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執政23年，正如臺灣柏楊先生評價的：“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國，不久就為中國開創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個黃金時代。”而李世民最關鍵的舉措，是將權力關進籠子裡。
作為有下層生活經歷、歷經戰亂的帝王，李世民特別注意衣食住行等方面以身作則，率先垂範，自奉節簡，且嚴格約束龍子龍孫，教育他們奉公守法。
李世民小時候身體比較弱，患有氣疾，但當了皇帝后，為節省民力，休生養息，不為自己蓋宮殿，在隋朝潮溼的舊宮裡住了很久。貞觀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34歲時，準備到長安西北100餘華里外的山區九成宮休養，有大臣諫阻，他解釋：“朕有氣疾，暑輒頓劇，往避之耳。”作為一國之尊者，他想住到長安西北山裡的宮殿去避暑，都要給大臣解釋，其自律和他律之嚴可見一斑。
唐太宗注重帶頭守法，並不時反思，提醒自己，避免用自己的主觀意志來取代法律。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太宗發現自己所頒詔敕與律令相違，遂指示臣下對此類詔敕不得順旨施行，必須上奏，另作定奪。後來，還在《唐律》第486條明文規定：皇帝發佈敕令判案定罪，以及臨時的處置，不能成為常法，更不能成為後面判案的根據。如果援引敕令判案，造成過重或者過輕，以故意過失論處。這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法大於權，不能用皇帝的敕令來改變法律規定。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是《貞觀律》頒佈那一年，李世民的堂弟李道宗因貪贓入獄。此人曾屢立戰功，為人儒雅好德，頗為好學，敬慕賢士，從不以勢凌人，頗受李世民器重，輾轉官拜大理卿、刑部尚書、禮部尚書，位尊“副國級”。可就是對這個功高德昭的至親，唐太宗也沒網開一面，堅決依法判決。最終罷免了他的官職，削其封邑，僅僅以郡王身份歸家。
有鑑於此教訓，就在這一年，唐太宗聽取魏徴的建議，制定了一系列約束皇親貴戚權、貴豪強恣意橫行收受賄賂的律文，明文規定，各級官員和各地豪強權貴，索賄受賄，以坐贓論罪，所受財物加倍罰沒入國庫，且為官的降官級一級，王公所享受待遇降一個等級。
對不奉公守法、胡作非為的龍子龍孫，李世民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史載，李世民第六子李愔，常常無理毆打其分封地的縣令，又不顧農時田獵，任意踐踏莊稼，多次為非作歹。太宗知曉後大怒罵道：“人調教那禽獸，都可以馴化；鐵和石頭經過冶煉鐫刻，可成為形狀或方或圓的器物。至於像李愔這樣的，都不如禽獸鐵石呀！”於是，將這個不肖之子的800戶食邑及國庫供給他的財物削減一半。李愔本來是富裕的京畿岐州（今武功岐山一帶）任刺史，李世民把他貶到偏遠貧瘠的虢州（今河南靈寶一帶）做刺史。
李世民曾任尚書令，深切認識到作為一國之君權力高度集中的不足和危害，言談話語決策行事，常常會產生偏頗和失誤。
始於西漢、確立於隋朝的“三省六部制”（注：三省指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六部指尚書省下屬的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雖然從體制上是三省分權制約，但詔令起草、審核、監督等環節中，三省官員互相之間很少敢於負責，互相制約，對皇帝更是唯唯諾諾，罕有官員明知皇帝失誤敢於勸諫。
為了改革這種中央管理機制，唐太宗廣泛向各級官員和士紳階層徵求意見。其中，一個地方小吏張玄素，提出讓大臣輔佐分擔治國重任並正過失、皇帝僅選賢任能並“高居深視”裁斷賞罰則可等新的見解和主張。
李世民汲取了張玄素的建議，提出了自己的治國理念，即“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
在李世民看來，國家政務由大臣代為處理，讓皇帝從具體事務中解脫出來，是不容置疑的；皇帝要對大臣們的處理結果進行了解，也是必須的。而大臣們要處理國事，就需要進行層次的劃分和職權的明確。
所謂“百司商量，宰相籌畫”，就是在當時的尚書省六部體制下，具體的事務由具體的負責機構進行處理，提出處理意見，這就是“百司商量”；這些處理意見，有些是按照國家既有的法令規定作出的，那麼按照法令辦理即可，而對於法令沒有具體規定的那些事務，就由宰相集體會議—當時稱為“政事堂”會議—對相關機構作出的處理意見進行討論，達成共識之後，再向皇帝進奏，由皇帝認可後執行。
鑑於此，李世民果斷決定，進一步建立完善三省權力，強化“中書省”討論評議，“門下省”監督監察的權力，形成能夠真正互相制約的機制。
一個政令的形成，先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討論評議。他要求參與討論評議者，都應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不能唯唯諾諾順眾，特別強調“五花判事”制度（注：中書省負責詔書起草和參議章表的，主要是對應著六部的六名官員，每人按照分工，各押一部。其中一人提出意見時，其餘五人可“各執己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這種制度，類似於現代民主國家的“議會制”。討論評議修改後，轉中書省審查形成決議，然後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佈詔書。
正是由於特別申明“五花判事”，且詔書發佈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佈。只有門下省副署後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這十分類似於現代民主國家“三權分立”的運行體系。
李世民登基之初，眼見經過隋末唐初動盪，地方機構臃腫，官員人浮於事，政壇風氣極為敗壞，貪汙受賄十分普遍。他決定精簡機構，淘汰冗員，建立精幹高效廉潔的地方治理機構，樹立清正廉潔的官場風氣。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二月，唐太宗下詔令，“命大加並省”。地方行政機構只設州、縣兩級；州設刺史，縣設縣令。委託房玄齡等負責並省官員，重用人才，淘汰庸官。唐太宗親自掌握挑選刺史，縣令則讓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薦。
至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州府設置減少到358個，縣1551個。同步起草修訂《貞觀律》，其中的《職官令》和《職制》，對政府機構、官員的設置和配備做出明確規定，違反的就要進行懲處。
為防止機構改革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唐律·職制》規定：“諸官有員數，而署置過限及不應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徙二年。”《職制》還對二級官員以及吏佐的職責以及獎懲等，有十分詳細明確的規定。
唐太宗還十分重視對地方官吏的監督。貞觀元年，他將全國分為十道，即十個監察區劃。根據需要，中央可以臨時派官員到各道巡察，考察地方官員的善惡，並根據其政績加以謫升。
經過大力整頓，僅數年，整個官場濫用職權和貪汙瀆職的現象就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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