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來看，在過去的30多年裡，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金融的支持和保障作用功不可沒。近年來，隨著中國正式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中國的經濟發展隨之進入了所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艱難爬坡階段。在這一過程中，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正在發生一些新的變化，並由此對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中國必須在充分吸收國際上經濟轉型成功國家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金融改革和發展實踐，進一步深化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顯著提升金融促進實體經濟轉型發展的效率。
以下片段節選於《中國經濟轉型中的金融支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節。
金融支持經濟轉型的核心任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開放以來，依靠重化工業帶動的工業化、引進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現代化、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的城鎮化以及參與國際經濟貿易所帶來的出口增加，中國經濟保持了連續30多年的高增長態勢，年均GDP增速接近10%（圖6-18）。截至2010年，中國的名義GDP總量達到5.88萬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佔到全球經濟總量[1]的9.48%。2011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5400美元，距離世界銀行提出的高收入國家與中等收入國家的分界線12000美元還差6600美元，正處於典型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
中國的GDP總量與GDP增長率 （數據來源：各年《中國金融年鑑》，Wind諮訊
從國際經驗來看，後起的發展中國家通過發揮資源和勞動力等要素稟賦的優勢，從低收入國家達到人均4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相對比較容易，但從5000美元上升到12000美元的水平卻比較困難。事實上，很多國家（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並且只有極少數國家（地區）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經濟體）行列。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臺灣和香港等少數國家和地區[1]。這些國家和地區大多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實現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完成了產業的轉型升級，並且在進入高收入國家和地區行列後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和較好的增長質量。然而，包括智利、烏拉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哥倫比亞在內的拉美國家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由於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經濟增長缺乏新的動力，無法有效地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導致經濟長期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掙扎。在亞洲，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是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於1977年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經過32年的發展，2009年其人均 GDP也只不過是6897美元。
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地區）來看，傳統的發達經濟體如美國、英國、德國等作為首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分別用時13年、12年和7年；新興發達經濟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分別用時12年、7年、11年、11年、9年（表6-5）。對於中國而言，根據目前的人均GDP大致匡算，如果經濟能繼續保持7-8%的增長速度，那麼，至2025左右，中國的人均GDP將在2010年的基礎上再翻一番半，達到12000美元，從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部分國家（地區）進入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時間
注：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分類標準，完成第一次跨越的時間點為人均收入995美元，完成第二次跨越的時間點為人均收入3946美元，完成第三次跨越的時間點為人均收入12196美元。2010年各國的人均GDP來自IMF公佈的統計數據。
然而，正如國際經驗所表明的，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註定會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實現產業結構從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為主向以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為主的階段升級，藉助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以及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提升，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徹底轉變。從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一些過去支撐經濟增長的傳統比較優勢正在逐步減弱，主要表現在：（1）重化工業所帶來的高消耗、高排放和高汙染已經大大超越了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環境破壞嚴重，已不堪重負；（2）包括勞動力以及石油、鐵礦石和有色金屬等在內的要素成本不斷上升，“人口紅利”因素正在減弱；（3）低利率和低匯率導致了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脹壓力持續存在，以房地產為代表的“土地財政”已接近極限。所有上述因素，集中到最核心的一點，就是要通過培育新的生產要素和發展新的生產方式，從根本上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
能否最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往往被稱為一國經濟的“驚險一跳”，很多國家都因為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陷入了經濟長期停滯和社會矛盾多發的泥沼。對於現階段的中國而言，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轉型發展的核心任務，就是要通過形成與產業轉型升級相匹配的金融支持體系，徹底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從而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金融支持產業結構轉型的機制與國際經驗
一般而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指產業結構朝著有利於技術進步、效率改進、資源節約的方向演化和變遷。金融體系作為現代經濟運行的核心和資源配置的樞紐，必須適應中國未來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變遷，通過建立全面、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金融支撐體系，更好地滿足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的各種金融需求，強化金融對產業發展的引導和支持效應，實現產業發展由資源推動型模式向技術創新驅動型模式的轉變。
通常情況下，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方式有兩種，一是以投資傾斜為主的增量調整，二是以資源的再配置為主的存量調整，兩種方式都離不開金融體系的支持。一個良好的金融體系將通過資本形成、信息揭示、資本配置、風險管理四大機制共同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一般而言，在經濟發展初期，經濟增長主要依賴物質資本積累，因而資本形成機制顯得尤為重要。隨著資本積累的不斷增加，產業結構開始從農業向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再向資本密集型重化工業演進。到了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產業結構開始在技術創新和效率提升的推動下，從低附加值的傳統產業向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業演進，此時決定資本配置效率和技術創新能力的信息揭示、資本配置和風險管理就顯得更為重要了。因此，根據經濟發展所處的不同階段，客觀上要求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方式和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以適應各個時期產業轉型和升級的具體需要。金融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互動機制可由圖6-19簡要表示。
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與金融支持體系
從世界各國（地區）金融支持產業發展的典型經驗來看，無論是以直接融資為主的美、英，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德、法和中國臺灣，都並不單獨倚重銀行或者傳統資本市場來支持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而是通過積極創新金融資源配置方式，協調金融業內部結構，發展風險投資基金、創業板市場、企業融資擔保體系等方式，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供融資和金融服務，並通過不同金融工具和投融資機構的相互配合，形成一個促進傳統產業調整升級的金融支持體系（表6-6）。從包括美國“鏽帶”地區、德國魯爾工業區、英國中南部地區、法國洛林地區和中國臺灣地區等在內的金融支持產業轉型升級的典型經驗來看，其共同點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基本方面：一是促進金融結構協調發展，形成全方位、多元化和多層次的金融支持體系；二是根據產業轉型升級的不同階段和不同對象，注重發揮不同類型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在產業轉型升級中的作用；三是在堅持市場化原則的前提下，以政府引導基金、產業投資基金髮展為重點，創新政府財政手段的運用，為政府和市場雙輪驅動金融資源向新興產業配置提供更多有效的機制或載體，促進金融政策和產業政策的有效銜接。
各國（地區）金融支持產業調整升級的典型經驗
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內部金融支持：構建多元化融資體系
從歷史規律來看，最優的金融支持體系是與特定經濟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演變相適應的金融支持體系。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中國經濟處於起飛階段，技術水平和產業層次較低，依靠簡單的技術引進、產品仿製和物質資本投入就能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而這些工作通過充分發揮銀行體系的儲蓄動員和資本配置功能就能基本完成。但隨著產業發展層次的不斷提升，經濟發展模式面臨從主要依靠技術模仿和物質資本積累向主要依靠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的方向轉變。要實現這種轉變，僅僅依靠單一的銀行體系是遠遠不夠的。這就要求金融發展必須在立足現有銀行體系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以股票市場為核心的金融市場體系，加快風險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兼併收購基金等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發展，建立完善地方產權交易市場、創業板市場、企業債券市場等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逐步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和廣覆蓋的金融支持體系，通過協調金融業內部結構和創新金融資源配置方式，充分發揮金融體系的整體功能，提升金融支持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的效率。
根據中國金融資源分佈的現狀和比較優勢，金融支持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基本路徑可沿著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一是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的導向作用，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那些具有明顯社會正外部性效應、但商業性金融機構不願在前期介入的項目提供融資。根據中國現行的政策性金融機構配置，可考慮適度拓展國家開發銀行的業務覆蓋面，充分發揮開發性金融在科技企業園區建設、企業集群創新方面的孵化、拉動和引導作用；進一步加大進出口銀行開展進出口信貸的業務品種和範圍，結合中國外匯儲備的海外戰略運用，積極支持高新技術引進和高新技術企業開拓國際市場；逐步調整農業發展銀行的業務範圍和佈局，推動傳統農業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產業化的現代農業轉變，積極探索開發以中長期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綜合開發貸款等涉農貸款為基礎的證券化產品，提高涉農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
二是鼓勵和引導商業性金融機構按照市場化和商業可持續原則，為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提供全方位、多層次和一體化的信貸支持和金融服務。根據中國現有的商業性金融機構分佈，工、農、中、建、交等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可按照國家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總體戰略部署和產業發展規劃，進一步提升金融支持關鍵領域大規模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的質量和效率；招商、民生、中信等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應結合自身優勢和業務發展重點領域，積極加強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的創新，有針對性地加強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企業自主創新的支持力度；各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農信社）、村鎮銀行等區域性或地方性金融機構可充分發揮資金鍊條向下延伸的優勢，積極加大對符合產業結構調整方向的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上述三個不同層次的銀行體系在發揮各自比較優勢的同時，通過加強競爭、協調和互補，可以比較全面地滿足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的銀行信貸需求。
三是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盤活社會資本，通過企業上市（主板、二板、三板、創業板）、PE、VC等多種形式，提高股權性資本的比重，加快資本形成。資本市場在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存量社會資本調整、企業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重要平臺。但凡人口較多或經濟總量較大的國家，大都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在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過程中，要積極推動風險投資的發展。風險投資本質上是一種不依賴抵押、信用評級技術，是解決高科技產業的風險收益結構矛盾的一種有效制度安排。風險投資在成就美國“新經濟”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所曾指出的：“歐洲在高科技及其產業方面落後於美國，並不是由於歐洲的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於歐洲在風險投資方面落後於美國10年。”
四是加強金融、財政與保險機制的協調與配合，在形成政策合力的同時，有效降低金融風險。要吸取發達國家的有效經驗，積極發揮政府財政資金的引導功能，通過建立風險補償基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產業投資引導基金等方式，引導和鼓勵商業性資金進入新興產業領域和技術研發領域，促進企業自主創新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要鼓勵保險機構加強保險業務和產品創新，深化與銀行、證券和擔保機構的業務合作，針對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技術成果轉化、產品責任和公眾責任等方面的需求，積極創新保險產品，加強風險管理服務。要進一步引導和規範信託、租賃和財務公司的發展，組建和扶持一批經營高效、制度健全、管理規範的擔保機構，在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和提升風險管理能力的基礎上，有效發揮其在融資、擔保、代理、中介、內部資金管理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全面提升資產管理能力，促進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深度融合。
金融支持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基本機制可由圖6-20大致表示。
金融支持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基本機制
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外部金融支持：外匯儲備的戰略運用
作為一個開放發展的大型經濟體，中國經濟必將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全球化的產業分工鏈條之中。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不應該將視野僅僅侷限於國內的產業佈局和資源運用，而應該通過對龐大的外匯儲備資源的戰略性運用，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全面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和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
從國際環境來看，此輪金融危機正在引發全球經濟格局的重大調整，重建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和資源配置體系毫無疑問會給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競爭帶來深遠的影響，並由此加快世界各國經濟和金融競爭力格局的變遷。歷史經驗也多次表明，危機往往與新科技革命相伴而生。實際上，危機後由於很多傳統型產業已然走到盡頭，對新的經濟增長路徑的尋找也迫切要求各國轉向加強對新興產業的支持。可以認為，哪個國家能在全球經濟調整中找準產業發展方向，就能在未來的經濟競爭中佔據核心優勢。
從本輪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產業發展的最新動向來看，全球綠色革命大潮漸起，低碳經濟和節能環保技術擁有巨大的全球市場潛力，可能成為引領新一輪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力引擎；基於“大數據”的信息處理和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孕育著新的突破，智慧地球理念可能推動“物聯化、互聯化、智能化”等新一輪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生物醫藥、新材料等領域的技術創新也呈現出勃勃生機和不小的發展潛力。在此背景下，發達國家的研發投入繼續增長，跨國公司更致力於通過技術創新增強其全球競爭力。同時，隨著科技研發全球化不斷推進，跨國技術貿易、技術合作與轉移將加速發展，國際競爭將推動全球整體產業鏈的優化重組和重新佈局[1]。在上述過程中，突破關鍵技術並使之產業化，將成為後危機時代各主要國家產業振興的重要路徑選擇，而新科技革命的全球擴展極有可能促使出現新一輪的產業轉移現象，並最終形成新的全球分工體系。可以預期，在鉅額金融資本和新科技革命的彼此促進下，世界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模式都可能發生巨大變化，並由此開創一個新的經濟時代。
在上述背景下，中國外匯儲備投資的產業結構一方面必須緊跟全球產業創新的總體趨勢，另一方面還要服務於解決中國產業結構轉型所面臨的若干瓶頸問題。從產業週期的角度考慮，如果過多的外匯儲備集中用於傳統產業，勢必造成重複建設、經濟過熱和通脹，最終導致經濟和產業順週期性問題惡化；相反，如果將外匯儲備主要用於新興產業和創新投入，一方面為大量的超額外匯儲備找到了出路，另一方面還可以滿足實體經濟向創新型經濟轉型的需要，可謂一舉兩得。此外，考慮到中國在轉型期將持續面臨資源約束和要素瓶頸，這意味著原油等主要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將繼續對中國的產業轉型進程產生重要影響，並可能在全球資產價格順週期效應下導致宏觀經濟的過度波動。為儘量降低資源約束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可考慮運用外匯儲備建立一個可調節的資源儲備庫，用以緩解經濟發展的資源瓶頸問題。
總體來看，中國外匯儲備投資的戰略運用應充分發揮金融資本的引領和導向作用，通過將“新產業”和“新金融”緊密結合，促進金融資本和新興產業雙輪驅動、相互滲透，引領中國在全球下一輪科技經濟競爭中搶佔戰略制高點和資源制高點。具體而言，中國外匯儲備投資的目標產業結構應包括兩個基本方面：一是瞄準趨勢性的全球新興產業，佔據下一輪世界經濟週期中的產業鏈高端位置；二是瞄準戰略性資源產業，為轉型中的經濟發展奠定堅實的資源儲備。上述兩個方面相輔相成，其最終目標是要同時解決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轉型和發展兩大基本問題（見下圖）。
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與外匯儲備的戰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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