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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首都汴梁位于如今的河南开封，后来由于政治原因大被的王公贵族不得不离开居住已久的汴京，迁移到南方定都。在迁都之前他们用的是北宋最标准的普通话来进行日常沟通。南宋的普通话也是开封方言，或者是广义上的河南话。陆游最有切身体会，他在《老学庵笔记》里说：“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看来陆游老先生如果不当诗人，不忧愁国家大事，随波逐流的话，凭借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也能在当时混的风生水起。
根据史料记载，南宋迁都之初，南方士族和北方士族关于语言方面冲突颇深。当时名将张俊为了笼络南方土族，曾学说杭州话，北来的士族移民就耻笑他无用，竟然堕落到学习南方方言的地步。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能看出北方贵族虽然是逃难过去的到自傲自恃，目中无人。
由于从汴梁南迁的都是一些王公贵族，大商户，他们属于上流社会，掌握着整个社会的权利和金钱。由于他们数量庞大，身份特殊，话语权重，他们之间说的开封话也受到了追捧。当时江南地方方言也毫不示弱，两派形成了强烈的对峙。最终结果以开封话胜利告终，由于上流社会通用开封话，所以你会说一口流利的开封话，在当时是非常吃香的这是你混迹上流社会的一张凭证。就像现在的北京话和伦敦腔的地位一样。一开口就是纯正的北京味儿和英伦风，领导怎么看怎么顺眼，沟通起来毫无障碍，还能身兼播音的职责。在南宋时期，有一个江西的秀才，因为满口艰涩难懂的方言，和主考官沟通有巨大的代沟而名落孙山。
四十五度历史
宋朝的“普通话”，就是以汴京（今河南开封）口音为主的北方官话。
宋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北方人也蜂拥而至。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从建炎初年（1127）到绍兴二十年（1156）的30年间，外籍居民已经超过临安本地的土著，而流入临安的外籍居民以汴京为最多。
南宋偏安江南，尽管管辖地区丧失五分之二，但官员的冗滥仍愈演愈烈。官吏士人队伍的庞大便构成了南宋临安城区居民结构的一大特色。
临安是首都所在，武备不可一日或缺，禁军的人数 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除官吏和禁军外，城市居民中还有相当可观的外籍移民。例如：商人、名望士大夫、画家、文人学士、僧道尼姑、能工巧匠、贫民百姓等。南宋政府采取存恤政策，在江河码头、交通要冲设立接待处安置西北流寓者，仅府城内外就设立了二十余处。历史学界有人根据史料推算，当初临安城内，外籍居民与土著的人口比例非常悬殊，极有可能是8：1甚至是9：1。
北方人在南迁的同时，也带来了以汴京口音为主的北方官话。这种北方官话在临安地区有着明显的政治特权和人口数量的优势。北方人随一朝之都南迁临安，与一般意义上的人口迁徙有着本质的区别，通常的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等意识早已荡然无存，而代之以强烈的反客为主、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他们的居住地相对集中，并形成小范围内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他们的语言虽然处于吴语的包围之中，但在当时无疑是官方工作语言，是权威方言，所以在与土著方言的接触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从而给土著方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这种情形下，官方“普通话”自然非常吃香。
麻辣一加一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后宫嫔妃，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内，公私财物被掠夺一空。靖康之耻，导致北宋灭亡。
1127年金国从东京撤军，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史称伪楚。开封军民对其憎恨有加，要求其退位。张邦昌以孟太后之名，立赵构为帝。127年五月，赵构从河北南下建康。在南京应天府正式即位，建立南宋政权。随后迁往杭州。
此时杭州城里集中了南下来的官僚贵族，富商豪贾，手工艺人，地主豪强，这些人都是社会的中上层。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技艺，文化等等，都保留着中原的痕迹。自然他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也是人们效仿的对象。
作为语言，这些社会中上层带来的腔调口音，自然在杭州（临安）城中具有巨大的优势。而杭州城的土著，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也从心底仰视这些中原人的雅音。这也是至今杭州形成语言岛现象的原因。所以问到的“吃香”，这也就是必然的了。
南宋临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