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二年（1923），萧冠英继任汕头市政厅厅长（相当于市长一职），他以改良都市为先务，提出扩张汕头市区并分区建设的计划。萧冠英《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中载：划韩江西北之火车站、洄澜桥等为工业区；旧日中英续约中所开之旧商埠及沿海而东至新填市区为商业地；住宅区则在旧市区东北部；行政地区则在月眉坞之东、华坞之西。

萧冠英的市区改造计划经广东省政府批准后，次第展开，为近百年来汕头市区的建设格局奠定基础，推动汕头市大规模的桥梁兴建与马路修筑。市区路桥网络建设，为马路两旁的土地带来巨大增值机会。

据《汕头城乡建设志》记载，泰国华侨陈黉利家族于民国十八年（1928）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投资大批地产，在永兴街、永泰街、永安街、升平路、商平路、海平路、福合埕和中山公园前一带建好或购买房屋400间（座）。

汕头本地出口商则广建他栈及简易工厂（场），楼屋格局多为3—4层骑楼式楼房。这种建筑群成为民国时期汕头的时代标志。四永一升平（永兴街、永泰街、永和街、永安街、升平路）的城市格局得以形成。

抗战前汕头商业位居全国第七

张永福也曾任汕头市政厅长，时间是在民国十五年（1926）11月16日至民国十六年（1927）4月21日。张永福原来是饶平籍华侨，支持过辛亥革命。回国后，张永福先后担任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行长、广东中央银行副经理。同时曾担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咨议。

商人出身的张永福一至汕头，便发现这个开埠较早的沿海城市具有发展前景，他把自己的一些橡胶产业迁到汕头，并动员商业伙伴来汕头投资。为了更好掌握影响汕头经济发展及百姓生活水平的基本数据，张永福动员全市各行各业商会，对汕头物价变化情况做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民国十六年（1927）3月，他以市政厅长名义，分别致信汕头各商会、各大企业：“迳启者，本厅长自抵任以来，对于汕头行政设施极为留意。为谋根本之解决，应于市民生活费增高程度为要著。前经本厅第八次厅务会议公决，本市出入口物价自民国元年至十五年，由本市工商人会所调查列表到厅，以便汇集编成指数，以为调剂之策划。”

张永福希望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改善经济环境、造福民生这些关系百姓疾苦的问题上，以求“根本之解决”。 遗憾的是，他担任市长时间太短，不能实现其愿望。

汕头经济的发展，突出体现在规模扩大。民国十年（1921），汕头正式建市。汕头市初建立时，“其制度仿广州而略变之”，将建路放在第一位。民国十七年（1928），该市共有1.2万户、8.1万余人，修筑马路10余处，长4000余丈，开办市区无轨电车，并正在建筑几处堤岸与码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汕头人口超过20万，已经是规模不小的城市。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调查，汕头全市共有商3441家。

《广州民国日报》曾撰文称，陈炯明占据潮梅地区时，潮汕本地每月可为陈军提供军饷约40万元，而广州革命政府在民国二十三年（1924）全年收入不到800万元，平均月收入约66.5万元。这篇报道读来有点夸张，因该报文章主要在于鼓吹广州革命政府应该迅速东征，驱逐陈炯明。但抗战前，以汕头为中心的潮汕地区在广东省内是一处膏腴之地，商业发达，财富集中，却是事实。

20世纪30年代，汕头发展成为潮汕地区乃至粤东、闽西、赣南的航运、金融、商业中心，汕头商业达到鼎盛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汕头形成了以小公园为中心的商业网络，批发商行、小批发点、零售商店遍布闹市。华侨在汕头市投资的零售业，虽不如出口商那么有突出表现，但也不逊色，“南生”、“广发”、“平平”、“振源”等百货公司，是其时汕头市民皆识的侨办四大百货公司，曾被称为“四大天王”。

南生百货商号创办于民国九年（1920）。公司老板李柏桓早年在印尼经商，回到汕头后投资南生公司。公司原址设在镇邦街与万安二横交叉处，楼房是二层的砖木结构，盖瓦片的平房，楼下是商铺，楼上是人家。经营日用百货、金银首饰。民国十七年（1928），在李柏桓的倡议下，南生公司改组为“南生股份有限公司”，其时，小公园一带已成为汕头埠一处人流汇聚、商机旺盛的地段。李柏桓认为在汕头发展商业有前途，便成立“合利置业公司”，一边经商，一边暗中筹款在小公园这个街区买地。随后，“合利置业公司”斥资25万银元，筹建南生公司大楼。

经过几年奋斗，一座典型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七层骑楼式建筑，在安平路头落成。经筹划，一、二层专营日用百货，并在二楼附设“志成庄”，经营金银首饰及侨汇、信托、储蓄业务。三、四层作为“中央酒楼”，五、七层是“中央旅社”。整座大楼集购物、娱乐、住宿于一体，是当时粤东最大的商业场所。随后，南生公司安装了汕头埠最早的一条电梯。南生公司大楼的建成，犹如一块磁铁，吸引了大大小小商号来此区域营生。当时“南生”的对面就开张了一家“皇后”酒家，旁边还有“如合太昌布行”等绸缎行铺。南生公司大楼刚开业时，整座楼雇用员工多达三百余人，生意兴隆，兴旺一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包括国内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福州、厦门、香港，国外西贡、曼谷、金边、新加坡等班轮出入汕头港，其中来往最多的商船分别为香港、上海、广州。从汕头港出发，运往北方的主要有土糖、潮州柑、锡矿砂等，运回大米、大豆、棉纱等；运往香港及东南亚的主要为抽纱、渔网、蔬菜等，运回布匹、肥料、石油制品等。

《潮汕平原经济》指出，汕头成为我国沿海著名商埠，并逐步拥有现代化设施。光绪三十二年（1906）建成潮汕铁路，不久又建成通往澄海县樟林的轻便铁路；民国九年（1920）市内已拥有电灯、市内电话、自来水等先进市政设施；民国二十二年（1933）建成汕头机场。

在30年代的中国，一个小港口城市能拥有如此齐全的市政设施实属罕见，当时汕头港埠的繁荣景象由此可见。

汕头饮食服务业的发达

汕头市区的酒楼、酒家，在上世纪20年代兴起，以后逐步发展。民国十七年（1928）出版的《新汕头》就记载有酒楼、茶室各10多家。民国二十三年（1934）《汕头指南》记载：“本市酒楼、茶店、饭馆共30余家，在商场热闹时，一般富商、阔客，通宵达旦，沉醉于酒海肉林中，故酒楼营业蒸蒸日上”。

酒楼一般具有地方雅洁、设备豪华，且能提供名贵酒菜之特点。往往是食、住、玩皆备，服务对象是中外商人和军政界的上层人物。汕头沦陷之后，相当部分酒楼歇业或迁徙内地。到解放前，酒楼业仅存10家。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汕头的酒楼、茶室有：

永平——永平路10号

中央和记——安平路

桂芳园——国平路102号

新联升同记——怀安街21号

梅州——至平路80号

霍财记——怡安街24号

安记——怡安街28号

林坤记——怀安街13号

陶芳合记——万安街4号

乾芳园——升平路58号

红棉利记——怡安街20号

璇宫——升平路10号

凤记——旧公园前9号

蓝燕——永平街42号

梅茜——外马路266号

海珍醉记——永和街25号

汕头市区旅社业，距今约有120多年的历史，第一家旅店——整记号，大约创办于清咸丰十年（1860）。以后陆续有宝和兴、广泰来等开业。民国十七年（1928）《新汕头》记载，汕头的旅社业已有日本式、洋式、支那式等较高级的旅馆（酒楼）。民国二十三年（1934）《汕头指南》介绍旅馆业有中央、西南通、太平洋、东南、大中华、永平、华厦、中国、光华等10户，还有客栈业康乐等46户，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发展到130余家。

解放前夕，汕头市旅栈业有120余户，从业人员900多人，分为旅社、客栈、旅店3种。计：旅社30户，有部分设备是较豪华的。特别是中央、永平、大中华、中国等四大旅社，以接待军政界、工商业家等上层人物为主。客栈80多户，主要接待来往东南亚各国华侨和港澳同胞。旅店属于夜店之性质，有6、7户，主要接待小商贩等。

极盛期潮汕商业资本膨胀

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汕头市区商业资本共5000多万元，平均每家商号资本为1.6万多元；各县墟市共有商号2.5万多家，商业资本约合2616万多元，平均每家1000多元。

商业流通领域，出现了不少运销商、出口商、经纪商、批发商、零售商。当时运销商经营的行业称为运销业，俗称“火船行”或“轮船行”，初时业务以国内北方各省运载土产至汕头销售为主，后来又将业务扩展至运载暹罗米粮及香港货物来汕销售，其同业组织先后有“轮船公会”、“港沪运销业同业公会”等，最大的运销商，资本高达数十万元。

出口商以采办潮州及国内各地土货运销南洋各地为主要业务，近贸易地域分为南商和暹商，按经营货品类别又分为酱园（即咸杂腌制）和果业等，其中以南商营业范围最广、规模最大，出口地域遍及安南、马来西亚群岛、南洋荷属各岛屿及香港等地。民国二十二年（1933）该类商号共有54家。每家每年营业额达到30—100余万元。

经纪商初名“牙家”，是为交易双方充当中介而收取佣金的商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汕头有43家经纪行，总资本17万元。至于批零环节，素有“上二三盘”之分，“上盘”多属大宗运销批发，“二盘”为小批转售，“三盘”即零售。

民国二十二年（1933），汕头市区有抽纱行25家，资本总额150万元。这些抽纱行，有的为外商代理经营，有的自营出口销售。新型的百货公司规模较大的有南生、平平、广发、振源等，集中在小公园附近，“南生”原系印尼华侨于宣统三年（1911）创办的百货商号，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汕头市区百货业巨子。另有潮安县城百货公司数家。

《潮汕平原经济》对极盛期汕头商业进行统计，民国二十二年（1933），全市共有各种商行3441个，分6类共55个行业。即：

出入口类的洋行、南北行、南郊行、暹郊行；

杂货类的洋货苏庄、收买旧物；

金属类的五金器；

衣着类的绸缎布匹、土布、夏布、洋服新衣、鞋庄、帽庄、成衣；

饮食品类的米行、杂粮、酒店、粮饼、面店、盐店、鱼行、糖行、蛋行、烟丝茶叶、鸡鸭行、海味凉果店、腊味、青果行、猪行、凉果行、薯粉行、洋烟酒等；

金融类的储蓄、保险、饷押、银庄、汇兑、收找、侨汇等。

各行各业资本达5768万余元，平均每家商号约1.7万元。各商号营业额少者1万元左右，多者达数百万元，平均在20—30万元之间，每年营业额约为大洋7亿元之巨。民国二十三年（1934），汕头市平均每日交收款达600万元至1000万元，商业之盛，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青岛）、广州，居全国第七位。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进出汕头港的轮船达2681艘，港口吞吐量为675万多吨，占当年全国各海港货运量的8.67%，仅次于上海、广州而居全国第三位。汕头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贸易中心，市场、商品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

小结

通过本文叙述，抗战前汕头商业极盛是不争事实。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后至抗战前，汕头的商业发展自始至终呈现上升态势。今天，汕头的经济发展已不如从前。有学者估计，汕头在全国的商业地位或综合实力约在一百名左右。潮汕中心城市如此地位，对比潮商在全国和海外的实力，对于全体潮汕人来说，既十分无奈，也无法回避。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潮汕地区拥有前人创造和传承下来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随着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潮汕人要创造更为先进的文化；而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决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落后的东西。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传承和弘扬潮汕族群的“根”和“魂”，总结和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更好前进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编 辑丨《天下粤商》黄译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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