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知，包括這本文集的作者阿瑟在內，研究“複雜現象”的學者們都承認，“複雜性”與“人”是比較難定義的兩大觀念，如果堅持“內涵定義”而不是“外延定義”的話。例如，關於“人”，我只能跟隨黑格爾說，人的本質是精神，而精神的本質是自由。關於“複雜性（英文“complexity”有遠比“complication”更復雜的涵義），我也只能說，它的本質（或“等價觀念”）是“湧現秩序”，而“湧現”的本質是懷特海在《思維方式》裡闡述的“過程”。我曾寫過一篇晦澀短文《湧現秩序的表達困境》，幾年前，阿瑟這本《複雜經濟學》的譯者賈擁民用來做了他另一本譯作的序言。我把那篇文章也附在文後了。
阿瑟2015 年3 月4 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湧現模式研討會”（Emerging Patterns Conference）上的演講《複雜性與西方思想的遷移》（Complexity and the Shift in Western Thought），或許是他為自己這本《複雜經濟學》提供的新註釋。此處，西方思想的核心是“科學”。阿瑟列出西方科學的四大基石（我更喜歡稱之為西方科學的“心理基礎”）：
（1）秩序，或我更喜歡的表達，“秩序感”。
（2）基於數學方程，或者，依照羅素和懷特海寫作《數學原理》的初衷（將數學表達為邏輯的延伸），符合邏輯的表達。
（3）可預測性，我認為這是比較關鍵的。西方的崛起，借用赫拉利《人類簡史》的概括，關鍵就是“知識與資本”的聯姻。並且，在詹姆士《實用主義》哲學闡釋之後，赫拉利正確地指出，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意思是，能增強人類力量的知識才是知識，而知識的真偽則是從屬性的議題。從低生命到高等生命，只要演化形成了在感覺神經元與運動神經元之間的“中介神經元”（inter-neurons）的網絡，即可稱為“中樞”的神經系統，行為就開始由“想象”（預測）與“行動”（實現）兩個階段組成。預測準確則行動效率高，也就是知識增強力量。
（4）平衡狀態或均衡狀態，這是因為要預測就要觀察（收集數據），而不平衡或非均衡的過程是很難觀察的。
我同意張五常的判斷，經濟學，在社會科學諸學科中，符合科學的上列四性質。在同一演講中，阿瑟指出，生物學是對上列四性質的極大挑戰。因為，生物系統雖然有秩序感，卻是開放的系統。並且，生物學一般而言不能表達為數學方程或模型。再者，生物演化通常不可預測。生物過程不是均衡狀態。由於一百多年來達爾文學說取得的輝煌成就，還由於基於牛頓力學的社會科學越來越難以適應互聯網時代的複雜現象，西方思想正從牛頓的機械論模式向達爾文的演化論模式遷移。阿瑟這本《複雜經濟學》，旨在澄清他多年甚至畢生努力要建立的“複雜現象的經濟學”基本框架。
於是，阿瑟必須尋求一種新的表達。我讀《複雜經濟學》這本書，還沒有見到這一令人期待的新的表達。直觀而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可概括為是“從本質到現象”的，我更喜歡說是“由內及外”的研究方法。經濟學家根據觀察得到一組內涵地定義他希望解釋的經濟活動的前提條件（偏好與約束），因為內涵定義是根據事物的本質而形成的，所以經濟學家能從組定義有邏輯地演繹出可在現實中獲得驗證（可證偽）的命題。與這一方法或許剛好相反的研究方法，是生物學的，可概括為是“從現象到本質”的，或者用我更喜歡的語言，就是“由外及內”的研究方法。與康德不能內涵地定義“人”的本質一樣，生物學家不能內涵地定義“生命”的本質，於是生物學家只能從表層的現象開始觀察並確立自己的理解——即形成他所研究的生命過程的外延定義，並根據外延定義繼續收集數據，以便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和更深入的外延定義，從而更接近他所研究的生命過程的本質性的理解，逐漸觀察並理解更深層的現象——這是一個不能窮盡的理解過程，以至於阿瑟指出，這一理解，它自身就是湧現秩序的一部分。讀者必須時刻記著，這位阿瑟就是寫了《技術的本質》的阿瑟。在學術思想史的視角下，阿瑟的思路更充分地表現於他關於技術之本質的論述中——我概括為兩句話：
（1）在演化視角下，技術就是有生命的；
（2）在靜態視角下，生命就是技術。
對於湧現秩序的表達困境，阿瑟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將經濟學由內及外的研究方法與生物學由外及內的研究方法整合在同一理解框架內？
附言：湧現秩序的表達困境
湧現秩序（emerging orders）怎樣表達，我相信，這一問題始終困擾著哈耶克，也同樣困擾當代研究複雜現象（包括演化社會理論）的學者，而且尤其因為意識到這一問題的深刻含義，與歐陸和英美的其它思想傳統相比，哈耶克更欣賞蘇格蘭啟蒙時期的經驗主義傳統。
首先，根據哈耶克的描述，將“複雜現象”區分於“簡單現象”的認知特徵在於，微觀層次的行為主體不可能預見哪怕是服從簡單規則但數量極大的行為主體之間相互作用之後湧現出來的宏觀秩序的樣式，儘管他們可能事後理解這些樣式。其次，哈耶克相信，語言、人類的社會網絡、每一個人腦內大量神經元的交互作用網絡，這三類現象是複雜現象的經典案例。
再次，哈耶克試圖論證：
（1）存在“模糊型”與“清晰型”這兩種不同的人類頭腦或心智結構，（2）與清晰型頭腦相比，模糊型頭腦更富於原創性，因為，（3）腦內的創造性過程是一種複雜現象。
從簡單的社會網絡仿真不難看到，只要存在奈特所說的“不確定性”（而不是“風險”），並且只要相互作用的行為主體數目足夠大，則不論行為規則多麼簡單，仿真研究者都不可能預見微觀行為的宏觀秩序。哈耶克試圖論證的，在引入哪怕是少量的奈特所說的“不確定性”之後，更可能獲得清晰論證。為什麼哈耶克必須假設有數量極大的行為主體服從哪怕簡單的行為規則？數量極大，意味著不可預期的小概率事件必定發生，相當於引入了奈特所說的“不確定性”。
楊格（Peyton Young）在20 世紀90 年代得到的一個著名結果是，在隨機過程的作用下，兩個具有完備理性的博弈參與者相互觀察對方策略的“學習過程”可以不收斂或收斂於錯誤的均衡。因此，對於複雜現象之發生，與奈特所說的“不確定性”的作用相比，個體理性是否完備並不很重要，或者說，理性不備只是奈特所說的“不確定性”的另一種表達，例如，表達為“C-D gap”的有限理性。
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達。懷特海的意思是，凡重要的，總要表達。面部表情、手勢、聲音、語言、文字、行動、情緒、群體行動和政治、戰爭和契約，凡有所表達的，都有重要性。絕大部分感受，不能獲得而且可能永遠不能表達。許多被意識到的表達可稱為“presentation”（呈現）或“representation”（再呈現）。雖然還有許多呈現或再呈現的重要性，從未被我們意識到。要概括無數具體的表達，榮格尤其重視“符號”，他相信符號能夠涵蓋全部文化及其意義。
關鍵是，人類或許永遠只能理解符號的一部分涵義，而由符號激發的精神過程的絕大部分是無意識的——個體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腦科學進展到拉爾夫· 阿道夫斯（Ralph Adolphs）提出“社會腦”概念以來，符號互動論與社會交往理論獲得了腦科學術語的表達。符號的涵義在社會交往中呈現於具體情境，孔子解仁，只在《論語》描述的那些具體情境之內闡釋這一符號的涵義。完全脫離情境的符號，蛻變為“指號”（signs）。可以認為，符號是歷史性的，而指號是邏輯性的。也因此，符號涵義是不可窮盡的。於是，符號涵義在歷史過程中的呈現，與社會交往和人類的實踐活動，有了密切聯繫，它們一起構成海勒女士闡釋的“文化創造”過程。
湧現秩序是歷史過程，因為這些秩序只能通過“歷史”（一系列的事件）呈現自身。斯密恪守“有限理性”原則，他從未將他對具體情境的政治經濟分析擴展為一般原則，他始終對“體系之危險”（the danger of system）保持警惕。事實上，斯密的這一態度是蘇格蘭啟蒙時期經驗主義傳統的心理特質。就斯密而言，這是一種源於斯多葛學派的身心修養。或許受到波蘭尼的影響，哈耶克對斯密的經驗主義態度有一種遠比同時代人更深切的理解。根據哈耶克的（或他尚未清晰表述的）理解，湧現秩序幾乎是不能表達的，至少不能用統計方法來表達。（參閱《哈耶克文選》馮克利中譯本“複雜現象論”這一章第4 節的“統計學在處理模式複雜性上的不當”）。如果一顆清晰的頭腦試圖將某一新觀念的全部內涵邏輯地表達到排除了任何隱秘知識的程度，那麼，這一新觀念的“新意”就將完全消失。因此，哈耶克相信，與創新過程相適應的是模糊型頭腦。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閱讀更多 陸家嘴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