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传习录》，看了《论语》，看了新儒家牟宗三、梁漱溟、钱穆先生的著作，真的非常感动。他们的人格光辉仿佛在无尽的黑夜里给我的生命点亮了一盏灯，让我看到人生的出路和方向。想到以前的肤浅和顽劣真是羞愧难当，枉为人也。
人生天地间，真正该追求的是什么呢?根据我对儒家学说的理解，简单地说来就是要做一个好人。然而好人，在如今这个不仅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甚至是人欲横流、道德颓丧的年代和国度，真是太难太难了。用牟先生的话说，这真是中国人最堕落的时代。然而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光明。这光明是什么，就是德性、良知的力量。五百多年前的阳明先生就曾慨叹：“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昌;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是啊，试问现在哪个学校，哪所大学在教圣人之学呢?这些个学校教的仅仅是用来考试升学、升官发财、入市谋生的知识和技能。如果说从小学到大学，学生确实被灌输以做人的道德，那么由于其缺乏圣人之学的引导，仅仅把所谓马列毛邓之流的霸术作为施教的材料，最终只能是误人子弟，而且让人们更加厌烦道德说教。
我们被灌输到，这是一个进步的时代。然而进步了什么?救人的学生滑入江中，也没人肯救;十七岁的民工被机器截去三根手指，领导却不肯拉去医治;少女为了和两男子欢娱，竟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奶奶……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不胜枚举。试问比起明朝，甚至比起周朝，我们进步了什么?火车提速了，坐在火车上的人就幸福了吗?华人登月了，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心里就踏实了吗?所谓的进步如果不是谎言，就是扯淡。阳明先生慨叹道：“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即使有阳明先生这样的圣人存在，明代当时的社会风气也并没有改进，更何况今日。现在的中国，只看到达官贵人、鸿商富贾掌握话语权，宣传他们那一套成功哲学。所以，我们的眼光都被吸引到他们身上去了，仿佛只有当大官，赚大钱，学有大学问，做了大事业才算成功，才是人生的目的。如果让我歌颂成功，那么就是让我歌颂出身的幸运和生活的机遇。试问，今天的中国仅靠个人的知识才能，你能走多远?
王阳明
可是儒家教导我们，一个人应该追求的是人格的完成，而不应该考虑外在的事功。对于用人者，王阳明说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对于被用的人，他说道：“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虽说，我们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之说，然而诚如钱穆先生所言：“然立功有际遇，立言有条件，只有立德，不为际遇条件之所限。”因此，不论是国家领导还是贩夫走卒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都有可能完成自己的人格。——这就是所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成就，便不该以外在的身份、权力、力量、知识、才学为标准。而应该以他的德性为评价标准。
圣人之学，其实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真正的人。如果只从外在的物质事功上寻求，那么一生也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根本。可怕的是，如果不是还有港台海外的儒者继续存养传播圣人之学，那么茫茫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岂不一生无明，活了也白活，死了也白死。阳明先生所说的“知行合一”的真正意思，我觉得就是“纸上说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致良知的真正意思，我觉得就是把我们的良心发挥出去，去做好事。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道理，不管哲学上解释得多么复杂多么深刻多么适宜思辨，都不能切中它的要害。它根本上就是一种活的工夫。而圣人之学，也必须以活人来教，来身教。如果没有王阳明这种圣人境界的导师以亲身实践、验证这门学问，读再多的书，经过再好的大学训练，也不一定能体会到这门学问的真理性。
因此，我的理解是，圣人之学根本不适合在传授知识技能的所谓学院里来教，它不是学术，不需要那些毫无实践的人在理论上争论不休，它是一门活的工夫，必须用实际的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亲来表现、验证。王阳明根本就不注重作为学问的训诂、记诵、词章，更不注重外在的富国强兵、建功逐利的霸业，在他看来注重这些的人哪里懂圣人之学呢?因为他们舍本逐末，还放不下功名利禄这些虚的东西。
“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业;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作为一个立志做学问的人，如果真能放得下这些，才能趋近真理。在王阳明这里，做学问和做人是统一的，如果做人一谈糊涂，那么他的学问也是伪学问。
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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