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傳習錄》，看了《論語》，看了新儒家牟宗三、梁漱溟、錢穆先生的著作，真的非常感動。他們的人格光輝彷彿在無盡的黑夜裡給我的生命點亮了一盞燈，讓我看到人生的出路和方向。想到以前的膚淺和頑劣真是羞愧難當，枉為人也。
人生天地間，真正該追求的是什麼呢?根據我對儒家學說的理解，簡單地說來就是要做一個好人。然而好人，在如今這個不僅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甚至是人慾橫流、道德頹喪的年代和國度，真是太難太難了。用牟先生的話說，這真是中國人最墮落的時代。然而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光明。這光明是什麼，就是德性、良知的力量。五百多年前的陽明先生就曾慨嘆：“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是啊，試問現在哪個學校，哪所大學在教聖人之學呢?這些個學校教的僅僅是用來考試升學、升官發財、入市謀生的知識和技能。如果說從小學到大學，學生確實被灌輸以做人的道德，那麼由於其缺乏聖人之學的引導，僅僅把所謂馬列毛鄧之流的霸術作為施教的材料，最終只能是誤人子弟，而且讓人們更加厭煩道德說教。
我們被灌輸到，這是一個進步的時代。然而進步了什麼?救人的學生滑入江中，也沒人肯救;十七歲的民工被機器截去三根手指，領導卻不肯拉去醫治;少女為了和兩男子歡娛，竟親手掐死了自己的奶奶……此類事件層出不窮，不勝枚舉。試問比起明朝，甚至比起周朝，我們進步了什麼?火車提速了，坐在火車上的人就幸福了嗎?華人登月了，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心裡就踏實了嗎?所謂的進步如果不是謊言，就是扯淡。陽明先生慨嘆道：“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云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即使有陽明先生這樣的聖人存在，明代當時的社會風氣也並沒有改進，更何況今日。現在的中國，只看到達官貴人、鴻商富賈掌握話語權，宣傳他們那一套成功哲學。所以，我們的眼光都被吸引到他們身上去了，彷彿只有當大官，賺大錢，學有大學問，做了大事業才算成功，才是人生的目的。如果讓我歌頌成功，那麼就是讓我歌頌出身的幸運和生活的機遇。試問，今天的中國僅靠個人的知識才能，你能走多遠?
王陽明
可是儒家教導我們，一個人應該追求的是人格的完成，而不應該考慮外在的事功。對於用人者，王陽明說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對於被用的人，他說道：“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雖說，我們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之說，然而誠如錢穆先生所言：“然立功有際遇，立言有條件，只有立德，不為際遇條件之所限。”因此，不論是國家領導還是販夫走卒都有可能成為一個有德性的人，都有可能完成自己的人格。——這就是所謂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因此，我們評價一個人的人生成就，便不該以外在的身份、權力、力量、知識、才學為標準。而應該以他的德性為評價標準。
聖人之學，其實就是教導我們怎麼樣去做一個真正的人。如果只從外在的物質事功上尋求，那麼一生也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根本。可怕的是，如果不是還有港臺海外的儒者繼續存養傳播聖人之學，那麼茫茫中華大地上的人們豈不一生無明，活了也白活，死了也白死。陽明先生所說的“知行合一”的真正意思，我覺得就是“紙上說來終覺淺，須知此事要躬行。”致良知的真正意思，我覺得就是把我們的良心發揮出去，去做好事。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道理，不管哲學上解釋得多麼複雜多麼深刻多麼適宜思辨，都不能切中它的要害。它根本上就是一種活的工夫。而聖人之學，也必須以活人來教，來身教。如果沒有王陽明這種聖人境界的導師以親身實踐、驗證這門學問，讀再多的書，經過再好的大學訓練，也不一定能體會到這門學問的真理性。
因此，我的理解是，聖人之學根本不適合在傳授知識技能的所謂學院裡來教，它不是學術，不需要那些毫無實踐的人在理論上爭論不休，它是一門活的工夫，必須用實際的仁義禮智信忠恕孝悌親來表現、驗證。王陽明根本就不注重作為學問的訓詁、記誦、詞章，更不注重外在的富國強兵、建功逐利的霸業，在他看來注重這些的人哪裡懂聖人之學呢?因為他們捨本逐末，還放不下功名利祿這些虛的東西。
“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業;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作為一個立志做學問的人，如果真能放得下這些，才能趨近真理。在王陽明這裡，做學問和做人是統一的，如果做人一談糊塗，那麼他的學問也是偽學問。
王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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