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Mallory Pickett
翻譯 賈曉璇
2018 年 1 月，在華盛頓大學校園裡一幢兩層樓高的磚砌建築中， 4 名科學家安安靜靜地坐在無窗的教室裡。聖路易斯（St. Louis）又陰又冷，有人把長方形的課桌圍成了一圈。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教室前排那個黑頭髮、戴眼鏡的男子身上。
他說：“我們只用名字（first name）稱呼彼此就好，現在讓我們按座位順序，承諾對本次談話內容嚴格保密。先從我開始：‘我叫吉姆（Jim）’…”
另一個聲音隨著響起：“我叫約翰（John），”其實這名生化學家的真名並不是約翰。“我保證對在這裡所談論的一切都嚴格保密。”其他科學家也依次重複了這句話。
我們就稱呼他為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吧。這些人來聖路易斯並不是為了討論各自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也不是為了學習某項新的實驗技能。他們從事的領域相差甚遠，對彼此的研究也沒有太大的興趣。這些科學家到這來是有別的原因：他們都有過學術不端行為。那個讓大家都發誓保密的眼鏡男吉姆·杜波依斯（Jim DuBois），會監督大家不再犯類似的錯誤。
杜波依斯的項目有時候也被稱為“研究人員康復營”，然而他本人並不喜歡這個綽號。來參加這個為期 3 天的“職業精神與誠信研討會”的科學家都犯過錯誤：從寫錯動物實驗報告，到人為美化圖片、捏造數據，甚至抄襲。這些都不是特別重大的違規行為，卻也不可小覷，研究機構希望這種情況能夠得到改變。
隨著科學日新月異的發展，引人注目的“科學奇蹟”過一段時間就會搶佔頭條：小保方晴子（Haruko Obokata）曾宣稱能夠誘導正常體細胞表現出幹細胞樣行為，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但之後的調查發現她捏造了實驗數據。米歇爾·拉庫爾（Michael LaCour）宣稱自己分析出如何改變人們對同性婚姻的看法——結果他偽造了調查結果。保羅·馬基亞里尼（Paolo Macchiarini）提出能用一種塑料軟管來代替氣管，但實際上在 9 名患者身上進行手術前他從未對該裝置進行充分測試，移植造成 7 人死亡。
這些大規模、涉及犯罪的欺詐事件雖然令人神經緊張，但畢竟只是個例。更常見的是有損科學榮譽的情況，通常是普通研究者的某些過失：抄襲、篡改圖片、編造數據等。因此，大多數學術不端行為都會被涉事科學家的所屬機構低調處理。這就是杜波依斯和他的“研究人員康復營”的工作重心。
專治學術不端的“康復營”
杜波依斯的康復營始於一種信念：任何學術不端行為的背後都有一個在對與錯之間掙扎、本意不壞卻不得已而為之的科研人員。科學努力用有條不紊的實驗和重複性驗證來消除那些不易被發現的錯誤或偏差，但主導科學研究的依舊是人類，所以差錯仍然不可避免。
杜波依斯是華盛頓大學醫學系的教授，科班出身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他職業生涯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思索科研倫理和醫學倫理問題。他和同行共同編寫出版了一本科研倫理案例研究的書，還獨立創辦了一檔期刊，探討諸如雙性兒童性別分配手術這樣的倫理敏感問題。
憑藉十多年的辛勤研究，杜波依斯已經成為華盛頓大學科研倫理方面的專家，享有很高的聲望。學校管理層也逐漸開始要求那些存在學術不端問題的研究人員來他辦公室談話。這類事情的開頭總是相似的：“有個科學家總是惹麻煩，我們找他談話很多次了，可他依舊我行我素。”接下來，他們就請杜波依斯幫他們一起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
但杜波依斯從沒答應過。
拋開自己的專業，杜波依斯想不出什麼能“修正”這些科學家行為的方法。他的研究顯示，那些通常在學術機構作為防範性措施而存在的誠信訓練，對科學家們未來的行為幾乎沒有影響。
直到 2011 年，他看到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撥款支持新的道德訓練研究項目，才意識到自己可能錯過了一個創立新事業的機會。
需求已經在 近眼前了：也許和那些他之前回絕的、有過學術不端行為的科學家談一談，會讓他們變得更好。畢竟，有誰會比一個剛經歷過丟臉又耗時的調查的科學家，更急於改變呢？
18 個月後，也就是 2013 年 1 月，杜波依斯開始了他的第一堂課。他與幾個心理學家和研究誠信的專家一起組織的這個項目不是“法規學習班”，而更像一種“集體治療”。這項活動已經在杜波依斯的組織下開展了 12 期，對來自 33 個不同機構的 52 名科學家進行了“誠信治療”。史密斯他們在第 11 組。
圖片來源：The Biomedical Scientist
你為什麼要做一名科學家？
為參加者準備的水果和小點心還沒有被動過，而史密斯和同組的另外兩位科學家已經依次完成了自我介紹。杜波依斯對屋子裡的參加者說：“這不是一個倫理課程，我們不會針對科研責任等老生常談的話題進行培訓。”枯燥的說教被取代了，他們會一起找出阻礙了這些科研人員遵守學術準則的“絆腳石”，進而討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做出更好的選擇。
在每個人都發誓對活動內容保密之後，杜波依斯向小組拋出了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做一名科學家？”
史密斯率先發言。從記事起，他就想成為一名科學家了。他說，小時候解決數學問題純粹是為了好玩，只要自己能拿到的東西就一定會拆開琢磨，讓他父母特別頭疼。他只是想搞明白世界運轉的規律所在。當他作為一名生物化學研究生，研究出人生中第一個重大科學發現——一種新的蛋白質修飾技術時，那種喜悅無以言表。現在他組建了自己的實驗室，領導著一群研究生和工作人員繼續探索。
其他人發言的時候，史密斯一直坐在塑料椅子上認真傾聽。在此過程中，杜波依斯不著痕跡地引導著談話，慢慢將每位科學家的實驗室文化、他們存在的偏見和研究室潛規則勾勒了出來。過了一會，杜波依斯拿出一個生物識別設備，依次測量了三位參與者的心率，邊測邊教他們該如何處理壓力。
下午四點半，第一天的“康復課程”結束了，窗外夕陽西下，但教室裡沒有窗子，也就沒人注意到這件事。杜波依斯給這三位科學家留了作業：如實寫下你被送來這裡的原因。
史密斯的版本是這樣的：他很高興能擁有自己的實驗室，但卻很快被一堆行政上的雜事壓垮了。他的實驗需要人類被試作為研究對象，而這都需要在倫理委員會（ethics board）的批准和監督下進行。委員會會對實驗的每一步進行評估，以確保所有被試都能受到安全、公正的對待。但有些時候評估過程繁瑣且無用，史密斯有時會偷個懶。
終於在一個項目中，史密斯在一項被試實驗流程上犯了錯。他分別研究了患有兩種不同疾病的被試，但這兩類疾病極為相似，因此他將本應毫無關係的兩組實驗結果放在一起，發表在了同一篇論文裡。倫理委員會在一次學術審查中查出了這項過錯。
在第二天，瞭解到其他人的故事後，史密斯意識到他們的過失都很類似，大部分科學家在某些時候都很可能犯過這種錯誤——他想得沒錯。在史密斯的小組之外，類似過失也是普遍存在的。在 2005 年一項對 3000 餘名科學家進行的調查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承認有過至少一次學術不端行為，其中 6% 稱自己“未能提供與自己先前結果相吻合的數據”。近 8%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繞開了“人類被試研究中的某些次要方面”。
被規則重重圍困的科學家
杜波依斯的團隊在第二天花了將近一天的時間來分析三人的故事。第三天，杜波依斯幫他們制定了一個計劃。他們可以定期開組會，或者制定一個組內數據管理的標準。杜波依斯說：“我在每個人離開前都會問一遍，‘類似的事還會發生嗎？如果下次你實驗室裡的成員捏造數據，被你抓到了，你會怎麼處理？”
史密斯回家後便開始制定新計劃，以防遺漏掉重要的細節——至少他和他所在的研究所是這麼希望的。這也是杜波依斯為所有科學家制定的目標：提出能管理科研壓力複雜性和緊張感的認知技巧和可行計劃，幫助大家更易遵守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制定的科研規範，尊重數據審查過程。培訓還有一個好處：參加培訓表明這些科學家正在實際行動，這對科學家和他們所在的機構來說都是一種很好的保證。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審查委員會主任尼謝爾·柯布（Nichelle Cobb）已經向這個項目推薦了 3 個參與者。對她來說，這是對犯錯科學家們的一記警鐘：“該計劃中有一環是鼓勵犯錯的人自我反思，很多科學家幹勁十足，成果豐碩，但他們之前可能並沒有學習過這類技能。”花幾天時間討論自己的弱點，學習這些問題的應對之策，對他們應該是一種積極的經歷，而且她還發現，這有助於緩和科學家和審查委員會之間的關係。
杜波依斯並不奢望他的學生再也不犯類似錯誤，也沒有期待史密斯的新計劃萬無一失。但他希望下一次——如果還有下次——史密斯不會再怪罪那些繁重的審查。他會尊重規則，積極改變。
反對的聲音
顯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覺得科學家在誠信問題上還能有“下次”。杜波依斯的項目被《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撤稿觀察》（Retraction Watch）這樣的著名科學期刊和媒體廣泛報道。杜波依斯希望傳達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這很容易發生在你身上。”可許多人並不認同。
“雜誌社收到的惡意郵件數量驚人，”杜波依斯說道。“科學家們評判同行時很極端，不是英雄就是騙子，從沒想過這些犯了錯的人其實和他們是很相似的一類人。”
報道杜波依斯“研究人員康復營”的新聞評論區一樣熱火朝天：“別讓他們繼續科研了。”“把敗類踢出去。”“憑什麼把錢投給騙子?”“把作弊的廢柴清出科研界。”評論區裡，這些學術不端的科學家就是異類：他們玷汙了科學的聲譽，還把本應撥給優秀同行的經費騙取到自己手裡。”《撤稿觀察》中有人如此評價杜波依斯的項目：“這些人雖然學術水平高，卻不研究點有用的事，別讓他們繼續浪費研究經費了。”
有趣的是，犯下學術不端錯誤的科學家和那些義憤填膺的反對者的一系列行為的動機，竟然都是資金不足。對參與杜波依斯康復項目的科學家的調查發現，72% 的人表示他們產生學術不端行為的根本原因是負荷過重，人手不足。這也引出了對杜波依斯項目的主流批評: 他只關注怎麼去引導科學家，卻對造成這一切的大環境置之不理。
圖片來源：Matt Murphy Illustration
蒂爾堡大學綜合研究中心（Tilburg University Meta-Research Center）、主要研究如何減少人因科學失誤的博士生布呂根·維爾德坎普（Coosje Veldkamp）說，“科學家們的研究會受到周圍環境甚至整個科學體系的影響，不減少外界的壓力，單單讓科學家們通過改變自己來應對這些問題，實在是太難了。”此外，她補充道，導致這些學術不端問題的原因很複雜，並不能只依靠科學的手段去分析。她認為應該先做好調查研究，再開展這類“康復治療”項目。
引起學術不端的原因多種多樣。剛退休的科研誠信辦公室（the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副主任約翰·達爾伯格（John Dahlberg）認為，抄襲這種最常見的不良行為，經常在某些國家的研究生身上發生，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這是錯的。事實上，參與超過半數參與杜波依斯項目的科學家出生地都不是美國。達爾伯格基本認同杜波依斯的觀點，即做過錯誤決定的人並不一定就是個喪失職業道德的科學家——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此觀點。
積極的代言人
鮑里斯·科沙斯基（Boris Kosharskyy）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2015 年，來自烏克蘭的科沙斯基在美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Albert Einstein School of Medicine）做麻醉師已經有 5 年了。他還是個多產的研究者，著有許多書籍和論文。有一天，系主任轉給他一封來自某個期刊編輯的電子郵件，通知他十幾年前發表的一篇論文出了問題。
閱讀更多 生因Lifespeaking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