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　海外南經》裡的中原：洛陽、鄭州、許昌、周口、商丘 （10）

“海外南經”：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按，此“海外四經”開篇總述。《山海經》原書按照“南西北東”的順序，故而將本段置於“海外南經”開頭。如下文所言，筆者認為真正的順序應為“東北西南”，因而此段後應緊接“海外東經”，作為“海外四經”的開頭。】

1，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者。結匈國在其西南。其為人結匈。

【按，“海外四經”開頭結尾各自不同但兩兩首尾相接，比如“海外西經”說“滅蒙鳥在結匈國北”，而此處“海外南經”說“結匈國在其西南”，第一個“其”顯然是承前文所指。

可見“海外南經”並非“海外四經”的開頭，而是隻能緊跟在“海外西經”之後。

可知漢代校書的“南西北東”（海外四經、海內四經、山經）和後代習慣的“東南西北”（大荒四經）這兩種順時針的順序，都是先南後西，與“海外四經”內文顯示的邏輯不合。

“海外四經”總體順序只有取逆時針的“東北西南”才與內文先西后南的邏輯順序相合。

此“其”指《海外西經》末尾所言之“滅蒙鳥”。筆者綜合分析認為滅蒙鳥即紅尾水鴝，《海外西經》言其特徵“為鳥青，赤尾”，與當今河南孟州河濱一帶的紅尾水鴝正合，而“滅蒙”即尾巴散為扇狀並來回擺動之義。

資料顯示：（這種鳥）停立時尾常不斷地上下襬動，間或還將尾散成扇狀，並左右來回擺動。當發現水面或地上有蟲子時，則急速飛去捕獵，取食後又飛回原處。有時也在地上快速奔跑啄食昆蟲。當有人干擾時，則緊貼水面沿河飛行。常邊飛邊發出‘吱-吱’的鳴叫聲，聲音單調清脆。

該鳥擺尾、散尾成扇的習性，或是“滅蒙”之義。或因叫聲單調清脆，亦稱“鳴鳥”。當然，“滅蒙”或是“鳴”之緩音，“鳴”或是“滅蒙”之急讀合音。

“滅蒙鳥”方位應在今洛陽東北方向的黃河北岸河濱，即焦作市孟州、濟源及洛陽黃河北岸吉利區一帶。而且孟州之孟、孟津之孟，其最初來源，或即與滅蒙鳥之“蒙”相關。

孟州市官網資料：孟州在夏朝屬孟塗氏封地，稱孟塗國。在商、周時期為畿內地。周武王姬發伐紂，會八百諸侯於黃河北岸（今洛陽吉利區，1979年前為孟州轄地）渡口因謂之盟津

，又稱富平津。黃河從孟州境南流過，長26公里，這裡是中下游的結合處，黃河水面放寬，大量泥沙淤積，開始成為“懸河”，防禦洪水的黃河大堤（左岸）就從孟州境內中曹大王廟築起，自古就有“千里黃河大堤始於孟縣”之說。

孟州這一帶黃河河面變得寬闊，河濱溼地發育，紅尾水鴝這種留鳥水禽數量極多，成為該地得名的原因。根據原書可知，當時的觀念為，處於黃河北岸“懸河”起點的滅蒙鳥（孟州）與黃河南岸之結匈國（洛陽王灣），構成“海外西南角”，是海外四陬之一，顯然這兩個西南角在此處以黃河為界。

結匈國位置在孟州西南，當即今洛陽一帶。結匈或為結盟之義，並非一定要望文生義地解釋為生理上的結胸。而考古發現表明，洛陽一帶龍山時期文化即相當發達，典型的河南龍山文化王灣三期類型即以洛陽王灣村命名，這種文化類型還包括鄭州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平頂山蒲城店、漯河郾城郝家臺等豫中多處遺址。說明其文化的影響範圍相當大，堪稱為盟主。因而筆者認為，結匈國應指洛陽一帶的王灣三期某大型城址。或許尚未發現，或許在歷史上被毀。但是根據書中上下文綜合分析，其大致方位一定在洛陽一帶。】

王灣遺址位於河南省洛陽市澗西區紅山鄉王灣村北。遺址在澗河右岸第一臺地上，佔地面積約8000平方米，它的西北與有仰韶、周代文化遺存的史家灣村隔河相望。

王灣遺址文化層厚3米左右，內含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時期和龍山文化三期。 發現有新石器時代的房基、灰坑和墓葬，以及西周、東周、晉、北朝時期的灰坑、陶窯、墓葬等。王灣遺址出土的陶器眾多，地層明確，從早期到晚期陶器的發展演變脈絡清楚，對陶器分期斷代具有重大的意義。王灣遺址首次發現在仰韶文化中用石塊鋪砌的牆基和挖槽等現象，對於研究當時人類居住房屋的建築結構、防潮措施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遺址中發現的房基、墓葬、陶窯和大量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對研究當時的聚落形態及生產力發展水平都具有重要科學價值。2006年5月，王灣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從距今約四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以來，先民就長時期生活居住在今洛陽市澗西區王灣村一帶 ，生息繁衍，相繼地創造了極其豐富的物質文化。王灣第三期文化的遺蹟中，灰坑78個，其中袋形坑為多，還有直筒、鍋底和不規則形坑，有3個袋形坑底部發現人骨架。墓葬4座。遺物中生產工具有石鏟、石刀、石鐮、石斧、石錛、石鑿、石紡輪、石鏃、石矛、石彈丸、石砍刀、石槍頭等。骨、蚌器也佔一定比重。生活用具中陶器以泥質和夾砂灰、黑陶為主。紋飾以方格紋、豎籃紋為主。陶器形繁多，除繼第二期之外，又見新器形，有帶領甕、夾砂小甕、單耳罐、鬲、聾、鬻、岙、鏤孔器座等，另有骨錐、骨針、骨匕、骨簪、骨環，蚌、牙飾比前期更多。

2，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

【按，南山根據方位似即後來的嵩山，方位上嵩山也正在洛陽東南方向。然而與《山經》內容不符。《中山經》有少室、太室山即嵩山，與此南山同。而《西山經》也有“南山”，應指秦嶺主峰太白山八仙台。

這裡說的方言問題，郭璞有注，應是漢代校書之語。然而下文有捕魚，並非指捕蛇。把蟲叫蛇，把蛇叫魚——那麼把魚又叫什麼呢？書中下文魚還是叫魚，蛇還是叫蛇。其實北方很多地方直到現代仍然把蛇叫蟲或者長蟲。歷史上也有把老虎這種傷人的猛獸叫蟲、大蟲的情況。】

3，比翼鳥

在其東，其為鳥青、赤，兩鳥比翼。一曰在南山東。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長頰。

【按，結合上下文，此處方位在嵩山東南方向，羽民國應在今登封王城崗遺址一帶。人不可能生出羽毛，當是用羽毛作為服飾，即後世羽衣、羽冠、羽扇這些概念，戰國楚人看圖說話誤解所致。

安金槐先生認為登封王城崗遺址之大城即文獻所謂的“禹都陽城”。資料顯示王城崗小城堡的年代為BC2132-2084年，大城年代並無上下限數據，一般主張參考小城。以BC2070年為夏建立時間，則王城崗當為堯後期及舜、禹、益時之都。

文獻方面如《孟子 萬章上》：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史記 夏本紀》也引用了這段內容。《水經注 卷二十二 潁水》：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也。而王城崗遺址的位置即在箕山北麓即“箕山之陰”，所以王城崗遺址必為《古本竹書紀年》等文獻所說的“禹都陽城”。另外舜禪禹之地也在此，甚至如《竹書紀年》所說“堯老，舜囚堯”之地也在此。益作為禹指定的名義上的法定繼承人，其都也在此。而作為實權派的啟，則都於附近新密新砦一帶的黃臺之丘。故而有孟子上文所言之“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的情況。而《竹書紀年》《韓非子》、《戰國策》甚至《史記 燕召公世家》的說法都是禹假傳位於益，而將實權交給自己的兒子啟，後來益為啟所殺，啟建立父子相傳的朝廷夏朝，公天下變成家天下。

考古方面，王城崗遺址以北又發現了春秋鄭國、戰國韓國的“陽城遺址”，所以筆者認為安金槐先生說王城崗遺址即“禹都陽城”是可信的。而啟都為附近新密新砦遺址，詳見下文。】

《海內西經》：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弈莫能上岡之巖。

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

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

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

【按，此處的“崑崙之虛”似指嵩山往北至河一帶的山地，在西北崑崙、山東崑崙之外，這裡可以稱為“中原崑崙”。在通論部分已經說過《山海經》全書各部分內容產生時代和基本觀念的差別，“海內四經”比“海外四經”晚出，有些概念已經與本義相去甚遠，可信度大打折扣，不能與“海外四經”相提並論。

常言道山不轉水轉，河流的水量、河道位置在歷史時期的變化總是較多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就是對河道變動情況生動的寫照。而且，書中反映出當時的觀念，可能也與當今不同。即河流整個流域的支流都被認為是該河流，比如說赤水，指古潁河流域，包括老潩水。青水或指雙洎河，該河在此地有一段彎曲，而新砦遺址在河曲之西。

所以，書中此處說的河道位置只是當時的情況，與當今實際地理情況可能並不一致，如果用當今的地圖去按圖索驥，很可能是刻舟求劍。但是，山地以及古國（城）的相互位置則是固定的、可信的參照。

而且這裡說的羽民南為南海，與“海外南經”前文所言羽民南有多個古國存在相矛盾，顯然“海外南經”的內容更為詳細可信。

總之，本段文字所述內容問題較多，也許與諸河河道古今變遷有關。但是總體都在環嵩山地區一帶。】

欲進一步瞭解可參考http://www.docin.com/p-1428236840.html “環嵩山地區史前聚落群劃分研究”一文

——鏈接：【水經注 卷二十二：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秦始皇十七年，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蓋因水以著稱者也。漢高帝二年，以為韓國。王莽之左隊也。《山海經》曰：潁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陽城縣陽乾山，今潁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春秋》潁考叔為其封人。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流，徑負黍亭東。《春秋》定公六年，鄭伐馮、滑、負黍者也。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於負黍。京相璠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也。亦或謂是水為本，東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東合潁水，故作者互舉二山，言水所發也。

《呂氏春秋》曰：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泂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東南過其縣南，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崈高縣東北太室東溪。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謂之崧陽城。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崿流相承，為二十八浦也。暘旱輟津，而石潭不耗，道路遊憩者，惟得餐飲而已，無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憚之。山下大潭週數裡，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泛舟升陟，取暢幽情。其水東南徑陽城西，石溜縈委，溯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東南流入潁水。頎水徑其縣故城南。

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也。亦周公以上圭測日景處。漢成帝永始元年，封趙臨為侯國也。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故太史公曰：餘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墓焉。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又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是漢潁川大守朱寵所立。潁水徑其北，東與龍淵水合，其水導源龍淵，東南流，徑陽城北，又東南入於潁。潁水又東，平洛溪水注之。水發玉女臺下平洛澗，世謂之平洛水。呂憂所謂勺水出陽城山，蓋斯水也。又東甫流，注於潁。潁水又東出陽關，歷康城南。魏明帝封尚書右僕射衛臻為康鄉侯。此即臻封邑也。】

如上，筆者綜合分析後得出以下結論——

一，登封王城崗遺址（公元前2107-1997年）為考古學家安金槐先生認為的禹都陽城，並且也是舜都。因為近旁有堯子丹朱之城即下文之新密古城寨遺址，故而推斷也是堯時期（至少為舜攝政的堯後期）的都城，亦即《海外南經》之“羽民國”。羽民國等海外數十國的名稱，當為戰國楚人看圖說話的描述，“古山海圖”上可能並未標註名稱或者標註了名稱而戰國楚人已經難以辨識其文字而產生這樣古怪的稱謂。

而其東的“二八神”、“共十六人”，即堯舜時期的八元八愷十六相，堯不能用，而舜舉之。考古發現的兩小城應即助舜囚堯的高陽、高辛族裔十六相所居之所。

《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豈、檮寅、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兇，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兇，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兇人也。

二，新密古城寨遺址（公元前2090-2030年），是堯子丹朱之城，考古發現其時代略晚於王城崗，其一期相當於王城崗二期。與《史記》、《竹書紀年》等文獻所言堯晚年舜攝政，堯子丹朱不賢，築城別居相合。亦即《海外南經》之“歡頭國”。歡頭即驩頭、歡兜、驩朱、丹朱，詳見袁珂《山海經校注》所引歷代學者的考證研究。《山海經》裡有“帝丹朱”的說法，可見丹朱也曾是天下之主，其有國（城）也在情理之中。

三，新密新砦遺址（公元前2050-1750年），應為現代學者丁山等人認為的《穆天子傳》等文獻提及的啟都“黃臺（室）之丘”。考古發現其時代晚於古城寨遺址。亦即《海外南經》之“畢方鳥（國）”。

而《海內經》言“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舊注說羽郊為羽山之郊，非。因為就文字學的角度看，“郊”字既然從“阝（邑）”，則必然指與居邑有關的人文地理概念，而非自然地理概念。羽郊應訓為羽邑、羽都、羽民國之郊野。

《海外西經》言夏後啟操翳以舞。翳，郭璞釋為“羽葆幢”，可見夏族與羽關係密切。後代西周穆王西征至“積羽千里”且“載羽百車”。可見古代中原人中的夏人、周人對羽毛都極其珍愛。

而江蘇連雲港市錦屏山將軍崖新石器時代巖畫，其中就有頭上插羽的人物形象，據《海外南經》、《海外東經》綜合分析，錦屏山是嚳與堯之葬地，則有羽之人或即指嚳與堯。復原的浙江良渚文化反山遺址王及王后像，也是頭插羽毛之形象。

總之，羽民國應為堯舜禹之都陽城，可以對應考古發現的登封王城崗遺址。羽民或即“禹民”即除過啟之外的禹之族裔及心腹親信之後裔組成的部族。】

//資料：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遺址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考古工作以發現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東西並列的城址，位於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鎮與八方村之間、潁河與五渡河交匯的臺地上。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城址內發掘採樣，已測出的14C數據和研究成果反映在《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中，其學術價值已得到學術界的肯定。

2002年-2005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擔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城址及周圍地區遺址聚落形態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遺址展開大規模的考古工作，發現一座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見本報一版)，通過這幾年的考古工作，我們初步認識到王城崗遺址考古新發現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地理位置

王城崗遺址位於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鎮與八方村之間、潁河與五渡河交匯的臺地上，南眺箕山、北依嵩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28年前考古工作者曾在這裡發現一座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小型城址、奠基坑、青銅器殘片和文字等，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和重視，有專家稱之為"禹都陽城"。 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的一個主要研究課題，2002-2005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及周圍的遺蹟進行調查、鑽探和發掘，以探索王城崗城址和相關遺存的性質及其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在此過程中，發現了這座大型城址。 在2004年的發掘中，還發現了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並在遺址中部偏北處發現幾處大面積夯土基址，進一步表明該遺址的重要性。

年代範圍

王城崗小城(王城崗二期)的年代，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新測的王城崗二期的14C數據(均為樹輪校正年代，下同此)，WT157奠6為2132-2082BC，WT179奠8為2128-2084BC，若取其中間數值，前者為2107BC，後者為2106BC，由此王城崗二期的年代為公元前22世紀。這2個14C數據年代值已接近或進入夏紀年的範圍之中。

王城崗三期WT31H92的14C數據為2090-2030BC，取其中間數值為2060BC，即公元前21世紀;

王城崗四期WT124H536的14C數據為2038-1998BC，取其中間數值為2018BC，亦為公元前21世紀;

王城崗五期WT107H233的14C數據為2030-1965BC，取其中間數值為1997BC，即公元前20世紀。王城崗三期至五期的幾個14C數據年代值均已進入夏的紀年範圍以內。

關於王城崗大城的年代，我們初步將其定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其確切的年代應屬王城崗遺址分期中的哪一期?尚待對所有新的發掘資料進行全面整理後再行確定。

主要佈局

有關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崗大城與小城的關係，是我們十分關心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王城崗大城與小城有著某種聯繫，從這兩座城的位置看:王城崗小城位於王城崗大城的東北部;從兩座城的方向看，王城崗大城與小城的方向大體一致。王城崗大城的北城壕通向五渡河和其西城壕通向潁河的佈局，這種以人工護城壕與天然河流相結合的防禦體系，與新密古城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北城壕向西通溱水，其東城壕向南通一無名河，有異曲同工之處。若將王城崗大城與小城的城牆夯土作一比較可以看到，兩者的夯土城牆都是用純淨的黃土夯築而成，而且夯土層的厚度和夯窩的特徵也基本相同。夯土牆的夯層之間都有細沙相隔，且夯窩較明顯，在夯土中發現有河卵石，可見其夯土牆都是用河卵石類夯具夯打而成的。王城崗大城和小城夯土中包含物都表明其年代是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崗大城和小城之間的重要關係有待在進一步的研究工作中討論。

建築規模

就以前發表的考古資料看，王城崗小城的西城面積不足1萬平方米，東城的規模可能與西城相似。如此一個幾萬平方米的小城址，難怪有學者對發掘者的"禹都陽城"說提出異議。我們認為在王城崗遺址新發現的大城，是目前在河南境內發現的最大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與其共存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遺存都說明王城崗遺址應為嵩山東南麓、潁河上中游重要的中心聚落之一。新發現的王城崗大城，已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和重視。隨著此項考古研究工作的繼續，王城崗城址的"禹都陽城"說將會得到新材料的有力支持，同時對王城崗城址的性質和其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會有新的認識。為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難得的重要資料。

研究價值

王城崗遺址的發現已經有50多年了，若從1959年徐旭生先生為尋找"夏墟"對告成八方間遺址的調查算起也已有40多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為探索夏文化於1975年開始對該遺址的考古調查發掘至今已有30年，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內發掘採樣，2002年至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城址及周圍地區遺址聚落形態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遺址展開新的考古工作。上述的幾次工作大體反映出我國學術界以探索夏文化為目的，對王城崗遺址所進行的幾次重要的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工作，可以說是40多年來考古學界探索夏文化的一個縮影。正是由於這樣的一系列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較好的基礎。在夏文化研究中，雖然還存在許多問題，但也取得了不少共識和獲得了重要進展，如歷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質文化遺存應該到考古學文化中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王灣三期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中去尋找，夏商周斷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於公元前2070~前1600年，即公元前21~前17世紀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在上述考古發掘和夏文化研究的過程中，對王城崗遺址考古新發現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應有足夠的認識和估計。

有關王城崗城址的廢棄原因，在1983年發表的《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發掘》中即提出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城堡中的東城的大部分曾被五渡河和西北來的山洪沖毀。這應該是考古學者較早對發生洪水的相關遺蹟的關注。

1991年，俞偉超先生在致"紀念城子崖遺址發掘六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賀信中提出:"2000年來的史學記錄，則明確說到堯、舜之時是'洪水滔天'，'下民起憂'、'求能治水者'。最初，曾以鯀治水，但'鯀之治水無狀'。其後，則用大禹治水，大禹'居外十三年'而'天下於是太平治'。4000多年前我國曾發生一次延續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災難，應該是歷史事實。" 由於俞偉超先生對距今4000年前後洪水事件的思考和認識，方使學術界對這次在很多人看來是無稽之談的洪水事件給予更多的關注，並在此後的十多年間又取得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考古證據。如河南輝縣孟莊遺址發現的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商文化的城址，發掘者認為龍山文化城址毀於洪水，根據文化面貌和地層關係的分析，這次洪水應發生在距今4000年前後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之間，原來的龍山文化城牆是被洪水沖毀的，並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得到修復。有學者認為:新砦遺址在2000年的發掘中發現了穿過遺址東部的古河道，地層關係表明古河道形成於河南龍山和二里頭文化之間的新砦期。通過沉積剖面的觀察和堆積粒度的分析，在古河道堆積中發現了泛洪沉積，具有河流泛濫時期水流紊亂多變的動力特徵，應是洪水所致。

考古資料

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年代，據王城崗小城的最新14C測年數據為公元前2107年，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後的重要時期，也是大禹治水的末期。

王城崗城址、孟莊城址、新砦城址等考古資料所顯示出的與洪水事件有關的證據，對研究當時社會和文化發展與環境和自然災害影響的關係，對研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有著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正如俞偉超先生指出的那樣;"對大江、大河的中、上游流域來說，所受災害當然要小於下游。於是，黃河中游的河南龍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發展，從而最早進入文明時代，出現了夏王朝。"

文化信息

自50多年前王城崗遺址發現以來，中國學術界以探索夏文化為目的，對王城崗遺址所進行的幾次重要的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工作。 根據文獻記載，夏人活動的中心區域在以嵩山為中心的伊洛河和潁河上游一帶以及山西南部。

1959年，為尋找"夏墟"，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對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鎮與八方村之間的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發現了王城崗遺址，當時稱之為"八方遺址"。隨後，為探索夏文化，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持續30年對該遺址進行考古調查發掘。

1977年，這裡發現一座小型城址、奠基坑、青銅器殘片和文字等，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發現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夏鼐、鄒衡、安金槐等一批著名專家學者對王城崗城址的性質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夏鼐指出，王城崗城堡屬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至於城堡是否為夏都遺蹟則是另一個問題，因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是否為夏文化意見並不一致。夏鼐認為夏文化的含義"應該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這是一個確切的、科學的概念，對後來的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內發掘採樣，已測出的碳十四數據和研究成果表明，小城(王城崗二期)的年代，為公元前22世紀，已接近或進入夏紀年的範圍之中。王城崗三、四期為公元前21世紀、王城崗五期為公元前20世紀，年代值均已進入夏的紀年範圍以內。來自王城崗的樣本還確定夏代始年在公元前2070年，王城崗對於研究夏文化的學術價值得到進一步肯定。

2002年至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城址及周圍地區遺址聚落形態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遺址展開新的考古工作。新發現一座面積約在30萬平方米大型城址，這是迄今河南境內發現的最大面積的河南龍山文化城址，同時發現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遺存。 幾十年來一直從事王城崗考古研究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方燕明說，考古學者在以嵩山為中心的地區和晉南地區所進行的一系列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較好的基礎，取得了不少共識和重要進展，如歷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質文化遺存應該到考古學文化中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中去尋找，夏商周斷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於公元前2070-前1600年，即公元前21-前17世紀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記者桂娟)//

4，有神人二八，連臂，為帝司夜於此野，在羽民東。其為人小頰赤肩，盡十六人。

【按，應為堯時舜所舉之“十六相”，即八愷與八元，詳見前文所引《左傳·文公十八年》。則此帝應為堯、舜或禹。根據《竹書紀年》堯老為舜所囚的內容，推測十六相為舜安排用來囚禁堯的武士，或後來為舜、禹的保鏢衛士。所謂“司夜”，就是晚上巡邏防止堯被人（尤其是附近新密古城寨有堯子丹朱的歡頭國）劫走或者保衛舜、禹的安全，並非公雞清晨啼鳴的司夜。考古發現的“王城崗二小城”在大城東北方向，應為“八愷城與八元城”。可見堯當時被舜囚禁在這一帶。袁珂注以為帝指黃帝，不從。《海外東經》有“帝命豎亥步”，此帝則指大禹。】

5，畢方鳥在其東，青水西，其為鳥人面一腳。一曰在二八神東。

【按，根據特徵判斷殆為今之火烈鳥，因為羽毛紅色被古人遠觀誤認為銜火會給人家帶來火災。

根據上下文判斷，畢方鳥應為此地邦國之圖騰，此邦國應即考古發現的新密新砦遺址。發現文物中有“彩繪陶鳥殘件”，如下圖，鳥身紅黑相間，形狀近似火烈鳥，應即此處所說之畢方鳥。

前文已述，新密新砦遺址便是《穆天子傳》卷五所說的啟都黃室（臺）之丘。這說明古文字學家丁山推測啟都黃臺之丘即新密新鄭之間的黃臺岡是正確的。至於《山海經》此處為何將啟都表述為“畢方鳥”，應是看圖說話的結果。說明當時戰國人面對的“古山海圖”上並未註明此處為啟都，而是畫著其圖騰。青水應即古溱水。

至於為什麼把夏啟之都這麼重要的地方都不指明，而說成畢方鳥這樣的隱喻，大概與當時的社會觀念有關。因為啟殺掉了法定繼承人益，變公天下為家天下，然而到啟的兒子太康時期就失國了，以少昊氏鳥圖騰為旗號的夷羿、寒浞相繼入據，顯然也是得到天下——至少東部半個天下的支持。當時社會或許認為東夷入據夏都是“正義”的。所以，這裡發生的這些故事都是不道義、不光彩的，甚至是因果報應的。因而用東夷的圖騰“畢方鳥”來作為代稱。畢方鳥，是很不吉利的名稱，畢方的意思就是結束一方政權。】

《西次三經》：章（艹我）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訛火。

《海內西經》：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

【按，詳見前文第4節“羽民國”。】

新砦遺址位於新密市東23公里劉寨鎮新砦村西部，面積約100萬平方米，主要遺存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早期。2006年5月，國務院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79年3至4月、1999年、2000年對新砦遺址進行發掘，取得了新砦期文化確認的學術成果。2002年至2005年10月，繼續發掘，已初步確定新砦遺址是一處設有外壕、城壕、內壕共三重防禦設施，中心區建有大型城址。

整座城址均掩埋在地表以下，城址平面基本為方形，南以洧水河為自然屏障，現存東、北、西三面城牆及貼近城牆下部的護城河。70萬平方米的的設防聚落規模，在龍山末期的中原腹地獨一無二。東牆南北殘長160米，深4米。北牆東西長924米，深5至6米。西牆南北長470米，深2.5米。北牆以外220米有一條人工與自然沖溝相結合而成的壕溝，為外壕，東西長1500米，南北寬6~14米，深3~4米。城址的西南部地勢較高設有內壕,現存西、北和東三面內壕。北內壕東西長約300米，東、西內壕的南部均遭破壞，長度不明。三面臨河的半島狀聚落北緣與連接河流和自然沖溝的人工壕溝形成面積達100萬平方米的封閉空間。另外，在城址中心區中央偏北處坐落一座東西長92.6米、南北寬14.5米的大型建築基址，已經清理出部分夯築牆體、柱洞、紅燒土和活動面等重要遺蹟，為新砦期晚段多次使用的大型淺穴式露天活動場所。

城址的東牆和北牆是利用一條河溝的內壁修整、填土夯築而成的，西牆及其護城河系人工挖築而成。在北城牆以外220米開外，是一條人工與自然沖溝相結合而成的壕溝，即外壕，東西長1500米，南北寬6-14米，深3-4米左右。城址的西南部地勢較高，設有內壕，現存西、北和東三面，內壕圈起的地帶為城址中心區。在城址中心區還初步探明一座東西長50多米、南北寬14.5米的大型建築基址，很可能是一座宗廟建築。它的東部，建有附屬建築，前後兩側，均有大路連接。已經清理出部分夯築牆體、柱洞、紅燒土和活動面等重要遺蹟。在中心區以外，發現有手工業作坊區，區內有一個盛放骨頭料的窖穴，這個作坊區可能是加工骨器的場所。

新砦城址內出土的遺物數量眾多，做工精美。不僅有製作精美的陶器如子母口甕、簋形豆、雙腹豆、豬首形蓋鈕等，還出土有玉鑿、紅銅容器等高規格遺物以及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牌飾紋飾相類似的獸面紋、雕刻精細的夔龍紋等，反映出這一遺址的都邑性質。

1999年，在後來確認屬於內壕以內的臺地發掘中，出土了一塊"新砦期"的陶器蓋殘片。在打磨光滑的黑色器表上，以陰線刻出獸面紋樣。獸面面額近圓角方形，蒜頭鼻，兩組平行線將長條形鼻樑分刻為三部分，梭形縱目，彎月眉，兩腮外似有鬢。刻制技法嫻熟，線條流暢。發掘者直呼該獸面紋為饕餮紋，並論證其具有明顯的東夷文化色彩，其造型應含有虎的因素。

與前述獸面紋器蓋出土地點相隔不遠處的一條溝內，還出土了一塊器物圈足部分的殘片。其特殊之處在於裝飾有一週線條優美的連續圖案，雖因過於殘破的不辨首尾，但無疑表現的是動態的龍紋。發掘者稱其為夔龍紋。

意義

正在進行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認為，位於河南省新密市的新砦遺址，極有可能是中國考古界苦苦尋找多年的夏代開國之君夏啟的都城。夏啟結束了堯舜禹時代盛行的"禪讓"制度，是傳子制度的開創者，從某種意義上講夏啟是真正的夏王朝開國之君。夏啟之居的初步勘定，不僅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一項重大發現和突破，對於探索中國早期國家起源即中華文明的形成同樣具有重大意義。

尋找古代文獻上記載的"黃臺之丘"附近的"夏啟之居"，曾是一代又一代致力於探索夏文明的考古人追索的迷題。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著名古文字學家丁山提出，夏啟之居在今新鄭市與新密市之間，"黃臺之丘"即為黃臺岡，黃臺岡不遠有"夏啟之居"。

2001年10月，國家"十五"計劃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啟動後，考古工作者將尋找夏代早期文明的目光鎖定在了新砦遺址，為期兩年的考古發掘工作取得豐碩成果，這是一座面積約100萬平方米、擁有內外三重城壕和大型建築的夏代早期大型城址。城址內部不僅發現宗廟性質的大型建築，還發現有加工骨器的手工作坊區，出土的遺物不僅數量眾多，做工精美，而且規格很高，反映出新砦城的都邑性質。

經2005年中國考古學院最新碳14測定，新砦遺址始建年代

不早於公元前1900年，下限不晚於前1700年，處於夏王朝統治時期。

(2008年則認為參考時代為公元前2050~前1750年。)

夏代早期城址內就修築有具有防禦功能的內外三重城壕，這一重大發現打破了多年來眾多夏文化遺存不曾發現城牆的沉寂局面。對於重新認識夏文化早期的聚落形態、確定夏文化的上限、探索夏文明的誕生等一系列重大學術問題均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關於夏啟出生和活動的地方，史籍多有記載，前人也早做過詳細的考證。

專家認為，新砦遺址的位置完全符合《水經注》所云夏啟之居的地望，城址的始建年代落入夏代早期年代範圍之內，遺物的規格說明它本身具有王都的性質。結合其年代及相關歷史文獻記載，專家們認定這座都邑城址很可能是黃臺之丘附近的夏啟之居，即夏啟的都城。

新砦遺址是原始社會末期十分典型的民族聚落中心，在龍山時代和夏文化之間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在考古學上稱為"新砦期"。這一考古學上的文化分期得名於新砦城址，它位於河南省新密市東南18.6公里的劉寨鎮新砦村，包括今梁家臺、蘇溝、東灣和煤土溝共4個自然村的大部分區域，是嵩山周圍大型史前聚落之一。

"新砦類遺存"集中見於今鄭州地區，北不過黃河，南不過禹州。

作為"中華文明探源預研究"首批啟動的重點田野考古項目，為期2年的新砦遺址考古發掘取得了重要收穫:初步確定新砦遺址是一處設有外壕、城牆和內壕共三重防禦設施、中心區建有大型建築的大型城址，整個城址總面積逾100萬平方米，它是夏代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

新砦遺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點六大都邑之一。

"新砦期文化"是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過渡時期的一座城邑(一說為早期夏文化，比著名的二里頭文化還要早 )。新砦遺址發現的"三疊層"，即下層為龍山文化層，中層為新砦期文化層，上層為二里頭早期文化層，證明了龍山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之間確實存在新砦期，填補了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早期缺環的空白。新砦城址的發現，對於探索早期夏都、對於判定古城寨城址和二里頭遺址的年代與性質、對於研究夏代都城和夏王朝的誕生以及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問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正在進行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取得一項重要成果:位於河南省新密市的新砦遺址，極有可能是中國考古界苦苦尋找多年的夏代開國之君夏啟的都城。

河南新砦遺址發掘再獲重要發現

發佈時間：2017-06-07 文章出處：中國文物信息網 作者：趙春青 顧萬發 耿廣響 點擊率：2667

2013 年和2014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先後在河南新密新砦遺址東城牆外和梁家臺東北臺地進行發掘。這兩年的發掘收穫主要是城址外也發現有居住址存在，為研究新砦聚落佈局情況提供了新的材料。淺穴式建築以南的區域發現了大量的窖穴，為認識淺穴式建築的性質提供了新的線索。王灣三期文化銅器的發現為研究我國早期銅器的製作及研究銅器的起源等提供了新的材料。新砦遺址首次發現了西周時期的遺存，豐富了新砦考古的內容。

2016 年，為了更進一步瞭解淺穴式大型建築周圍的情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會同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梁家臺東北臺地上再次布方。主要發現有王灣三期文化遺存、新砦期文化遺存、二里頭時期文化遺存，以及歷史時期文化遺存。截至目前王灣三期的文化遺存相對較少，只在個別探方發現，其餘暫時不見。

新砦期文化遺存

遍佈所有探方，主體地層為③～⑥層。文化遺蹟主要有房址17 處、墓葬30餘座、灰坑500 多個、祭祀坑4 處、陶窯1處等。

房址 F17 開口③層下，方內殘長6 米、寬6 米。填土多為黃土，其中殘有2平方米大小夯土，其上有踩踏面，較堅硬。雙圈柱洞共發現5 處，最大外徑0.55米，厚約0.4～0.5 米，包含有器蓋、折肩罐等新砦期常見器物。

F18 開口③層下，殘長3.8米、寬2.2 米，一般厚度約0.2～0.4 米。填土為黃土，包含有器蓋、折肩罐等新砦期常見器物。

墓葬 開口層位在③～⑥層均有發現，一般長1.5～2 米、寬0.4～0.5 米、深0.3～0.5 米。無棺槨、無隨葬品，墓穴大小僅能容身。可分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甕棺葬、灰坑葬三類。其中M28 折身屈肢，頭南面東雙手位於額前，雙腿蜷曲，一棺塗抹硃砂，骨骼上遍佈硃砂，推測為非正常死亡。

灰坑 主要可分為五類，一類圓形袋狀；二類長方形，其中H324：長3.3米、寬2.6 米、深2.8 米、東壁為夯土厚約1 米，南北長度因未發掘不清，北壁有人為加工痕跡；三類：方形坑如H230，口邊長3.2 米、底邊長2.8 米、深3.5 米，四壁火烤厚約5～7 釐米。

祭祀坑 目前H341 發現整豬骨架，長1.4 米，高1.2 米。側臥頭西面北，四肢朝北。前後肢被綁，推測被活埋用於祭祀。另外還有H390、H466。

文化遺物 主要有陶器、骨器、石器、玉器、銅器，另有一批高規格遺物。

其中彩繪陶鳥殘長16 釐米，殘高7 釐米，與彩繪陶鳥伴出的器物有豆、缽、碗、甕、折肩罐、盆、器蓋等陶器，兼有石鐮、石刀、石鑿、石錛、石鉞（殘）等石器及卜骨等文化遺物。發現骨針多完整帶眼，長度在0.8～0.3 釐米之間。此外還發現有馬肩胛骨做的卜骨、鹿角權杖、穿孔人骨、石矛、帶有硃砂的石祖、青銅鏨、青銅刀等。

　 學術意義

新砦遺址的高臺地，是該遺址中心區，從出土的方形窖穴、陶鳥、青銅器等遺蹟遺物，再次說明了該區域的重要性。但從目前發現的新砦至二里頭時期房址中大量雙圈柱洞，通過初步研究分析可以發現這些房址具有一定聯繫，房屋在在建造前曾做過一定規劃佈局。這對新砦遺址佈局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也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探索早期夏文化提供更多材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趙春青 顧萬發 耿廣響）

（原文刊於：《中國文物報》2017年6月2日8版）（責編：李來玉）

河南新砦遺址出土3800年前彩繪陶鳥或見證夏早期“東夷亂夏”

在河南新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隊的工作人員在查看出土的彩繪陶鳥。

（新華社發）

據新華社鄭州7月12日電（記者桂娟）它殘長16釐米、殘高7釐米，通體陶塑而成，黑皮磨光，頭頂兩側雙目炯炯有神，雙翼緊貼於背部，飾有硃砂彩繪。除足部殘缺外，保存基本完整。在我國夏代早期，夏啟的兒子太康繼位後荒廢政務，被來自東方的后羿部族取代，夏代紀年一度中斷。經專家研究，這件新出土於河南新砦遺址、距今約3800年的彩繪陶鳥，或見證了文獻中記載的“東夷亂夏”“太康失國”那段歷史。

彩繪陶鳥是一件獨具風格的高等級文化遺物，出土於一個編號為H52的灰坑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河南新砦隊隊長趙春青說，對彩繪陶鳥進行初步研究後發現，它區別於中原地區、黃河流域流行的鳥類造型，帶有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所見鳥類造型特點，是當時新砦期居民圖騰崇拜的實物體現，為研究新砦期居民精神面貌和遺址文化內涵提供了一個視點。

根據陶鳥足部殘缺的特點，專家推測它應是一隻站立的鳥，與大汶口文化的“鳥形神器”，良渚文化玉璧“立鳥祭壇”上的立鳥神器相似，反映出新砦文化具有一定的東方因素。

“陶鳥整體造型栩栩如生，略有所思，給人以神聖感和敬畏感，使用硃砂彩繪應與宗教祭祀活動有關。”新砦遺址考古工地負責人、信陽博物館耿廣響說，“結合文獻，專家推測它可能是夏代早期后羿、寒浞代夏那段歷史時期新砦居民用於祭祀的遺物。”

“東方部族多信奉鳥圖騰，后羿、寒浞就是以鳥為圖騰的東夷少皞氏部族領袖，具有東方元素的陶鳥在新砦遺址出現，可能與少皞氏部族信仰有關。”耿廣響說。

位於河南省新密市的新砦遺址發現於1979年。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隊對其進行了持續不斷的考古發掘，揭示出這是一座規模宏大、擁有內外三重城壕的夏代早期都邑性質城址。正在進行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將之確認為六大中國古代都邑遺址之一，淺穴式大型建築的發現，神秘的饕餮紋器蓋、紅銅容器、玉琮、玉鑿等高規格遺物的出土，都反映出這一遺址的都邑性質。

耿廣響介紹，此次出土陶鳥的灰坑裡，伴出有豆、缽、碗、甕、折肩罐、盆、器蓋等典型新砦期風格的陶器群以及石鐮、石鉞等石器和卜骨等文化遺物，表明陶鳥的年代為新砦二期，與文獻記載的“東夷亂夏”時期相當。

“新砦二期還出土一些具有一定東方文化因素的陶器，如帶樹葉狀紋飾的子母口甕、圓錐形鏤空鼎等。”耿廣響說，“結合歷史文獻記載來看，新砦二期文化或與后羿、寒浞代夏的歷史背景有關。”

新砦期文化

新砦期文化，即"新砦期"。這一考古學上的文化分期得名於新砦遺址，由於其年代在龍山時代和二里頭文化之間，所以，考古學稱之為"新砦期"。"新砦期文化"儘管有著承上啟下的特質，但在考古界有很大爭議。有學者認為，不存在新砦期文化，因為只發掘到新砦遺址一個遺存，而且沒有證據證明新砦期文化有直接的承上啟下關係。直至東趙遺址的發現，再次證明了新砦期文化並非個體存在，更重要的一點是，東趙遺址的新砦期文化遺存，充分證明了它在中原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之間的承上啟下關係。

文化分期

新砦期，是夏文化(二里頭文化)之前的過渡期，這一考古學上的文化分期得名於新砦遺址，它位於河南省新密市東南18.6公里的劉寨鎮新砦村，包括今梁家臺、蘇溝、東灣和煤土溝四個自然村的大部分區域，是嵩山周圍大型史前聚落之一。

由於其年代在龍山時代和夏文化之間，所以，考古學稱之為"新砦期"。"新砦期文化"儘管有著承上啟下的特質，但在考古界有很大爭議。

有學者認為，不存在新砦期文化，因為只發掘到新砦遺址一個遺存，而且沒有證據證明新砦期文化有直接的承上啟下關係。直至東趙遺址的發現，再次證明了新砦期文化並非個體存在，更重要的一點是，東趙遺址充分證明了它在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之間的承上啟下關係。

新砦期文化歷時150年，公元前1870-1720年，以公元前1790年為界分為早期和晚期。

新砦遺址

新砦遺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點六大都邑之一。位於新密市東23公里劉寨鎮新砦村西部，南臨洧水，東部是洧水故道，西部和北部為開闊的平原，面積約100萬平方米。主要遺存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早期。

"新砦期文化"是最早的夏文化，比著名的二里頭文化還要早。新砦遺址發現的"三疊層"，即下層為龍山文化層，中層為新砦期文化層，上層為二里頭早期文化層，證明了龍山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之間確實存在新砦期，填補了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早期缺環的空白。

新砦城址的發現，對於探索早期夏都、對於判定古城寨城址和二里頭遺址的年代與性質、對於研究夏代都城和夏王朝的誕生以及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問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河南地區的郝家臺、徐堡、平糧臺、後崗、孟莊、王城崗、古城寨、蒲城店、新砦等龍山文化城址的大小，"反映了人口繁衍情況，它與當時經濟發展，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強，社會結構已發生變化等有著密切的關係。……(也)證明了龍山時代中期以後的數百年間'萬國'林立和兼併戰爭加劇的歷史事實，在這種部族間相互戒備敵對狀態下為有效地保護自己，保護新興的大小區域性乃至國家級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這種不同等級不同規模的城址就應運而生。"特別是到龍山晚期的夏早期城址規模更大，都是高大的城牆外加護城河，更加險峻，反映出這一時期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敵對勢力更加強大。

據《世本·作篇》記載:"鯀作城郭"。《初學記》卷二十四引《吳越春秋》載:"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這些記載說鯀是始作城者，未必可信，因為早於他的時代已有城出現，鄭州西山仰韶城址就是其例，但築城衛君，造郭以守民，則符合龍山文化晚期的情況。

王城崗城址內並列的小城，外有郭城，能夠充實更多的民眾，其地理位置又較符合夏都陽城的方位。

古城寨城址在規模上小於王城崗城址，說明他們之間存在著等級的差別，但其宮殿基址和環衛的廊廡仍然有內城的性質。

新砦城址規模則更大，約70萬平方米。但因城內主要建築基址尚無發現，推測城內無論是龍山文化或新砦期文化都應該有更大規模的宮殿建築的存在。

這種內城外郭，加護城河的多重防禦體系，不僅是建築藝術的恢宏傑作，也成為我國城防完備的母體，因而延續數千年而不衰，成為我國古代城和城市佈局的重要防禦體系模式，也是社會發展到更高階段的必然產物。//

6，歡頭國在其南，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畢方東，或曰歡朱國。

【按，“其”指前文的“畢方鳥（國）”即新密新砦遺址，該遺址以東發現有新密古城寨遺址，與此處文義相合，當即此“歡頭國”，亦即堯子丹朱、《山海經》裡稱為帝丹朱“丹朱城”。袁珂注引鄒漢勳等前賢之說，備言驩兜、（《舜典》、《孟子》）、驩頭、驩朱（《山海經》），即為歡頭國，亦即丹朱城。

《南次二經》之首曰櫃山……有鳥焉……其名曰鴸……。

《大荒南經》：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於海。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維宜芑苣，穋楊是食。有驩頭之國。

//資料：新密古城寨遺址

新密古城寨原定名為西周"鄶國故城"，1988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佈為河南省文物重點保護單位。1997年至2000年調查、試掘確定為龍山文化城址，當時以中原地區面積最大，地面城牆保存較好而著稱。除上述特點外，在城內東北部還發現了我國龍山文化城址中十分罕見的宮殿、廊廡建築基址。這些重大發現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興趣和廣泛關注，由於其具有較高的學術地位和新穎的資料研究價值，2000年被評入全國十大考古發現。2002年又被列為中華文明探源預研究項目。這些主要發掘成果曾編寫有專體簡報在《華夏考古》刊發。但因當時受篇幅的限制，將南牆ⅢT1探溝各層器物圖和文中照片全部刪掉。很不便於學界對古城寨城址的研究與認識，本文作以補充並就該城年代與夏代城址的關係，進一步作以分析研究，以補原文之缺憾。

古城寨城址位於河南省新密市與新鄭市交界處，在新密市東南35公里的曲梁鄉大樊莊村古城寨村民組周圍。歷經7年的斷續調查與發掘，主要收穫概括為以下諸方面:

(一)各時期文化遺存的分佈

古城寨城址內外發現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分佈範圍。在古城寨城址內外分佈著多種考古學文化遺存，最早的當為仰韶文化，分佈於城外西南部，位於溱水東岸，呈南窄北寬的地形，高出河床3米左右，西側為坡狀連接河岸，再往東形成不太高的斷崖，與南、東兩面斷崖連接，成為河旁二級臺地，文化遺存分佈稀疏，向北深入到南城牆下，現存面積萬餘平方米。所見遺存有房基、灰坑、甕棺葬等，陶生活用器均是殘片，有鼎、罐、甕、缽等。年代為仰韶文化晚期。現存面積萬餘平方米。

城址內外的龍山文化遺存，主要分為二個時間段，其一為龍山文化早期遺存，主要分佈在南城牆下及其左右，而且多在南牆西半部，到南牆東半部已不見，在城址的中北部也無發現，分佈範圍似小與仰韶文化遺存。所見遺蹟主要為灰坑和甕棺葬，數量極少，分佈範圍當不出仰韶文化遺址的範圍。所見陶生活用器有鼎、罐、甕、缸等。

其二是龍山文化晚期遺存，也是古城寨內外的主體考古學文化，城址以內包括城牆，分佈範圍基本為西臨溱水河岸，東連南北東三面城牆，該城面積為176,500平方米，城址上所見的龍山文化晚期遺存除三面城牆外，還有宮殿、廊廡基址、灰坑、墓葬等。發現的遺物主要有鼎、罐、甕、缸、大型斝、小型斝、鬹、盉、杯、缽、碗、器蓋等。城北的龍山文化遺存，主要分佈在溱水東岸的二級臺地上，東西長為550米，南北寬為260米，面積為143,000平方米。文化遺存當以城北路溝以西最為密集，在路溝以東較大面積的遺址範圍內，遺蹟似較稀疏，或可能因這一帶地面遭到過平整土地的破壞。因而，城北的發掘主要集中在路溝以西，從發掘和採集的文化遺物看，城北都為純正單一的龍山晚期文化遺存，發現的文化遺蹟主要有灰溝和少數墓葬等。出土物較為豐富，陶生活用器有鼎、罐、壺、甕、折腹盆、大型斝、小型斝、罐、鬹、澄濾器、缽、碗、器蓋等。城東的龍山文化遺址，在東牆以東，南北長250米，東面邊沿在南北自然溝以西，西抵城牆，東西寬150米，面積為37,500平方米。據鮑家村民回憶，在人民公社時期，這一帶曾遭到過大規模的土地平整。鑽探調查中發現，整個遺址地層堆積較薄，遺蹟的密集區範圍也很小。因這一區域未進行發掘，依採集的陶片特徵看，這裡似無其他考古學文化遺存，亦為單一的龍山晚期文化。

從以上龍山文化遺存的發現情況看，其考古學文化主要以龍山文化晚期為主，其分佈範圍也最大，在城內的各個角落以及城北和城東加起來，面積為35,7000平方米。

此外，在城內的龍山文化晚期遺存之上，還發現有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殷墟文化、戰國文化和漢文化遺蹟和遺物，以上各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或為地層疊壓，或是晚期遺蹟打破早期，對龍山文化晚期的大多數遺存造成了程度不同的破壞。

從以上各時期考古學文化在古城寨城址內外的分佈情況看，古城寨及其周圍的古文化遺存，在各個時期之間時斷時續，延續時間也長短不一。

仰韶文化從出土採集的器物標本特徵認定，都是仰韶文化的晚期，範圍不足2萬平方米，位於溱水東岸的窄長地段。尚構不成新鄭、新密兩市交界地區的中心聚落，只能是一處一般性的小型聚落。此聚落延續到龍山文化的早期，人口似有銳減，聚落處於衰落狀態。而且從此期開始炊煙不起，人跡罕見，城址內一片蕭條與荒蕪，

這樣的情況延續到龍山文化的晚期，似另一氏族集團來到古城寨，並迅速壯大，使古城寨發展成為這一帶具有區域性都邑的聚落中心。在這一氏族集團發展壯大過程中，經過周密規劃設計，在溱水東岸夯築起一座東西長方形的高大城垣，還在城內東北部構築起大面積的宮殿廊廡建築。

到龍山晚期中段，古城寨的氏族集團又突然衰落，似乎周圍高大的城垣已不受重視，出現了局部的損傷和破壞，

到了晚段城內外的人口有較大的恢復，城牆內側基礎和原有的宮殿廊廡建築均遭到較嚴重破壞。

龍山文化晚期晚段以後，城內外又見不到人類生活活動的遺存，這一時間段上的文化遺存空白，當與社會災難或自然災害有關，使氏族集團整體遷徙，或四散逃亡。

待到二里頭文化二期，城內再次出現民眾的生活活動，但數量非常少，

發展到二里頭文化三期，人口有一定的增多，文化遺蹟也有明顯的增加，

到二里頭文化四期，人口再度下降。

此後的二里崗文化銜接二里頭四期文化，延續下來，從不甚豐富的文化遺蹟判斷，在二里崗文化下層時期，與二里頭四期並沒有十分明顯發展，一直到二里崗文化上層時期似進入商早期文化的昌盛期。這一時期文化遺存的增多，也給龍山文化遺存造成大面積毀滅性的破壞。例如宮殿廊廡基址大部分都是在這一階段遭到嚴重破壞的。

二里崗上層二期，這裡的文化遺存再度減少，繼而又出現考古學文化上的期段空白，

到殷墟文化三期再出現古城寨商文化的繁榮期，遺蹟的大量增加，也為這裡的龍山文化遺存和其後的二里頭、二里崗文化遺存帶來了較多的擾亂與破壞。

從殷墟文化晚期以後，又不見人類活動的文化遺存。

所以，原來所定的西周"鄶國故城"，由於未發現西周文化遺蹟遺物，似難以成立。

東周時期的春秋時代，這裡亦當荒蕪人煙。戰國晚期出現極為少量的居民，甚至到漢代再無昔日的繁華和居住密集的人群。

(二)古城寨龍山文化城址

龍山文化城牆與護城河的發現，古城寨城址是依溱水和另一無名河的交匯處修築。至今仍保存著南、北、東三面城牆，西牆被溱水沖毀。城址位於古城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心區，平面呈東西長方形，方向349度。其南牆西臨溱水，向東與東牆南端相連。北牆也是西臨溱水，東接東牆北端。在南北兩城牆的中部略偏西，有相對的兩個城門缺口，至今仍是古城寨群眾出入的唯一通道。東城牆是三面城牆中保存最好的，無一處斷缺。北牆地下基礎長500米，基礎寬42.6-53.4米;地上牆體底寬12米-22米，頂寬1米-5米，牆長460米，牆高7米-16.5米。南牆地下基長500米，基礎寬42.6米-62.6米;地上牆底寬9.4米-40米，頂寬1米-7米，牆長460米，牆高515米。牆地下基礎長353米，基礎寬85.4米-102米;地上牆底寬36-40米，牆長345米，牆高13.8米-15米。西牆的復原長度為370米。這些牆體的築建方法基本是因地而宜，有的牆基普遍分層夯打到一定高度再版築，有的是直接版築，即將出地面時開始分塊板築，每版長度隨板材長短。高1米左右。夯築技術方法清楚，用材痕跡清晰，這些發現都十分難得。

古城寨城牆是目前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地面以上保存最好的城牆，城址臨河而建，不僅宜於取水排澇，便於舟筏水運，而且可引水入城之護濠加強防禦。古城寨護濠最寬處達70米，這在其它城址中也是非常罕見的。特別是在河南發現的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平頂山蒲城店、郾城郝家臺、淮陽平糧臺、安陽後崗、輝縣孟莊、溫縣徐堡等9座龍山文化城址中，惟一在地面以上有高大而又基本完好的三面城牆存在，也僅有此處可以研究並弄清當時地面以上築牆技術與方法，亦可填補新石器時代晚期地面以上築城技術之空白。也由此可知其研究價值之一斑。這一高大雄偉城垣的發現也是研究其城址性質，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重要的新資料。

(三)古城寨龍山文化遺物的發現

古城寨出土的龍山文化遺物，類別計有石器、骨器、玉器、蚌器、陶器和大量的有可能是熔銅爐殘爐和爐塊的厚胎陶缸。從這些不同種類器物的製作情況看，不同類別的器物應是在專門的手工業作坊或專人從事生產的。如所見的龍山文化石器不僅是選擇高強度的硬質石料，而且製作規整光滑，在石鏟、石刀、玉環上都使用了鑽孔技術。如玉環，白色，外輪為多邊形，內輪為圓形且高於外輪，中心是較大的圓孔，工藝遠較石制工具複雜，又製作得光潔精細美觀。這種製作技術，絕不是任何人都能隨便製造出來的，必須有專門的作坊、專業技術人員、專門的生產工具才可能完成。又如這裡出土的龍山文化陶器，一般製作精緻，特別是一些蛋殼黑陶和紅陶器皿，不僅胎質細膩，而且胎薄如蛋殼，器表光亮。另外，還有一些大型陶器如圈足盤、甗，口徑都達50釐米左右，大型甕、大型斝高度達50釐米以上，而且火候均勻，製作精巧，這些陶器如果沒有專門的製陶作坊和技術高超的工匠，也是很難完成的。特別是南城牆內發現的數件釉陶罐的殘片，釉為銀灰色，釉層較薄，有木光。另有數件陶壺口沿和肩部殘片，為泥質磨光紅陶，上似有極薄而有光澤的釉面。懷疑似原始"釉陶"，有可能是我國原始釉出現的最早例證。我國原始瓷器最早發現於商代早期，前些年又在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中有所發現，都是瓷器殘片，為瓷胎青釉，似與鄭州二里崗原始瓷器質地無太大的差別。古城寨龍山文化"釉陶"的出現，證明我國釉的發明與使用，最早是在燒陶器過程中完成的，對於我國陶瓷起源的研究，無疑是一重要發現。

青銅鑄造業的出現，曾成為古代文明形成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古城寨城址內外發現的數量較多的陶缸片，湖北省鄂州博物館一古代青銅器複製專家通過現場考察，認為這些厚缸片，多與青銅器鑄造的熔爐有關，有些陶缸外壁為灰色，內壁燒成紅色，有些內壁燒煉有灰黑色層面，另有些內壁有明顯的用後修補的泥層，作為熔爐，最少熔鍊過34次銅。他曾用古人的熔銅方法進行試驗，證明熔鍊過34次以內的爐壁是不粘銅的。如果這一觀察、判斷無誤，根據大量的"熔銅爐"塊推測，古城寨龍山文化青銅鑄造手工業是存在的，並具備一定的規模，形成了獨立的手工業生產部門。由此可以聯想古城寨這一浩大的城防工程，是否會與金屬工具的出現有一定的關係。長期以來，在同時代的城址中與遺址中早已發現有溶銅液層、銅爐渣、銅容器殘片等，故而認為，古城寨龍山文化熔銅鑄造手工業的出現也是有可能的。

古城寨城牆的地層年代關係

古城寨龍山文化城址年代的確定，主要依據城牆地層的疊壓打破關係，城內主要遺存宮殿廊廡基址地層的疊壓打破關係，以及諸遺蹟包含物特徵，與其他遺址同期同類器物進行比較來確定的。

城牆的始築和使用年代的確定，我們主要在南、北、東三面城牆基礎上開了五條探溝(南城牆二條，東城牆兩條，北城牆一條)，其中以南牆探溝ⅢT1最具代表性。包括城牆在內共上下疊壓10層。城牆上的疊壓層次共有9層，除1層是農耕土，2層是擾層外，第3層是漢代文化;第4、5、6層都是殷墟文化;第7層和8層為二里崗文化上下層;第8下層為二里頭文化;第9上、第9下層均為龍山晚期文化;第10層為夯築城牆，可分為10A、10B、10C、10D等諸層，在這些層中還可分出諸小層。城牆基礎和近地面牆體是由護城坡、上部牆體、版築牆、夯築層、夯築牆基礎等五部分組成。在10 D2層南部牆基下，壓有灰坑H3、H4，10D3層下，北側壓有灰坑H2和仰韶文化房基，中部壓有灰坑H1和甕棺葬W1、W2。除H1、H2可能是處理地基時經夯打之外，W1、W2和H3、H4均為龍山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房基在處理地基時已蕩平，僅存基礎部分，是築牆前就地平整，然後夯打成為城牆的基礎。

從以上地層可以看出，ⅢT1的地層對確定城牆年代有直接關係的是第9層，第10層牆本身和下壓的甕棺葬和灰坑等。地層以早晚關係分為第一組。

第一組地層疊壓關係:

這些關係表明，第9下層晚於第10層。第10層又晚於H4、W1、W2等。.第9下層的出土物，較晚的為龍山晚期文化，有陶罐、斝、鼎、盆、豆、壺、甕、雙腹盆、刻槽盆、甗、觚、器蓋等殘片。其紋飾主要有籃紋、方格紋和繩紋等。第10層牆體內的出土物，亦為龍山晚期文化，有陶罐、罐形鼎、深腹盆、圈足盤、高領甕、甗、高柄豆、壺、觚、杯等。牆體10層下壓的H4主要有陶鼎、夾砂罐、甕、盆、缸、器蓋、缽、碗、杯等。W1、W2主要有直口大缸、斂口大缸和折肩罐等。按《河南省新密市古城寨龍山文化城址發掘簡報》(以下簡稱《簡報》)。ⅢT1牆基下壓的H4和W1、W2為古城寨龍山文化第一期，相當與廟底溝第二期，即龍山文化早期。ⅢT1第10層歸古城寨龍山文化第二期前段，相當於龍山文化晚期的早中段之間，與王城崗龍山文化第三期前段相當。ⅢT1第9層為古城寨龍山文化第三期，相當於龍山文化晚期後段，與王城崗龍山文化第四期相當。從這些疊壓情況可看出，古城寨城址是在龍山文化晚期早、中段之間修築並使用，之後在龍山文化晚期後段城牆基礎部分邊沿開始遭到破壞。古城寨南牆下所壓的龍山文化早期遺存，與城牆之間在年代上存在有缺環，與城牆的修築時間沒有同期關係亦無因果關係。再則城址內外已發掘2400餘平方米，龍山文化遺存除南牆下的H4、W1、W2之外，均是龍山晚期，目前還沒有發現第二處龍山文化早期遺存，說明古城寨龍山文化城址，是以龍山晚期文化為主體，其早期遺存只是零星存在，不論是遺蹟還是遺物，都代表不了古城寨龍山文化主要遺存的文化面貌。

古城寨城址的絕對年代

古城寨第一組大體與王城崗二期同時-王城崗二期的碳十四年代，標本SA98102為BC2132-2082年，標本SA98104為BC2128-2084年。古城寨第一組的年代也應與之相當。約為公元前2107年。(取擬合日曆的中間值，下同此)

古城寨第二組大體與王城崗三期同時，王城崗三期的碳十四年代，標本SA98108為BC2090-2030年，標本SA9811為BC2090-2030年.古城寨第二組的年代應與王城崗三期相當。此期當是古城寨城址的始建和使用期，其碳十四年代約為公元前2037年前後。

古城寨第三組大體與王城崗四期同時，王城崗四期碳十四年代，標本SA98116為BC2050-1985年，標本SA98117為BC2038-1998年，標本SA98120為BC2041-1994年。古城寨第二期前段的年代應與之相合。此組是古城寨城址的廢棄時期，碳十四年代約為公元前2018年前後。

古城寨第四組大體與王城崗五期同時，王城崗五期的碳十四年代，標本SA98122為BC2030-1965年，標本SA98123為BC2030-1965年。古城寨第四組的年代已出現新砦一期的因素，故其年代應與新砦一期較為接近。約為公元前1997年前後。

從古城寨龍山文化諸主要遺存的年代看，其上限不早於公元前2107年前後，下限為公元前1997年前後。

古城寨城址的性質與傳承關係

王城崗城址發現之後，又在登封告成鎮北發現了戰國時期的陽城，並有"陽城倉器"等陶文出土，成為歷史文獻記載的陽城在登封告成一帶的旁證。

安金槐先生認為王城崗就是夏之陽城，禹所都。這一認定並非無據，所以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同。夏都陽城是當時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於當時的小城堡僅存1萬餘平方米，這樣的規模與其為國都的地位很不相稱。1999年，我在河南省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上曾提出:"王城崗城址確有可能與夏代的陽城有關，由於規模太小，也有可能是夏都陽城中的禮制性建築，宗廟或社稷遺存。由於城堡附近還有大面積的龍山文化遺存，或許另有陽城城址所在。"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項目啟動，登封王城崗遺址被列入該項目之一，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聯合調查與發掘，在五渡河以西，潁河以北，八方村以東發現一座城垣遺存，面積約30萬平方米。這一發現使王城崗遺址形成了大城套小城的佈局。這座大城年代雖然還沒有公佈，但王城崗原來的小城位於大城的東北部，大小兩城的關係密切則是顯而易見的。兩城年代堅信不會有什麼大的出入。

特別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古城寨城址晚於王城崗城址，年代先後比較接近，又屬於同一考古學文化性質，都又接近夏紀年或在夏紀年之內。古城寨宮殿廊廡基址位於城址東北部，與王城崗小城之宮廟建築也位於東北不單純是一種佈局上的巧合，而應該是一種宗教禮制思想的影響，政治、文化因素傳承的一致性。

古城寨之後的新砦城址，也應具備夏紀年之內的都邑性質，但由於城址龍山文化遺存尚不十分清楚，只有晚於龍山文化晚期的新砦期文化遺存有較多發現，初步認為屬於大規模的坎或墠的宗教性基址，說明夏早期一些宗教禮制性活動已有了較大的規模和進行活動的固定場所。這些遺存雖與王城崗宮廟遺存和古城寨宮殿基址有一定的差別，但都有著異曲同工的關係。由於發掘資料的侷限，許多問題還有待今後考古發現來解決。

二里頭文化遺址是國內外聞名的夏代中晚期都邑。偃師二里頭遺址的1號宮殿基址和2號宮殿基址的建築形式，以前在其他地方沒有發現，只有古城寨的宮殿廊廡基址的形式與其十分相仿，無疑是一非常重要的發現。偃師二里頭1、2號宮殿基址皆座北朝南，由主殿、廊廡、庭院、大門等幾部分組成。古城寨宮殿基址為座西朝東，也是由主殿、廊廡、庭院等幾部分組成，而且夯土、磉墩、柱礎石、柱洞和牆基內填紅燒土諸形式和作法，與偃師二里頭1、2號宮殿基址都有相似的方面。"從建築形式和年代上看，古城寨城址的夯土建築基址F1和廊廡基址F4顯然是二里頭1號宮殿(基址)和2號宮殿的先河之作，其間的一脈相承的發展關係一目瞭然。二里頭遺址作為夏代都城之一，已是學術界的共識。與二里頭遺址年代接近，且宮殿建築相仿的古城寨城址的高等級和重要性，也為學術界所矚目，"應該也是夏初王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7，厭火國在其國南，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一曰在歡朱東。

【按，據下文“三株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推斷，厭火國在赤水南。赤水即古潁河。就方位看，考古發現的禹州瓦店遺址應即此厭火國。遺址所處地方現在仍然叫火龍鎮，應是“厭火”的反映，也與原文“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相合，原文說的“火獸”或即後代“火龍”的文化起源，據說此地原有火龍廟，故鎮名火龍。

另外，河南龍山文化煤山類型取名的煤山遺址，中方位和特徵上也有可能是厭火國。】

《海內西經》：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

【按：赤水即潁河。】

資料：許昌市禹州瓦店遺址

瓦店遺址位於河南省禹州市火龍鎮瓦店村東部和西北部的臺地上，是1979年發現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主要包含有龍山文化的早、中、晚期遺存，並以晚期遺存為主。是龍山文化晚期全國面積最大的人類聚落遺址之一。遺址內最重要的發現是大型夯土建築基址，還在夯土中發現用於奠基的人牲遺骸數具。

以地面起建的大型建築基址和奠基坑為代表的遺蹟，以及以精美陶酒器、玉鳥、玉璧、玉鏟和大卜骨為代表的遺物，都表明此遺址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規格是很高的。1981年以來，國家和省有關考古研究單位多次對瓦店遺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獲得一批重要成果，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作出了貢獻。

遺址的發掘是全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兩大亮點之一，是確立禹州"華夏第一都"歷史地位又一重要依據，證實了禹州作為夏代都城的歷史史實。2006年5月國務院核定其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瓦店遺址位於河南省禹州市火龍鎮瓦店村東部和西北部的臺地上，潁河由遺址的西北向東南流去。2007年9月起，為了深入進行中華文明探源研究，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對瓦店遺址再次進行考古發掘。經過4個多月的工作，確定瓦店遺址的分佈面積達100萬平方米，是龍山文化晚期全國最大的人類聚落之一。同時，也發現了一些對於研究文明起源有重要作用的文化遺蹟。新近發現的這個古城遺址，呈東南、西北走向，長1000餘米，寬500餘米，城牆外有壕溝，其不遠處通過鑽探證明是古潁河河道。從這個古城遺址的規模來看，瓦店在龍山文化時期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考察收穫

其一，瓦店龍山文化遺址主要由西北臺地和東南臺地兩部分組成，其面積達100餘萬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河南境內的大型龍山文化遺址，也是龍山時代潁河中游地區的中心聚落之一。

其二，在瓦店西北臺地發現大型環壕(HG1)，其防禦是由人工壕溝與天然河流共同構成的。目前所知環壕圍成的面積達40萬平方米。在瓦店西北臺地環壕範圍內，在其東部偏南處發現大型夯土建築基址(WD2F1)，在夯土建築基址中發現用於奠基祭祀的人牲遺骸數具，在"回"字型夯土建築院落的墊土中亦發現有用於奠基祭祀的人牲遺骸，由此表明該夯土建築的高等級。瓦店遺址出土遺物豐富且等級高，以列觚(可能為度量衡器)、刻劃符號(鳥紋)、白陶或黑陶(蛋殼)或灰陶的成套酒器、玉器等為代表。瓦店遺址中龍山文化晚期環壕和大型夯土建築的發現以及精美陶器的出土，均表明該遺址的等級是很高的。

其三，瓦店遺址發掘與夏早期文化研究關係密切。史書中記載夏人在今河南豫西地區活動甚多，特別是文獻中的夏禹、啟的記載大多與禹州有關，而且這個地區在古代多有稱為夏地者。《史記·貨殖列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集解》引徐廣曰:"禹居陽翟。"

《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縣下班固自注:"夏禹國。"

《帝王世紀》:"禹受封為夏伯,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

《水經·潁水注》:"潁水自褐東徑陽翟縣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為夏國。"

《左傳·昭公四年》雲:"夏啟有鈞臺之享。"杜預注:"啟，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啟享諸侯於此。"

《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陽翟縣下劉昭注補:"有鈞臺陂，《帝王世紀》曰:在縣西。"

有學者指出:今河南禹州地區曾以翟鳥命名，翟鳥以其羽毛鮮豔又稱作"夏"，因而此地最早當稱作"夏地"，後稱作夏翟，至春秋戰國時期才又稱作櫟和陽翟。稱櫟者，乃翟鳥之異名，稱陽翟者，當因古夏、陽二字音、義相近通用之故。

清人吳調陽《"漢書·地理志"詳釋》雲:"陽翟，今禹州。注云:"夏禹國。"

可見禹州是夏禹、啟的主要活動地區之一。文獻記載的夏禹、啟居陽翟，夏啟鈞臺之享的地望就在禹州，自禹、啟以來，禹州地區即成為夏人的主要活動地域。在禹州瓦店發現的大型龍山文化晚期遺址以及重要遺蹟和豐富的遺物表明，禹州瓦店遺址有可能即與夏禹、啟居陽翟和啟之鈞臺之享有關。

其四，在瓦店新的考古工作中廣泛開展多學科研究。如為中國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年代研究，提供測年標本(瓦店)和譜系研究材料(王城崗、瓦店等)。如為中國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環境研究，提供孢粉、植硅石、光釋光等研究的標本，開展景觀/GIS考古、地貌與第四紀調查等。如為中國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技術與經濟研究，開展浮選(植物考古)、動物考古、體質人類學、同位素分析(食性)、製陶工藝水平等研究工作。均有重要收穫。

2011年3月21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三)--禹州瓦店遺址聚落形態研究"項目取得新成果。針對該遺址的祭祀遺址呈現"左祖右社"對稱佈局，專家稱遺址很可能是夏代首領禹、啟的陽翟城。位於禹州市火龍鎮瓦店村東部和西北部的臺地上，面積45萬餘平方米。遺址主要包含龍山文化早、中、晚期遺存，以晚期遺存為主。出土有陶鼎、甕、卜骨、玉鳥、玉鏟等，還有大量房基、灰溝、窯穴等遺蹟。

汝州煤山遺址

煤山遺址是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處文化遺址，是中國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對研究我國夏代文化具有舉足輕重的劃時代意義、及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和科學創造價值。 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河南省汝州市煤山公園內，整個遺址呈立狀，高出周圍約4米，東西直徑220米，南北直徑230米，文化層厚度約4米。地勢北高南低。斷崖上袋形、敞口灰坑多見，文化堆積層次明顯，地表還散存有大量的龍山、二里頭以及商代、西周、漢代陶片及螺殼、鹿角等遺物。由於古代人類長久居住而山體地層呈黑灰色，故有"煤山"為名。遺址的絕對年代為夏代，距今4500年左右，文化性質為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晚期煤山類型，煤山遺址的發現可以看到當時人類的生活、棲息、種植、狩獵、製陶工藝、冶銅、生產工具等均已發生了質的變化對研究我國第一個奴隸國家的建立以及夏代人活動範圍有重要價值。

1四大價值

2有坩堝而無青銅器

晚期煤山一、二期，上面兩層為二里頭一、二期。各期的遺物基本為石器、陶器和一些骨器生產工具。

石斧多近柱形僅磨刃部，石鐮作彎月形通體磨光，石鑿通體磨光、單面刃，石刀呈方扁狀多有鑽孔。另外還出現有少見的玉戈、玉鏟。生活器皿可分為炊具、盛具，均為陶質黑色，火候較高，器壁較薄，造型靈巧、工整，快輪製作，有泥質、夾砂兩種。紋飾多拍印的條紋、方格紋。器形有小口高領罐、罐形鼎、雞冠耳足鼎、敞口甑、圈足盤、觚、單耳罐。還發現有大量的骨簇、錐、笄、陶紡輪等。1983年列為縣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6年列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13年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重點保護範圍:東至斷崖，西到臨登公路西67米，南至斷崖，北至圍牆。長255米，寬255米，呈正方形。

一般保護範圍:自重點保護區邊線外擴100米。 在煤山遺址發現鍊銅的坩堝及多處熔鍊銅痕跡，說明當時的先人已掌握了鍊銅技術。國務院印發《關於核定並公佈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通知》，核定公佈了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及與現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合併的項目。汝州市李樓遺址、煤山遺址和嚴和店宋代汝窯遺址等三處古文化遺址躋身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悉，李樓遺址、煤山遺址分別位於汝州市的楊樓鎮和煤山街道，兩處為同一個時期的古村落遺址，距今約4500年左右，文化性質為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晚期煤山類型，對研究我國新石器晚期向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的過渡、夏代人的生活情況和活動範圍具有重要的文化歷史價值。

據陳宏焱介紹，煤山遺址在上世紀50年代就被發現，確定其為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文化層，當時的臨汝縣文化館有文字記錄。1970年，鐵路部門修建的焦枝鐵路經過煤山，文物部門開始進行發掘，當年11月，洛陽博物館對煤山遺址進行了試掘。1974年，為了配合國家尋找夏代遺蹟及夏代斷代工程項目的實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了大面積的考古發掘，瞭解到該遺址的文化堆積、文化遺存等情況。

這兩次發掘面積600平方米左右，清理房基33座、灰坑87個(原始人堆放廢棄物的土坑)、陶窯4座、水井2口、墓葬15座，出土遺物800多件。遺址地層堆積厚達3~4米，局部灰坑深至5米。清理的房基均為兩間、三間甚至多間相連，並出現了隔間房。墓葬為豎穴仰身直肢葬，有少量隨葬品。

煤山遺址的範圍廣闊，遺蹟複雜，文物豐富。其文化面貌也是比較特殊的。根據發掘出的地層疊壓關係，很清楚地分出煤山一、二、三、四期文化。按照考古學中的文化類型，煤山一期、二期文化屬考古學中的龍山文化晚期，煤山三期、四期文化屬考古學中的二里頭文化。

而煤山三期的陶器既保留有龍山文化晚期的特點，又有過渡性的變化。如鼎類器物中，都是斂口、折沿、鼓腹、器足附在底部。而大口罐都是深腹、平底，但鼎、罐、甑、澄濾器、圈足盤等器物的口沿較煤山二期文化為侈，腹部瘦削而呈筒形，罐器類由鼓腹變成瘦深腹罐。煤山四期文化的陶器，技術含量更高，器形更加美觀實用，甚至出現了器內有拍麻點的大口尊。

根據煤山遺址四期文化的對比，這處遺址是屬於龍山文化晚期向二里頭文化 早期過渡的一種文化類型。四期文化有明顯的區分，但也有很多共同點，具有很密切的承襲關係。這對於研究中原地區龍山文化向二里頭文化過渡及以後的發掘提供了可靠的實物鑿證。

可以說，煤山遺址是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處文化遺址，是中國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對研究我國夏文化具有舉足輕重的劃時代意義、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和科學創造價值。它的發現可以看到當時人類的生活、棲息、種植、狩獵、製陶工藝、冶銅、生產工具等已發生了質的變化。

四大價值

在申報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過程中，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古代建築研究所、河南博物院的6位研究員楊煥成、楊育彬、張家泰、曹桂岑、孫新民、丁福利評定煤山遺址具有四大價值 :

1.煤山遺址是對我國夏文化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一處文化遺址。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同存於一個文化遺址內，並有明顯的地層疊壓關係和打破關係。根據出土遺物，兩者文化還有很清晰的承襲關係，這對研究汝州乃至中原地區的考古學編年序列提供了條件，具有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和科學創造價值 。

2.煤山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屬於兩個不同社會載體，對於研究中國原始社會如何走向奴隸社會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研究我國人類從矇昧時代跨越文明時代門檻，為研究原始社會解體、奴隸社會誕生，為研究石器時代結束、青銅時代興起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地下史料。

3.隔間房在煤山遺址首次大規模發現，說明原始社會的群居制生活已經消失，配偶單居生活開始出現，反映出中原地區人類已提前進入文明時代 。

4.煤山遺址出土的坩堝，說明青銅冶煉已在中原地區開始出現，中原人類已初步掌握了金屬冶煉技術。這對研究中國第一個王朝的建立、夏代的斷代工程提供了詳細的參考數據 。

有坩堝而無青銅器

在煤山遺址中，考古學家曾發現一個重要的原始工具--坩堝，這是一種原始人冶煉青銅器的工具，但據市文物局辦公室主任米柯萊介紹，煤山遺址雖出土有坩堝，但卻沒有發現一件青銅器。這是為什麼呢 ?

米柯萊的觀點是，青銅器在煤山文化時期還是一種十分稀有貴重的物件，以至於當時的人類不會把它埋在地下，如果說原始人的部落戰爭中常用的武器是木棍和石塊，那麼以青銅製作的兵器就可能是一種起決定性作用的重武器 。

據史料記載，西周時期平頂山境內的一位諸侯曾討伐南方部落，斬百人，俘四百人，這在當時是一件特別大的功勞，受到周王室的隆重表彰。據此推測，原始人的戰爭規模通常更小，武器也更加落後。而坩堝卻又留傳下來，原因之一可能是當時採集冶煉金屬的原料十分不易，煉出幾件青銅器之後就沒有原料了，坩堝也隨之無用 。

考古學家在煤山一期文化層發現有房基17座，其室內地上的白灰面保存基本完好。記者在聽到介紹時很不解，地面上為什麼有白灰，它有什麼用途呢?據米柯萊介紹，地面上的白灰是為了保持乾燥，因為原始社會還沒有床，人類睡覺就是在地上，鋪上乾草，墊著獸皮。原始人睡覺的地面一般有好幾層，有夯土層、燒結層，還有白灰層 。

白灰層是用土壤裡的鈣結石粉碎，用水和後塗抹在地面形成。有了這幾層，地面就能保持乾燥。有白灰層的房間一般是地位較高的人居住，因為粉碎鈣結石是一件十分費時費力的事，所以一般人用不起。從此可以看出，原始人類的地位已經出現分化 。

8，三株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柏，葉皆為珠。一曰其為樹若彗。

【按，就其特徵看疑為紅豆杉。此赤水應即今潁河及其支流老潩水。】

資料：嵩山嵩陽書院內原有古柏三株，西漢元封六年（前110年），漢武帝劉徹遊嵩嶽時，見柏樹高大茂盛，遂封為“大將軍”，“二將軍”和“三將軍”。 [27]

大將軍柏樹高12米，圍粗5.4米，樹身斜臥，樹冠濃密寬厚，猶如一柄大傘遮掩晴空。二將軍柏樹高18.2米，圍粗12.54米，雖然樹皮斑駁，老態龍鍾，卻生機旺盛，虯枝挺拔。樹幹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門庭過道，樹洞中可容五、六人。

將軍柏從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趙樸初老先生留有“嵩陽有周柏，閱世三千歲”的讚美詩句。經林學專家鑑定，將軍柏為原始柏，樹齡有4500年，是中國現存最古最大的柏樹。

9，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一曰三毛國。

【按，與此三苗國可以對應的有許昌鄢陵許由寨遺址、平頂山蒲城店遺址甚至南陽方城平高臺遺址，而漯河郾城郝家臺遺址時代上要早幾百年，與上下文所述古國都不在同一個時期。許由寨遺址在赤水（老潩河）東，可能性較大。】

《大荒北經》：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

【按，此苗民為顓頊之孫，與後世苗族並無直接關係。】

資料：鄢陵許由寨遺址 位於河南省許昌市鄢陵縣，是新石器時代的古遺址，也是許姓的祖居地。該遺址高出地面約5米，文化層厚3-5米，保存狀況較好，出土了石器，陶器及青銅器等遺物，還有古許由寨牌匾，許由古寨牆，重修許由寺公德碑等重要許由遺蹟。對於研究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時期文化的形成發展和傳承延續，有著極其重大的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現已被國家僑辦確定為許姓的祖居地，2013年5月，又被國務院核定公佈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許由寨遺址，位於河南省許昌市鄢陵縣，是新石器時代的古遺址。許由寨集高士許由尋根文化、花木、茶、水文化於一體，是許氏文化的發祥地。[1]

許由寨遺址位於鄢陵縣陳化店鎮許由村及其周圍，南臨玉帶河，西臨老潩水。該遺址面積約10萬平方米，高出地面約5米，文化層厚3-5米。許由寨遺址遺蹟、遺物豐富，由於該遺址保存狀況較好，遺蹟、遺物均在遺址中部分寨牆處有所暴露。

考古工作人員在許由寨遺址發現的遺蹟有灰坑、墓葬等，灰坑有筒形坑、袋狀坑和不規則形坑等，墓葬為小型土坑豎穴墓;發現遺物有石器、陶器等，石器有鏟、斧、鏃、刀、梭等，陶器分為夾砂陶和泥質陶，還發現方鼎足、鴨嘴鼎足、大足鬲、甑、缸、杯等，上邊的紋飾有方格紋、籃紋、籬笆紋、粗細繩紋、附加堆紋等。[2]

近年來，許由寨遺址發現了很多遺蹟、遺物。專家根據許由寨的出土文物和寨牆的建築模式考證，許由寨遺址是原始社會末期的一座古城堡。因此，該遺址為研究我國史前時期遺址提供了珍貴的實物史料，對於研究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時期文化的形成發展和傳承延續，有著極其重大的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

鄢陵縣人文資源十分豐富，尤其陳化店歷史悠久的人文方面的許氏文化資源，陳化店集高士許由尋根文化、花木、茶、水文化於一體，是許氏文化的發祥地。目前，許由寨村已被國家僑辦確定為許姓的祖居地。改革開放以來，泰國、菲律賓等國家和香港、臺灣地區的許氏宗親團多次到此尋根問祖。

2013年5月，被國務院核定公佈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平頂山蒲城店遺址

河南省平頂山市衛東區東高皇鄉蒲城店村北，20世紀50年代發現。2004年開始發掘。它是一處包括從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夏代二里頭文化早期、西周、春秋、戰國、漢、宋、明各個時期連續使用的大型遺址，以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和夏代二里頭文化早期遺址為主，又有兩週、漢、宋、明各個時期的遺存，發現有房基、壕溝、灰坑、墓葬、水井灶等遺蹟。根據所發現的遺蹟判明，蒲城店遺址大致可分為六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第二階段代表夏代二里頭文化早期;第三階段代表兩週文化;第四階段代表兩漢文化;第五階段為宋代遺存;第六階段為明代遺存。

文物遺存

新石器時代晚期

為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主要發現的遺蹟以龍山文化的城牆和灰坑為主，城牆有東、西、南三邊，北部為河道，可能被河水沖毀，每邊長120--140米左右，城牆底部寬7-9米，殘高約3米，夯層厚約0.2米，城牆外有壕溝。灰坑多呈圓形，大多為平底和鍋底形，敞口或直口，出土遺物多陶器，陶質多為夾砂灰陶，器形有罐、盆、缽等。

夏代二里頭文化早期

代表夏代二里頭文化早期,主要發現的遺蹟為房基，十分集中，在不到4000平方米的區域內發現了二十多處的房基，有一間、兩間、三間和多間，最多為一排七間，每間的長度大約在2-3米之間。從一處房子的房間的數量看，這一時期正處在一個從群居到一家一戶生活的過渡時期。出土遺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主要有罐、盆、缽等，石器主要為穿孔石刀。

平頂山市衛東區東高皇鄉蒲城店村北。實際上，早在上世紀50年代，它就被發現了，並在1963年被河南省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4年，因為修許平南高速公路平頂山段引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局組成聯合考古發掘隊開始對蒲城店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沒想到這次發掘收穫極大，在經過了一年的勘探、發掘後，從這裡發現了兩個古城--一個是龍山文化古城，一個是二里頭時期的文化古城。

"蒲城店遺址是一處包括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夏代二里頭文化早期、西周、春秋、戰國、漢、宋、明等各個時期連續使用的大型遺址，它以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和夏代二里頭文化早期遺址為主，又有兩週、漢、宋、明各個時期的遺存，發現有房基、壕溝、灰坑、墓葬、水井灶等遺蹟，對於研究新石器時代河南龍山文化和夏代二里頭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平頂山文物局考古專家孫清遠先生說。

蒲城店遺址的遺存分佈十分集中，從專業上來說，存在著較多的相互疊壓與打破關係，最早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遺存，其上為夏代二里頭文化早期(即新砦期文化)，兩週文化層打破其下的兩層文化層，再往上分別為漢、宋、明文化層，主要為墓葬。

平頂山蒲城店遺址的第一階段，就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主要發現的遺蹟以灰坑為主，灰坑多呈圓形，大多為平底和鍋底形，敞口或直口，出土遺物多為陶器，陶質多為夾砂灰陶，器形有罐、盆、缽等。

第二階段代表夏代二里頭文化早期，主要發現的遺蹟為房基，十分集中，在不到4000平方米的區域內發現了二十多處房基，有一間、兩間、三間和多間，最多為一排七間，每間的長度在2~3米之間。從一處房子的房間數量看，這一時期正處在一個從群居到一家一戶生活的過渡時期。出土器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主要有罐、盆、缽等，石器主要為穿孔石刀。

發掘表明，蒲城店遺址為一處以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為主體，兼有周、漢、宋、明各個時期遺存的大型遺址，總面積20多萬平方米，平均堆積約2米，最厚達4米。這裡發現的夏代二里頭文化早期(即新砦期文化)的房基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面積最大、數量最多、排列有序的房址。

龍山文化城址位於蒲城店遺址東北部崗地上，大致呈東西向長方形，現存東、西、南三面城牆，北面是湛河故道(北牆可能被河水沖毀)，西牆(含城壕)殘長124米，南牆中東部向北轉折後又向東延伸，全長246米。現存城牆由主體牆和兩面護坡組成，牆外緊接寬而深的城壕。該城址的時代為龍山文化晚期。

二里頭文化城址位於遺址西南部，保存較好，略呈東西向長方形。城址(含城壕)東西長約260米、南北寬204米。築城時特意先把擬建城牆之處的原有雜土挖出，再填以較純淨的土並經夯打以使城牆地基堅實。專家推斷，城址的年代大致為二里頭文化早期。

而發現的兩座古城中，被考古專家確認為原始社會龍山文化時期古城的那座"龍山古城"，距今有4000多年，它使平頂山的建城史向前推了大約一千年。"蒲城店遺址'龍山古城'的發現，對於探討原始社會晚期城池佈局、人們的居住形式乃至社會組織結構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對於華夏文明起源的探索及研究也有著重要意義。"孫清遠先生說。

正是因為兩座古城的重要性，國家文物局根據評審委員會的評審情況，授予蒲城店考古發掘等十三個項目為2003~2004年度田野考古獎，其中一等獎1個，二等獎3個，三等獎9個。蒲城店遺址考古發掘公示為二等獎。

兩座古城分屬龍山和二里頭文化 時間：2006-03-08 來源：華聲報

3月3日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獲悉，平頂山市蒲城店遺址發現的兩座古城址的時代分別被確定為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早期，兩座古城的位置、規模、時代、城垣與城壕結構等已初步查明。

據大河報報道，龍山城址位於遺址的東北部崗地上，大致呈東西向長方形，現存東、西、南面城牆，北面是湛河故道(北牆可能為河水沖毀)，西牆(含城壕)殘長124米，南牆中東部向北轉折後又向東延伸，南牆全長246米。現存城牆由主體牆和兩面護坡組成，牆外緊接寬而深的城壕。城牆夯土多為水平夯層，推測築牆的夯具以石頭為主。城壕底部出土有不少石塊，疑係築完城牆後被棄入城壕的石塊夯具。該城址的時代為龍山文化晚期。

二里頭文化城址位於遺址西南部，保存較好，略呈東西向長方形。城址(含城壕)東西長約260米、南北寬204米。築城時特意先把擬建城牆之處的原有雜土挖出，再填以較純淨土並經夯打以使城牆地基堅實。在現存城牆上發現有一木板痕，一端厚一端薄，可見城牆的地表以上部分當是採用板築法築成。該城址的年代大致為二里頭文化早期。

有意思的是，遺址上發現的二里頭文化水井少而淺，深僅2米多，而東周時期水井多且較深，深達4米以上，表明從夏代至東周當地水位有了明顯下降，為恢復當時的古環境提供了有價值的信息。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負責此次發掘的魏興濤介紹說，蒲城店遺址龍山文化晚期城址的發現，為中原龍山文化增添了新的城址，是中原地區發現的早期城址之一，其位於豫中南部，在地理位置上是中原地區最靠南的城址之一。城內房址、陶窯、窖穴、圓形建築基址、甕棺葬的發現，向人們初步展示了這座古城內部的佈局和豐富內涵。房址外活動場、陶窯工作面與燒灰坑等的發現，使更加全面地復原古人活動場景成為可能。

南陽方城縣平高臺遺址

平高臺遺址位於河南省方城縣趙河鎮平高臺村北，遺址恰好位於南水北調中線乾渠上，被國家列為南水北調中線乾渠文物保護控制性項目之一。

遺址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面積91萬平方米，分佈於平高臺村及其以北的井吳村之間的區域內，文化層堆積厚1 ~ 4米不等，時代主要為新石器、商代、東周、漢代。南水北調中線乾渠里程140 - 141公里段穿越遺址的北部，佔壓遺址面積12萬平方米。

2004年秋，南陽市文物部門對該遺址進行復查時發現了一處龍山文化時期城址。

河南省、南陽市及方城縣考古專家組成考古隊，對平高臺遺址渠線佔壓部分實施考古發掘。遺址上有灰坑、墓葬等遺蹟，出土的陶、石、骨、蚌器等，分屬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龍山文化。

文化層堆積厚度達3米。2004年秋季，在對遺址的複核和調查性勘探中發現了"龍山城址"，為此發掘期間我們再次進行了重點鑽探。勘探表明遺址中心文化堆積厚達4米，

多數區域在1 - 1.7米，以漢代和龍山文化堆積為主。遺址東部發現了不規則的長方形環壕，南北900米、東西500米，溝寬20 - 40米，深4米餘，下層堆積發現有龍山文化陶片。這一大型遺蹟現象通過東區發掘已初露端倪，溝內堆積可分多層，根據包含物判斷分屬龍山和漢代兩個時期，由於水位較高尚未發掘到底，是否存在龍山文化城垣或大型環壕聚落?其性質和年代還有待發掘工作的繼續深入展開。

發掘區域分東、中、西3個區。截至5月9日，東、西兩區考古發掘已經過半，中區布方工作已經完成。東區的城牆、城壕已被髮掘露出，城牆寬11.5米~12.5米，為殘存基槽部分，城牆土中有鼎、繩紋罐、壺、碗等陶器片，均為龍山文化時期遺物。城壕寬14.5米~16米，是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壕。

西區發掘所見文化堆積均為龍山文化時期，其上疊壓有西漢時期墓葬6座、灰坑1個，龍山時期灰坑9個。西漢墓均保存完好，龍山文化時期灰坑出土文物有石鏃、石鐮、陶器動物浮雕及鼎、罐、壺等陶器片。

專家認為，平高臺遺址包含有新石器時代、商、周、漢代文化遺存，內涵豐富，延續時間長，多類文化遺存疊壓，對研究漢水流域的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義。遺址所在地為長江、淮河兩大流域的分水嶺，南陽盆地北上要衝，是研究考古學區系文化南北交流的重要實物資料。

專家表示，該遺址上龍山文化城址的建設、使用及城垣的形狀、大小仍有待於進一步勘探確定。

漢代遺蹟有墓葬20座、灰坑9個、灰溝14條、水井1眼。墓葬均未被盜，M1為斜坡墓道磚室墓，墓室雙券頂，中間有隔牆並設一拱形門聯通二室。左室葬人，隨葬陶倉、銅錢"大泉五十";右室隨葬陶鼎、罐、甕、碗、灶、井、豬圈、豬、狗、雞、鴨等。其它墓葬均為長方形土坑墓，仰身直肢，頭向北，隨葬有陶器和五銖錢。陶器主要有鼎、壺、雙耳罐、盒、釜等。

通過勘探發掘，我們初步瞭解了遺址文化堆積特點和內涵，環繞面積達45萬平米壕溝遺蹟的發現表明了龍山文化中心聚落的存在，這一發現對於探討南陽盆地龍山文化聚落形態、佈局，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等學術課題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南陽盆地為漢代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以往小型墓葬發掘較少。這批墓葬主要為西漢中晚期和新莽時期，排列規律，保存完好，隨葬品多少不一，為南陽地區漢代小型墓葬分期、葬俗葬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大河網2005-05-10訊據南陽日報報道，南陽平高臺遺址一處龍山文化時期城址日前被確定，這是豫西南地區首次發現史前文明城址。該遺址的發掘對當地文明乃至中華文明探源都將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遺址上有灰坑、墓葬等遺蹟，出土的陶、石、骨、蚌器等，分屬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龍山文化。文化層堆積厚度達3米。

該遺址恰好位於南水北調中線乾渠上，被國家列為南水北調中線乾渠文物保護控制性項目之一。去年秋，南陽市文物部門對其複查時發現了這一處龍山文化時期城址。

4月15日，省、市及方城縣考古專家組成考古隊，對平高臺遺址渠線佔壓部分實施發掘。

發掘區域分東、中、西3個區。截至5月9日，東、西兩區考古發掘已經過半，中區布方工作已經完成。

東區的城牆、城壕現已露出，城牆寬11.5米~12.5米，為殘存基槽部分，城牆土中有鼎、繩紋罐、壺、碗等陶器片，均為龍山文化時期遺物。城壕寬14.5米~16米，是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壕。

西區發掘所見文化堆積均為龍山文化時期，其上疊壓有西漢時期墓葬6座、灰坑1個，龍山時期灰坑9個。西漢墓保存完好，龍山文化時期灰坑出土文物有石鏃、石鐮、陶器動物浮雕及鼎、罐、壺等陶器片。

專家認為，平高臺遺址包含有新石器時代、商、周、漢代文化遺存，內涵豐富，延續時間長，多類文化遺存疊壓，對研究漢水流域的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義。遺址所在地為長江、淮河兩大流域的分水嶺，南陽盆地北上要衝，是研究考古學區系文化南北交流的重要實物資料。

漯河郾城郝家臺遺址

郝家臺遺址位於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區城東石槽趙村東北的臺地上，京廣鐵路從遺址的西南部穿過，將遺址分為東、西兩部分。遺址高出周圍地面2-3米，文化層厚約3-5米，面積5萬多平方米。郝家臺古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222米，東西寬148米，面積近3.2萬多平方米。建於郝家臺龍山文化二期，距今4600年左右，是目前考古發現的河南龍山文化中時代最早的重要城址。

1986年-1987年先後發掘面積為3000多平方米。遺址內西南部發現有城堡遺蹟，大面積成排房基，並有木板地面遺痕。另有窖穴、墓葬、灰坑、陶窯等遺蹟以及城牆基和外圍防禦溝。出土有陶、石、骨、蚌器數千件。

郝家臺古城址反映了4000-5000年前，嵩山以東黃淮流域的歷史文化的發展面貌，為全國為數極少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古城之一。古城的出現代表了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產生，也說明至少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新的文明時代已經降臨。

郝家臺遺址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項目和研究課題之一，對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的歷史和考古研究價值。

1986年被省人民政府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5月被國務院核定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0，臷國在其東，其為人黃，能操弓射蛇。一曰臷國在三毛東。

【按，其即上文的三苗，無論是上述哪一個遺址，其東的大致範圍都之周口市一帶，就現有考古發現的情況看，周口淮陽平糧臺城址為公元前2389年前後，而與其他文獻記載綜合分析之後，可以確定臷國與舜的關係，另外舜與淮陽也有確切的關係，因而基本可以肯定臷國是指淮陽平糧臺遺址。從此往東的豫東一帶，龍山文化類型為王油坊類型或稱造律臺類型。

臷，袁珂注以為是“載（改車為呈）”，音義均為盛。且舉《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即作盛國。其書在下文“貫匈國”注下又引元人周致中《異域志》言“盛海”，並推測盛海必因盛國而來，確為慧眼卓識。盛海即今淮陽縣城以東的龍湖的前身，淮陽政府官網資料稱“東西闊4.4公里，南北長2.5公里，圍堤14公里，面積11平方公里，水域面積16000多畝。其氣勢，其規模，無不令杭州西湖、武漢東湖黯然失色。湖水環抱古城，古城屹立水中；湖中有城，城中有湖，被譽為內陸奇觀，中原名珠”。

《詩經 陳風》反映了西周、春秋時期該水域的情況，而盛海則是該水域在四千多年前的名稱。】

《大荒南經》：有臷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臷處，是謂巫臷民。巫臷民朌姓，食谷，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爰處。百穀所聚。……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扜弓射黃蛇，名曰蜮人。

【按，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 陳風》引歷代註文來概括陳地風俗，其特點包括：喜歌舞、好祭祀、用史巫，陳風奢蕩，陳之俗專以遊蕩為事等等，正與此處描述相合。淮陽在肥沃的淮河平原上，又有盛海這個大湖，盛產蓮魚，自然條件十分優越，因而不必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樣勤勞辛苦，即可生活得美滿幸福。周武王將自己的大女兒許配給舜的後代胡公並將他們分封於此建立陳國，是有原因的。《淮南子 墜形訓》所言南方之“裸國”，蓋即指此“不績不經”而服的臷國。】

《禮記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史記 周本紀》：“武王追思先哲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

【按，武王封上古帝王之後，應是考慮了其先發跡之地，封堯後於祝其即今連雲港東海縣西一帶，與堯葬在此地一帶大有關係。將舜的後代分封在陳即河南淮陽一帶，其原因即為舜子無淫國於此。《大荒南經》說臷國附近還有蜮民之國，而《海外南經》顯然是將兩國併為一國了。也許《大荒南經》反映了時代較早的情況，的確分為兩國；而《海外南經》反映裡時代較晚的情況，蜮民之國被臷國兼併了。臷國指平糧臺遺址，蜮民之國或指鄲城段寨遺址等附近同時代的遺址。】

在《海外南經》此處反映的龍山中後期之前，淮陽一帶是太昊之都。“太昊”在先秦文獻中或作“大皞”。與其後的少昊、顓頊一起，都是古東夷人的首領，應屬於考古學上的與龍山文化並存的大汶口文化後期階段。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

【按，可見太昊不屬於諸夏，是東夷人。】

《左傳·昭公十七年》：“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陳，大皞之虛也。”

【按，此處炎帝氏（神農氏）與大皞氏並舉，可見並非同一個人。陳即今河南淮陽，至今仍有太昊陵。皇甫謐《帝王世紀》言初都陳，後徙魯。】

《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豈、檮寅、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兇，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兇，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兇人也。

【按，此處高陽、顓頊並舉，可知並非同一人。顓頊為少昊之子，是東夷人無疑，應為考古學上的大汶口文化的一任領導人物。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所言顓頊即高陽，為黃帝后裔的說法是不可靠的，高陽為黃帝后裔，當屬於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的一任領導人物。而西漢末年的劉歆竟然提出太昊即伏羲的說法，顯然是不可信的。大汶口文化在公元前2500年與羿領導的龍山文化決戰中失敗並被征服兼併融合，其後該文化在原區域消失而為龍山文化取代。詳見本文通論部分之“鑿齒為大汶口文化之聯軍”。而從本處的淮陽平糧臺遺址往東的多個遺址，都有龍山文化遺址地層之下往往也見大汶口文化地層的情形。而淮陽平糧臺遺址大約是大汶口文化分佈的西南邊界。】

（資料：大汶口文化：從原始到文明．百度學術．2004-8[引用日期2016-10-27]）

資料：淮陽平糧臺古城遺址

平糧臺古城遺址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城址。位於河南省淮陽縣東南4公里的大朱村西南方。平糧臺古城址即是宛丘之地，距今已有46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目前發掘出土時代最早的一座古城址。

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裡的《陳風宛丘》以及《東門之枌》、《爾雅註疏》、《晉書》中均有記載。根據史書記載和地理方位分析，平糧臺可能是太昊之墟、神農之都的古宛丘都城。這座古城時代最早、面積最大、保留最好，對研究我國古代城市的出現、國家的起源、早期奴隸制等重大學術問題，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1979年發現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此多次進行考古發掘。城內有高臺建築，屋牆用土坯壘砌而成，四周還有灰坑、陶窯等遺蹟。城址的平面呈正方形，邊長185米，城牆殘高3米，寬10米。南門埋設有陶質的排水管道。對研究中國早期城市的起源、國家的產生和探索夏商文化都有重要意義。平糧臺古城遺址於1988年1月13日，國務院公佈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1，貫匈國在其東，其為人匈有竅。一曰在臷國東。

【按，其指上文之臷國，即今周口淮陽平糧臺遺址。其東發現有鹿邑欒臺遺址。貫胸是指胸前皮肉橫向貫穿竹籤等銳器，並非前後貫穿傷及心肺。東南亞的印尼菲律賓等地亦有此類風俗，是對宗教信仰表示虔誠的一種儀式或者行為方式。】

資料：鹿邑欒臺遺址

欒臺位於老子故里鹿邑縣城東南的王皮留鎮西2.5公里處，臺高5米，佔地面積7000平方米。據考證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是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了大量文物，考古工作者認為欒臺是龍山文化、嶽石文化，整個商代直至周時戰國早期的文化遺存和文化堆積，是一座古文化遺址。

該遺址現為一臺地，四周皆為平坦的農耕地。臺高5米，基本上成方形，每面寬80米。遺址東、北兩面為陡峭的斷崖，暴露出許多陶片和蚌殼;西、南兩面為斜坡狀。整個臺地全為黑土構成。該遺址1978年公佈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升格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考古工作者認為欒臺是龍山文化、嶽石文化，整個商代直至周時戰國早期的文化遺存和文化堆積，是一座古文化遺址，先民們從大汶口晚期到戰國初期，一直在這欒臺上生活 。

《水經注》說:"渦水……經苦縣故城南，城之四門，列築馳道，東自賴鄉，南自南門，越水直指古臺"。說明南北朝時已成"古臺"。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與周口地區文化局文物科對欒臺遺址進行了調查。欒臺遺址古代遺存豐富，地層堆積頗厚，一般在7米以上，個別地方達8米餘。

1987年9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遺址東端開方試掘，基本上弄清了遺址的文化內涵。其堆積情況為:上部1.50米為近代文化層，含有明清及現代陶瓷碎片。第二層厚1.50米，為西周中晚期文化層，出土有陶豆、陶簋、陶罐、陶甕、陶甑、陶盆、骨簪等。陶器多為繩紋灰陶器。第三層為商代文化層，時代若相當於二里崗期至殷墟二期，深1.50米，出土有繩紋灰陶鬲、豆、罐、大口尊等器物。第四層為二里頭時期文化層，深0.8米，出土有繩紋、籃紋、方格紋陶器，其中鼎、罐、豆、盆等為泥質灰陶器，還有素面紅褐色陶質尊形器。本期內涵中還含有嶽石文化因素，代表器物為夾砂紅陶獻。第五層為龍山文化層，厚2.20米，出土有灰繩紋、藍紋、方格紋陶鼎、罐、缽、杯、獻等，另外還有磨光灰陶片、黑陶片、黑皮紅褐色陶片。

12，交脛國在其東，其為人交脛。一曰在穿匈東。

【按，其指上文貫匈國，即今鹿邑欒臺遺址。交脛，《淮南子·墜形訓》作交股，同義，疑似後代說的X型腿，可能為缺乏某種營養物質微量元素而導致的地方病。與《海外東經》之歧踵類似，並非指越南的交趾。交脛國應指今商丘永城王油坊遺址一帶，或包括附近的造律臺、黑堌堆遺址。王油坊、造律臺都具有典型意義，被不同的考古學家命名為該類型的名稱，豫東龍山文化的地方類型，】

／／資料：永城王油坊遺址-造律臺遺址-黑堌堆遺址

永城王油坊遺址目前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史學界專門劃出一個王油坊古文化類型。可見重要性。商丘文化界著名專家李可亭說：“王油坊文明是商宋文明的曙光。”目前其年代在豫東及其周邊地區最早。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人類研究所碳十四測定，王油坊遺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580至2140年。王油坊遺址發現有卜骨，有火灼燒的痕跡，這是當時古人占卜的結果。有專家推測這地方有可能是處於遊牧部落中早期商王居住的地方之一。

在甲骨文中有商王到永城一帶的記載。商王擬去永城（當時的攸國）一帶，先讓占卜官占卜。甲骨文曰“醜其遙至於攸，若。王佔曰“大吉”。”攸的範圍在永城，宿縣，蒙城之間。醜國在山東益都（青州）。商王占卜得大吉之兆，於是來攸地。而“攸地之永”的記載也始自甲骨文。王油坊遺址位於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西南贊城鎮王油坊村北400米處，東臨澮河，周圍地勢平坦，為舊黃泛區淤沒之地。該遺址呈孤形略高於地面，面積1萬平方米，文化層的厚度一般在3米以上，除個別地方有較薄的擾土層或漢代層外，大多在表土層下即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經社科院洛陽考古所在1977年的兩次發掘，清出房基11座，灰坑25個，墓葬14座，出土了大批龍山晚期的陶石、骨蚌、角器。這些發掘表明，人類的祖先遠在4000多年以前就生息在這塊土地上，並且有了較為發達的農業、漁獵和手工業。這些都是研究我國原始文化和夏文化的重要資料。2006年5月，王油坊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造律臺遺址位於河南省永城市西南酇城鎮東南側，為古代文化遺址。相傳西漢丞相蕭何曾在此制訂法律，故名造律臺，此種傳說和史實不符，但蕭何封於酇卻有史可查。該遺址現存橢圓形土丘。高約7米，底部南北長54米，寬34米，文化層堆積厚度為8~9米。上層為商代遺存，下層為龍山文化遺存 。這裡文化遺物頗為豐富，其中有石斧、骨箭頭、骨錐等等。造律臺作為文化內涵豐富的歷史文物，對於崇敬先賢、重法遵律、警示後代的見證，具有重要的意義。1936年，國民黨河南省古蹟研究會考古人員曾來造律臺進行發掘。1963年6月，河南省人民委員會公佈為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13年5月被國務院核定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造律臺位於酇城鎮政府西南，古代亦稱酇臺，"酇臺曉晴"為永城古代八景之一。唐代大詩人李白攜友到此遊覽，他在《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一詩中寫道:"渭橋南頭一遇君，酇臺之北又離群。"相傳漢代丞相蕭何曾在此臺製定法律，故名西漢初，漢高祖分封功臣，蕭何封於酇。

黑堌堆遺址位於永城市龍崗鄉王樓村西北角，被確認為是龍山、商、西周文化遺址。黑堌堆遺址面積約1萬平方米，從發掘情況看，“遺址堆積較厚，文化內涵單純，出土遺物豐富”。出土的文物有石器、陶器、骨蚌器和角器。 中國龍山文化也是發源於此。另外還有王油坊和造律臺等遺址也矗立在這一地帶。在2013年已經是河南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