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麗，1915年出生在湖南長沙一個大家族。祖父是兵部尚書，父親朱劍凡先生早年曾留學日本，歸國後在自家園林內創辦女子學校“周氏家塾”，專門招收女學生。後周氏家塾改為“周南女校”，朱劍凡先生“毀家興學”，傾注數十萬家財發展學校。在“五四”運動前後和大革命期間，他和毛澤東以及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謝覺哉、李富春、李維漢、王震等許多黨的領導人共同從事過革命工作，向警予、楊開慧、蔡暢及丁玲等人，都是他的學生。
1941年，王稼祥和夫人朱仲麗在延安
朱仲麗受革命思想影響比較早，童年時就認識了毛潤之“毛叔叔”。“馬日事變”時，朱仲麗跟隨父母到武漢，隨後全家輾轉到了上海。當時朱仲麗才15歲，就已經開始協助父親為地下組織做事。
1932年，朱仲麗考入上海同德醫學院，並繼續以大學生的公開身份掩護姐姐做黨的地下工作。當時，上海的形勢十分惡劣，地下工作開展困難重重。一次，由於有一份材料急需翻譯，鄧中夏的愛人李瑛緊急遞送材料時，被特務跟蹤，敵人把李瑛、朱仲麗和她的姐姐一起抓走。面對敵人的嚴酷審問，年僅17歲的朱仲麗表現得十分勇敢，堅決不承認姐姐和李瑛是地下黨，不告訴敵人肖勁光到哪裡去了。敵人威脅她：如果不說就槍斃你！但她始終沒有屈服。由於叛徒的出賣，姐姐和李瑛最終被敵人判刑。朱仲麗由於不滿18歲，在地下黨的營救下，被無罪釋放。
1938年春，朱仲麗奔赴延安，被安排在寶塔山上的邊區醫院工作。這所當年紅軍最大的醫院，條件十分簡陋。病房是一排排的土窯洞，晚上只靠點點燭光照明，傷病員睡的都是土炕和木板床。雖然工作條件很差，但任務十分艱鉅，一個醫生每天要做二三個手術，看五十個門診，管三四十張病床。朱仲麗工作十分勞累，可是心情卻非常愉快。
王稼祥與夫人朱仲麗（1954年攝）
到延安不久，朱仲麗就接到通知，說毛澤東要見她。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朱仲麗十分興奮和激動，但始終沒有忘記身為醫生的職責。在談話的最後，她向毛澤東提出了3個請求：第一，請多多散步，這樣可以使身體健康；第二，請少吸菸，最好戒掉煙，煙對身體有百害而無一利；第三，請馬上吃早飯，馬上休息！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地說：“好啊，這細妹子還挺會照顧人嘍！”
朱仲麗擔任起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醫生。她深知責任重大，總是兢兢業業、盡心盡力地工作。毛澤東每天長時間伏案工作，手臂活動少,患了肩周炎。為了治好毛澤東的病，朱仲麗纏著毛澤東打麻將，並教他跳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打麻將、跳交際舞成了治病的新藥方。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期間，朱仲麗被調到大會服務處做代表們的醫療保健服務工作。在這裡，經毛澤東介紹，朱仲麗認識了時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1939年初，兩人結為革命伴侶。此後,朱仲麗一邊做好本職工作，先後擔任延安邊區醫院醫生、中共中央機關醫務所所長等職；一邊照顧丈夫經營家庭，支持著丈夫的革命事業。
1973年王稼祥和夫人朱仲麗在北京參加五一節遊園活動
“文化大革命”中，夫妻倆受到江青“四人幫”的殘酷迫害，身心遭到極大摧殘。1974年，王稼祥因心臟病發逝世，朱仲麗經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巨大壓力，一度痛不欲生。但不久後她就振作起來，在一些同志的鼓勵和幫助下，著手整理王稼祥的遺稿遺作，把對王稼祥同志的思念轉化到字裡行間，客觀真實地記錄了王稼祥的一生。同時，她還寫了許多關於王稼祥等老革命家的回憶散文，創作、撰寫了多部文學作品，如紀實小說《江青外傳》、長篇小說《愛與仇》、散文集《燦燦紅葉》和王稼祥文學傳《黎明與晚霞》等，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1982年,朱仲麗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成為著名作家。她在20多年時間裡，寫下500多萬字的作品，留給後人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棄醫從文後，朱仲麗特意用王稼樣的“王”字，和自己的“朱”字合為一個“珠”，取“珠珊”為筆名，用以表示永遠繼承先夫遺志，讓王稼祥的精神始終與自己同在，實現超越生命的“白頭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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