門的柿子園和北門的武擔山。妓女“裝束怪異，語言粗鄙，脂粉濃重，光怪陸離”，而且與居民雜處，良莠難分。於是將柿子園改名為新化街，將武擔山略加修整，劃出這兩處為公娼集中地帶，私娼嚴厲禁止。規定宿費標準，定其家為監視戶，並釘“監視戶”木牌於各娼家門上。同時警察局也鼓勵婦女從良，特設“妓良所”，聽其擇嫁。

　　五、戒除賭博

　　晚清成都賭博成風，參加賭博的人上至富豪、下至無業遊民。警察局設立以後嚴厲禁賭，但賭徒們該明賭為暗賭，由公開設局轉到民戶家裡聚賭，賭徒們甚至將過去丟轂子易發響聲的木盒、瓷碗改成草盒和紙碗。誠如時人傅崇矩所言：“賭窟中人，皆具絕大本領，絕大神通。”因此在禁賭方面雷聲很大，難免下的雨卻很小，警察局並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

成都《通俗畫報》1912年警察棒打違規者以示懲罰的漫畫

　　從以上警察的活動看，成都的社會管理已日趨正規化。警察為成都城市管理向近代化轉變其了很好的推進作用，標誌著城市管理方面的一個新發展。

1908年清廷下旨全國統一的警服和警銜

　　清末就有警服了嗎？

　　有，但是穿什麼的都有。在20世紀初，如果給我一個T臺，我能組織一場警服時裝秀。

清末北京警察

　　同樣是清末北京警察當時，趙秉鈞等人主張全面採用西式警服，但遭到反對。反對者提出，天朝以禮治國，穿西服有違祖制，而且體現不了階級和尊卑。

　　1908年，清廷下旨，大家已經研究決定了，全國使用統一的西式警服。至此，中國第一次有了全國統一的警服和警銜。

　　清末的警察分為警官和長警（相當於基層警察）兩類。警官和長警又分成若干等級，分別配發禮服、冬季常服和夏季常服。看了夏季常服，吹著空調的小更夫還是覺得要冒汗，各位自行感受一下。

警官制服

長警制服

　　除上衣和警褲外，此時的警官和長警還分別配發有冬夏兩季的長外套。

警用長外套

　　小更夫覺得設計師這種風度大於溫度的想法讓警察背了一個大鍋。

晚清成都警察為成都市政機構奠定了基礎

　　晚清的城市管理者一直設法重塑下層社會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警察的建立，為推行他們的理想提供了有力的保證。因此，在晚清，社會改良者們熱切地支持警察主持的社會改革。改革的很多措施是從日本直接借鑑而來。

　　成都警察通過整頓街道和公共空間來扮演社會改良者的角色，他們希望通過改造城市公共空間和糾正下層民眾的公共行為，來提高“文明”程度，使之與省城地位相吻合。

成都勸業會頒獎儀式臺下就有警察執勤

　　成都警察開始進行戶籍管理。要求所有住戶，無論是住在街邊還是公館裡，都要登記他們的名字、年齡、出生地、職業，以及其他男女家庭成員和僕人的數量、名字和年齡。該表一式兩份，一份在離其居住地點最近的警察分所存檔，另一份則掛在每家門前。對那些警察懷疑有犯罪行為但沒有直接證據而不能逮捕者，則在其門前掛“監視戶”牌子。1910年，警察還承擔了人口普查的工作。我們現在之所以知道晚清成都的人口比較準確的數字，就是因為這次人口普查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在20世紀的頭20多年裡，由於沒有正式的市政機關（成都市政府直至1928年才成立），警察扮演著三重角色，即負責地方安全、進行城市管理、推行社會改革。警察實際上為以後的成都市政機構奠定了基礎。

　　袁軍《論晚清成都的警察建設及其對城市的管理》

　　騰訊大家《警察從哪裡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