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作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和许多著名科学家一起，负责并组织领导了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铸造和建立我国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朱光亚是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曾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职务。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北京联合举行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同时，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一、与核物理结下不解之缘

1945年7月15日5时30分，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伴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原子之火冲天而起，标志着人类由此进入了核时代。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想搞原子弹。他们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再推荐两名年轻助手去进修深造。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先，吴大猷则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朱光亚祖籍武汉，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宜昌，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即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时，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吴有训、吴大猷等著名教授，从而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秘密前往美国，踏上了中国寻觅原子弹的漫漫征途。但让他们未曾料到的是，美国根本就不向任何人开放原子能技术，对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学者也不例外。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则不改初衷，他去了老师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专门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工作，几年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从此，他与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密执安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朱光亚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论文。在核物理这门当时迅速发展的尖端学科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秋，他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几十年之后，已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开玩笑说:“当初派的几个人，只有派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随着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蒋家王朝覆灭了。朱光亚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949年秋，25岁的朱光亚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于1950年春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了新中国创业的热潮中。

20世纪50年代初，朱光亚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从事物理学的基础教学工作。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物理学的年轻一代。

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了他的个人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大概是国内较早介绍这方面知识的著作之一。说明朱光亚回国后一直没有放弃搞原子弹的志向。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亲眼目睹了美帝国主义利用手中的高科技和雄厚的军事实力耀武扬威的丑态，这更激发了他献身国防科技的坚定信念。

1955年1月，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核威胁的严峻形势，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号召，决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朱光亚被召回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1957年，我国核武器研制机构急需一位负责最后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最后决定推荐朱光亚，由他担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物理实验室副主任。26年后的1983年，钱三强在《谈培养学术带头人》的文章中，以当年推荐朱光亚为例指出:“他指朱光亚那时还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选他到原子能所，是因为他有以下长处: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他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他善于团结人，既能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第四，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实践证明，他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现在他还不到60岁，还可以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培养人才继续显身手。”

二、毕生精力献给“两弹”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

1958年秋天，苏联援建的核工业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方使用，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诞生了。朱光亚受命于旧中国多年求索的核梦想，在新中国科学技术的腾飞中就要实现了。然而，1959年6月，即距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不到两年的时候，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专家，我国原子弹的科研项目被迫停顿，正在试生产的企业陷于瘫痪。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开国领袖毛泽东发出了向国防尖端技术进军的伟大动员令。

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奉命调到二机部，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和第四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承担起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同时负责中子点火等主要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他协助副部长钱三强和所长李觉将军，组建机构，调集人员，筹备设施，一支中国核武器研制大军诞生了。

中苏关系恶化，给我国原子弹设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援华苏联核武器专家平时就严密封锁有关核武器的机密情报和关键技术，撤走时又毁掉了所有带不走的资料，使中国核武器研制处于大海捞针般的困境。然而这些都难不倒中国的科学家，朱光亚提出，就从苏联专家作的一次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在继承和否定交织的科学探索中，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朱光亚作为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全面的科研组织工作，既抓技术指导、业务协调，又抓科研机构、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他那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对核武器研制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我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不久，毛主席仔细审阅了这份大纲，十分高兴地在上面批示道:“同意，很好。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周总理在听取汇报时亲切地招呼朱光亚:“请坐到前边来!

当时他只有38岁，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讲得很好，很好!”周总理赞赏地对朱光亚说:“核武器研究所的同志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努力，党和人民是清楚的。”

这是朱光亚第一次面见总理，他在总理对面坐下，激动万分。

临别的时候，周总理紧紧地握着朱光亚的手，诚挚地说:“请捎个话，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们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努力!

1964年10月16日，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中国西北戈壁滩腾空而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开始组织实施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都分别取得了圆满成功，一步步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

根据毛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他们又加快研制速度。我国第一颗氢弹于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强烈的冲击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三、在荣誉面前从不谈自己，只谈别人和集体

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触，他对自己的成就和贡献只字不提。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其中他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审批时，他二话不说，提笔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在有关国防科技回忆史料的文献中，都有他撰写的文章，但字里行间他都只谈别人和集体，不谈自己。朱光亚经常谦虚地对人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这里，他特别提到了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何泽慧、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龙文光等科技专家在其中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的那天，出席会议的近两千名全国政协委员，有96%投了朱光亚的票，选举他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作为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长时期很少出头露面，以至于在审读他那简短而不平凡的履历时，政协委员们都受到了深深的震动，当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他说:“实在是过奖了，要说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大家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1996年10月，朱光亚荣获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颁奖的头一天，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要把全部奖金捐出，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身边的同志虽然知道朱光亚这样做一定是经过考虑并且是不易改变的，但还是不忍心他这样做，因为100万港币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即使存在银行，当时的年利息少说也有10万，况且他的经济状况并不特别宽裕。

于是，有人试探性地建议他说:您实在要捐出的话，是不是从中拿出一部分，比如说50万，这也不少了。朱光亚听后回答十分平和，他讲了要这样做的原因。他说:“作为中国工程科技界的工程科技奖助基金，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海外友好人士捐助的，如果我们也能捐献出一点虽然为数不很多，也算是做一点工作和一份贡献。”乍听起来，原因非常一般，可是认真领会一下，其中包含了一种真诚的心意，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在捐出了100万元港币后，又反复叮嘱周围的人，这件事千万不要张扬出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是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朱光亚捐款这件事，至于在社会上更是鲜为人知。

朱光亚是大牌科学家，又担任过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但他在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几年中，始终都是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从不搞什么特殊化。无论是1996年以前租房办公，还是搬进中国科技会堂新址后，他办公室的条件和几位副院长都是一样的，许多第一次到他办公室的人，几乎都能有这样的感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能想象朱院长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但是朱光亚从未觉得条件与自己的职务不符，相反，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严于律己，处处体谅主管单位的困难。由于有一段时间工程院用房较紧张，他不同意为自己的警卫和司机安排休息的房间，所以他们只好各处打“游击”，有时警卫只好站在走廊里值班。工程院搬进科技会堂后，中国科协领导人曾提出请朱光亚和几位副院长到小餐厅用餐，又被朱光亚等领导谢绝了，他们一定要坚持和大家在一起吃份饭。1998年朱光亚离开中国工程院领导岗位时，他又再三叮嘱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办公室里所有用公费购买的书籍、资料，一册也不许带走，一定要一件一件整理登记后交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