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是一个西方的东西，也是近代的产物，中国传统城市里面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在没有警察的时候，人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街头，没有限制，人们摆摊设点，牛马车、轿子等，自由穿行，农民早晨挑担进城买货，晚上出城，街头就是他们的市场，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世界”。

袁世凯——中国警察的开山鼻祖

　　但是警察一出现，首先就是收回这个自由使用权。警察在中国的设立，是义和团之后，清政府搞新政，从西方学来的。袁世凯是中国警察的开山鼻祖。1902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进行的试验，定警务章程，“于保卫地方一切，甚属妥善”。清政府觉得这个主意不坏，就命令“各直省督抚仿照直隶章程奏明办理”。

四川总督岑春煊创办成都警察

　　“庚子事变”以后，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为维护自身统治拉开了新政的序幕，其中创办警察是其重要内容。四川是新政实力推行的地区，警察创办较早，且颇有成效。尤其是省会成都在警察建设方面为全省树立了榜样。

　　成都警察的创办始于岑春煊督川。为争取民众的支持他特别发布了白话告示，竭力宣称开办警察的好处：“只望一开办之后，家家的钱财安稳，人人的生命安全，上头对的起国家，底下对得起你们众人……如有哪一个办事的，或官或兵不照章扰害良民；哪一个不好的官士商民，不遵章程故违禁令，本署督部堂决不肯宽放。”

清末四川总督岑春煊

　　岑春煊首先仿照京师、直隶设立警察学堂前案，创办了通省警务学堂，从1902年12月学堂正式开学到1908年，警务学堂共毕业学生七班，总计达700名。在创办四川通省警务学堂的同时，岑春煊着手建立警政，委成绵龙茂道沈秉兼警局总办。又延聘思想开明的周善培任警察传习所总办，招数十人入所学习，以半年为期。1903年春又正式设立警察总局，内设提调、稽察、文案、庶务等职。将成都城分为东、南、西、北、中及外东六区，每区设一分署；又每区内分设派出所数处，全城共有派出所30多处。每巡警10人设一警长，开办初有巡警800多名，后来增到1200多名。至此，成都的警察建设已经有了雏形。

　　1903年四月初一，成都警察总局正式挂牌理事。总局初设于帘官公所保甲总局旧址，次年即迁至华兴街成绵道署隔壁的皇华馆（现消防支队驻地）内。四月初一那天，成都警察首次上街站岗，引来诸多百姓围观，好奇的人们还去摸警察头上戴的大檐帽。

　　锡良接任后继续大力推行，他在《设立警察白话告示》中称：“警察的界限，包得甚宽，总而言之不外管理坏人，禁革坏事八个字……从此以后，凡在警察所管地带的人，务必各守本分，各遵禁令；有敢在街面上横行霸道，妨害众人不得安宁，不问何项人等，警察官兵都得照章程，依道理禁止他，不得因他横行，怕他不管他。”警察已开始作为成都社会管理和控制机器而出现。

街头上的警察，1911年美国人那爱德所摄

　　1907年锡良设立了通省巡警道，并附设了巡警学堂训练警察。巡警道设立后，成都警察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1908年成都已共有警察52局所，除警务公所外，城内分东 、南、西、北、中四路正局，并各有六个分局，计有5个正局，30个分局。此外，城外分外东正局，并有5个分局。另外，还设立了水道警察局、东门盘查局、外南一局、南门盘查局、外西盘查局、西门盘查局外北一局、外北二局、北门盘查局等。成都警察已颇具规模，各府厅州县也以其为样板进一步推广。

　　在警察设立之前，成都并没有专门的社会管理机构。警察设立后，立即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由警察牵头开始进行了一些近代性质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各项具体任务也都规定在警察条例中。据晚清在成都的传教士记述，警察章程大约有50条，包括交通、市场管理、救助病人、追回遗失财物、帮助迷路者、等规则。由于警察的努力，城市管理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晚清成都警察推进了成都城市管理的近代化

　　成都警察一成立，就开始进行街头管理。老百姓的外表和行为——包括他们的穿着和言行，都是其关注的对象。

　　一、城市卫生管理

　　清晚成都的卫生条件却非常的差。19世纪末法国人马尼爱游成都时曾记述道：“……所经房屋，秽败摧朽，如人身之患大麻风，无一块好肉，甚且误如不通之巷，时须跨过垃圾之堆。街石既不合缝，又极达滑，经行其上，跌撞不止一次。沿途臭气扑人，饱偿滋味。”到20世纪初这种情形依旧，“街市居民昧于卫生之道，藏垢纳污，习于不洁久矣。道涂之不治，秽物之堆积，恶气触人，不可飨迩”。若是阴雨泥泞，则“屎酸粪汁及一切脏水”弥漫；晴天则“尘埃四塞，霉菌飞扬”。

　　周善培督办警察后，开始整顿卫生，广为宣传，“民间方知卫生有益”。 在城市卫生方面警察也做了相应的规定，如“干点心铺之茶食，有日久生虫者，宜禁其出售”；“驮牛粪箕，不准置米袋上”；“海会寺及暑袜街两处之皮铺臭气有碍于卫生，应令其硝皮时，一律移置城外”；“御河水秽，应禁止挑夫乱挑”；“罂粟烟斗，小儿误食毒毙时有应禁止上街持卖”；“驮牛马遗粪，即带有拾粪箕畚，可免秽街。然单骑之马匹遗粪在街，应令过道之驼牛人工随见随刮，或清道夫顺便扫载”。这些具体细致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卫生水平，成都面貌大为改观。

　　二、增加城市设施

　　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后，才开始了有规划的城市公用设施建设，而地处西部腹地的成都则是由警察最先实施。例如成都过去没有城市街道照明，1903年警察局在成都安置了2000盏街灯。据传教士韦尔的描述：街灯每100码一盏，挂在6英尺高的灯柱上。街灯由警区负责管理。每日清晨警察把灯收起来，擦拭干净并把油灌满，晚上再挂出去。每盏灯每月大约用油5斤，全成都一年用油开销为14400元。警察局“对有意破坏街灯和灯柱者可处以杀头的严厉处罚”。现在看起来这些设施相当简陋，但街灯在成都的出现却走出了改变城市面貌和配套设施的第一步。

　　三、设立城市消防

　　成都救火器一向采用太平石缸、火钩之类，而且各处太平石缸内“无水这十之六七”。警察局特设立消防队，约千余人，“时常演习”，并将成都城内各街1100个太平缸全装满水，数日一换新水，“防患卫生无不周至于”。又将城内各处水井调查清楚，有井之处用木牌写一“井”字，“使人人知井所，便于应用”。警察总局于城内外东南西北各处修建钟楼，高四丈多，上设警钟，有火警则撞击，各路可闻声救护。

　　四、管制妓女

　　清末成都的妓女特别多，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1906年周善培实行改良娼妓管理办法。当时成都娼妓主要集中在东门的柿子园和北门的武担山。妓女“装束怪异，语言粗鄙，脂粉浓重，光怪陆离”，而且与居民杂处，良莠难分。于是将柿子园改名为新化街，将武担山略加修整，划出这两处为公娼集中地带，私娼严厉禁止。规定宿费标准，定其家为监视户，并钉“监视户”木牌于各娼家门上。同时警察局也鼓励妇女从良，特设“妓良所”，听其择嫁。

　　五、戒除赌博

　　晚清成都赌博成风，参加赌博的人上至富豪、下至无业游民。警察局设立以后严厉禁赌，但赌徒们该明赌为暗赌，由公开设局转到民户家里聚赌，赌徒们甚至将过去丢毂子易发响声的木盒、瓷碗改成草盒和纸碗。诚如时人傅崇矩所言：“赌窟中人，皆具绝大本领，绝大神通。”因此在禁赌方面雷声很大，难免下的雨却很小，警察局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成都《通俗画报》1912年警察棒打违规者以示惩罚的漫画

　　从以上警察的活动看，成都的社会管理已日趋正规化。警察为成都城市管理向近代化转变其了很好的推进作用，标志着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个新发展。

1908年清廷下旨全国统一的警服和警衔

　　清末就有警服了吗？

　　有，但是穿什么的都有。在20世纪初，如果给我一个T台，我能组织一场警服时装秀。

清末北京警察

　　同样是清末北京警察当时，赵秉钧等人主张全面采用西式警服，但遭到反对。反对者提出，天朝以礼治国，穿西服有违祖制，而且体现不了阶级和尊卑。

　　1908年，清廷下旨，大家已经研究决定了，全国使用统一的西式警服。至此，中国第一次有了全国统一的警服和警衔。

　　清末的警察分为警官和长警（相当于基层警察）两类。警官和长警又分成若干等级，分别配发礼服、冬季常服和夏季常服。看了夏季常服，吹着空调的小更夫还是觉得要冒汗，各位自行感受一下。

警官制服

长警制服

　　除上衣和警裤外，此时的警官和长警还分别配发有冬夏两季的长外套。

警用长外套

　　小更夫觉得设计师这种风度大于温度的想法让警察背了一个大锅。

晚清成都警察为成都市政机构奠定了基础

　　晚清的城市管理者一直设法重塑下层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警察的建立，为推行他们的理想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因此，在晚清，社会改良者们热切地支持警察主持的社会改革。改革的很多措施是从日本直接借鉴而来。

　　成都警察通过整顿街道和公共空间来扮演社会改良者的角色，他们希望通过改造城市公共空间和纠正下层民众的公共行为，来提高“文明”程度，使之与省城地位相吻合。

成都劝业会颁奖仪式台下就有警察执勤

　　成都警察开始进行户籍管理。要求所有住户，无论是住在街边还是公馆里，都要登记他们的名字、年龄、出生地、职业，以及其他男女家庭成员和仆人的数量、名字和年龄。该表一式两份，一份在离其居住地点最近的警察分所存档，另一份则挂在每家门前。对那些警察怀疑有犯罪行为但没有直接证据而不能逮捕者，则在其门前挂“监视户”牌子。1910年，警察还承担了人口普查的工作。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晚清成都的人口比较准确的数字，就是因为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的头20多年里，由于没有正式的市政机关（成都市政府直至1928年才成立），警察扮演着三重角色，即负责地方安全、进行城市管理、推行社会改革。警察实际上为以后的成都市政机构奠定了基础。

　　袁军《论晚清成都的警察建设及其对城市的管理》

　　腾讯大家《警察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