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作為我國曆史上一位傑出的領導人，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和新中國成立後的國內外事務上都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並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周恩來總理在政治、外交活動中展現的人格魅力另無數人敬仰。然而他對於新中國美術事業的支持和鼓舞也是巨大的。可以說今天我們所熟知的很多優秀美術作品都是在他的鼓勵、保護和領導下完成的。

抗戰初期的周恩來

連環畫

周恩來對於新中國的連環畫事業十分關心，並且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和鼓勵。1951年9月5日，人民美術出版社成立了，這是全國第一家中央直屬的美術專業出版單位。周恩來親自為人民美術出版社題寫社名，這也是他唯一一次為出版單位提名。周總理一再教導，不要忘記了前面兩個字“人民”一定要為廣大人民服務。

1951年周恩來為人民美術出版社題寫的社名

經過籌備，很快就成立了連環畫編輯室，由姜維樸具體負責。當時，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連環畫，有反映兒童生活的《我要讀書》等，古典題材的《水滸傳》《西廂記》《孔雀東南飛》《東郭先生》《武松打虎》《梁祝》，以及反映現實題材的《志願軍畫傳》等。這些連環畫出版物很受讀者歡迎，也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不僅是孩子看，更多是青年和大入看，還有一些被翻譯成外文。

周恩來在飛機上閱讀《民族畫報》

1959年——1961年，由於“三年經濟困難”加上“左”的思想“浮誇風”的影響，人民美術出版社的連環畫工作受到很大阻礙，工作也面臨困境，《達吉和她的父親》以及《膽劍篇》因受到爭議不得不停頓。在這樣的情況下，周恩來於1961年6月19日年發表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2月17日發表了《對在京地 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這些講話對文藝工作的形勢和任務，都作了系統的分析和重要指示，深刻地批判了‘左’的思潮，鼓勵文藝工作者要大膽解放思想。並舉例說《達吉和她的父親》小說和電彤都很好，反駁了那些指責該作品宣揚了人性論的言論。他還肯定了《膽劍篇》，鼓勵曹偶還要大膽創作。

1961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期間，周恩來和文藝工作者遊香山時合影

“文革”後，連環畫出版事業受到很大打擊，只允許編繪樣板戲，圖書陣地一片荒蕪。1970年9月17日、1971年2月11日，周恩來兩次接見國務院出版口領導小組，—再要求出版單位儘快恢復業務。1971年3月15日，出版工作座談會召開，四個月時間裡，周總理兩次接見代表，並對連環畫出版工作做出指示。1971年4月12日，周總理在李先念、吳慶同等的陪同下接了見會議部分代表30餘人。

連環畫《雞毛信》書影

他鼓勵大家要站出來工作：“現在群眾沒有書看，孩子們沒有書看，任務緊急呀！”會議期間人民美術出版社提出了恢復《連環畫報》出版的報告，得到總理的認可。這部1960年停刊的中國惟一的連環畫專業刊物，終於在1973年復刊。同時，在周恩來講話精神的支持下，人民美術出版社再版、新編了一批作品，《黃繼光》《一塊銀元》《金光大道》《紅旗渠》《列寧在1918年》《鐵人王進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雞毛信》《岳飛傳》等深受歡迎，甚至供不應求。

1957年5月14日周恩來在北京畫院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傳統藝術

周恩來也十分關心中國的工藝美術及民間美術事業。建國初年，他就指示要了解全國有多少民間藝人，怎樣安置他們的生活和工作。1953年即派工作組到全國各地調查研究。1956年3月，毛澤東在聽取了有關手工業的彙報後指出要重視工藝美術，保護民間老藝人。設立機構，開辦學院，臺集會議。於是，1956年11月1日，在周思來的支持和指導下，成立中央工藝美術學院。

1961年，中央工藝美院染織系教師新疆喀什調研收集整理圖案，右起常沙娜、李永平、溫練昌、朱軍山

1967年1月，周思來指出，我國工藝美術事業，無論從商品供應、人民生活需要、出口等方面來說，是社會主義建設中一條重要的戰線，工作是有成績的，是一條紅線。同年4月，周思來又指出，要很好地理解毛澤東提出的“古為今用”的方針，傳統文化不能一概否定。1971年4月，周恩來更強調指出，我國傳統的手工藝是群眾的智慧，是勞動人民的最大才能。要提倡手工藝，要把它搞上去，換取外匯。手工藝大有前途。

王珣《伯遠帖》局部

文物古蹟

周恩來對於藝術、藝術品的重視和了解是十分全面的。1951年，原清官收藏的珍貴法帖——《中秋帖》和《伯遠帖》在幾經轉賣之後面臨流失海外的危險。這兩件法帖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獻之和王珣的墨跡，被歷代收藏家奉為珍品。清代乾隆帝十分看重這兩件作品，它們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並稱“三希堂法帖”。1949年前，王羲之的《快雪時睛帖》被劫往臺灣。另外兩個法帖——《中秋帖》與《伯遠帖》，在清朝末年流出故宮，全國解放前，又被一個叫郭昭俊的人帶到香港，抵押在一個英國人手裡。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指示有關單位，一定要把這兩件珍貴文物搶救回祖國。

五代 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最終在他的關懷和指示下，經過國家文物同等有關單位多方交涉，《中秋帖入《伯遠帖》兩個法帖終於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被故宮博物院收藏。不僅如此，解放前流失在海外的許多珍貴文物都被陸續搶救回國。據統計，僅書畫一類就購回了40餘件。其中就包括唐朝韓滉的《五牛圖》、五代董源的《瀟湘圖》、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宋朝馬遠的《踏歌圖》等美術史上極受重視的珍品。

也是在1951年，當週恩來參觀過敦煌藝術展並聽到常書鴻報告的敦煌莫高窟亟待搶修的情況後，就指示為敦煌撥款2億元（約合現在人民幣2萬）。

1973年9月周恩來參觀雲岡石窟

1973年周恩來陪同當時的法國總統蓬皮杜參觀大同雲岡石窟，當他得知修復工程列入了十年計劃時，十分焦心，立即要求有關部門在三年內完成修復的工作。後來周總理病重臥床，在病中依舊掛記著雲岡石窟的修復工作。修復了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時期木結構窟簷，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莫高窟進行的第一次搶救性的維修工程。1962年，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了國務院會議。

1973年10月，周恩來陪同加拿大總理參觀洛陽龍門石窟

會上，赴敦煌考察論證的專家學者們和常書鴻向周恩來全面彙報了敦煌莫高窟的情況和搶修的具體方案，當時，國家財力特別困難，但周恩來仍然果斷作出決定，批淮撥鉅額專款100萬元，一步到位，用於大規模搶修敦煌莫高窟，實施保護工程。在“文革”中，他還親自簽發了國務院《關於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期間一律停止對外開放，任何人不得衝擊破壞，確有問題的待後期清理》的文件。這才使得莫高窟免於一場大劫難！

周恩來參觀人民大會堂設計模型

周總理為新中國美術事業所做的付出和努力還有很多很多，比如在“大躍進”時期一針見血的指出藝術的創作需要遵循藝術的規律，要創作高“質”的作品而不是盲目追求“量”；在人民大會堂的設計上，提出“水天一色”的方案，充分體現了對人民的關懷；對於人民幣的圖案設計，提出了“券面主景畫農婦年紀太蒼老，要畫得健康一些”、“戰士的形象不夠英勇，手中事的還是美式卡賓槍，不恰當”、“汽車圖樣是我國裝配的美式汽車，要改一下，免得外國入誤會”等指示。

北京飯店

他將一批在“文革”中遭到批鬥的畫家集中起來，安排在北京飯店、北京國際俱樂部、民族飯店、釣魚臺因賓館等賓館創作“賓館畫”一方面在特殊時期保護了很多藝術家，另一方面也另我國的對外形象獲得了巨大的改善。其中參與創作的就有李可染、吳作人、李苦禪、黃永玉、田世光、黃潤華、宗其香、俞致貞、童壽平、黃育、李科、陶一清、關松房、許隘廬、彥涵、阿宅等享有盛譽的藝術家，僅李苦禪一人即無償作畫300餘幅，宗其香完成180多幅。除了在社會事務中時刻關注美術的創作、發展事業，周恩來與眾多藝術家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如徐悲鴻、劉海粟、齊白石等等，他給予了他們很多的照顧和幫助。由於篇幅的原因在這裡不作一一列舉。

1951年，周恩來在頤和園

作為一位國家領導人，周總理時時刻刻保持著冷靜和理智，時時刻刻為人民大眾和我國的錢途著想，堅定、果斷又心懷溫情。在經濟與文化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更不應該忘記當初他是如何在一次次的困境當中為我國的文藝事所做的付出和強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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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考：王鈺惠《丹青不了情——周恩來與20世紀的中國美術》

於曦蒸《“小人書”的偉大朋友——周恩來對中國連環畫的貢獻》

李萬萬《“周恩來與中國美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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