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提名的《國寶銀行：小到可以進監獄》（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在網絡上引起了熱議。這部紀錄片講述了在紐約唐人街的一家社區銀行成了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後唯一一家被起訴的銀行，經過5年的訴訟最終贏得官司的過程。國寶銀行創辦於1984年，按規模在全美銀行中排名第2651位，一直以來服務唐人街社區的中國人，挺過了2003年的擠兌風波、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此次訴訟。該片從另一個視角向我們揭示了在美國自由競爭市場下中小銀行的生存之道。
本期週報我們聚焦中小銀行。我們認為，銀行業的生態也應該是參差多態的，既有大而全的、能在國際市場與外資行PK的大行，也有小而美、各具特色的中小銀行。將普惠金融寄望於大行顯然不現實，中小銀行一味地追求規模擴張也不可持續。
當下的環境，對中小銀行並不友好。利率市場化尚未完成，中小銀行面臨的攬儲壓力較大；經濟下行壓力和供給側改革背景下，中小銀行的資產質量也面臨較大壓力。監管高壓下，中小銀行此前靠同業負債和以同業資產為主的非信貸資產擴張的模式難以為繼，反而需要對虛胖的資產負債表進行“瘦身”。而中長期視角下，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技術是中小銀行經營的最大不確定性因素。
我們認為，監管並非刻意打壓中小銀行，反而給予“三農”和小微信貸投放比例較高的中小銀行充分的政策傾斜。對中小銀行而言，找準定位，服務特定人群或專注特定業務，尋求差異化的經營才是生存之道。對於無法自建完成投研體系的中小銀行來說，可將有限的資源傾斜於大類資產配置策略，並委託合適的管理人進行委外投資，並做到委外業務的過程可管控。而長期看，中小銀行應該擁抱科技、追求變革。
正文
腹背受敵下中小銀行的突圍之道
影響中小銀行經營的短期和長期因素
1、利率市場化與資產質量壓力
2015年10月24日，央行對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等不再設置存款利率浮動上限，我國存款利率管制放開，但這並不意味著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完成，目前大多數銀行存貸款利率的定價還是參照央行公佈的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尤其是中小金融機構）的自主定價能力還有待提高。
從國際經驗看，由於此前的管制利率低於市場均衡利率，放開存款利率管制後，市場利率可能會加劇波動並有所上行，儲戶對網點少、公信力相對不足的小銀行就會要求更多的溢價。但與此同時中小銀行又無法高息攬儲，因為在我國的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下，這是違規的行為，屬於非理性競爭行為。在MPA考核的七大項中，其中一項就是“定價行為”，重點考察利率市場競爭秩序和銀行的定價行為。因而，在管制利率放開、但利率市場化還在繼續推進的過程中，中小銀行在攬儲上處於不利的地位。
經濟下行期和供給側改革背景下的資產質量壓力也不容小覷。自上一輪國有銀行改制、引進戰略投資者和上市以來，中國銀行業的不良率一路下行，到2011年3季末降至歷史最低的0.9%。春江水暖鴨先知，那年秋季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浙江溫州爆發了民間金融危機，隨後受經濟下行壓力影響，銀行業整體的不良率開始走高，即便如此市場也認為銀行業的不良資產被整體性低估。
起初受產能過剩行業的影響，國有大行不良率的上升速度與股份行和城商行大致相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出臺後，限產和環保督察的壓力加碼，但週期價格的上漲卻有利於行業頭部的工業企業，國有銀行近兩年的不良率有所走低。
反觀中小銀行，其客戶中的中小型上游企業無法享受週期品價格上漲帶來的紅利，反而面臨產能出清的壓力，貿易企業也無法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因而近兩年股份行、城商行和農商行的不良率均有所上升，與國有大行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圖1）。在強者恆強、馬太效應愈發明顯的核心資產時代，從邊際上看中小銀行的資產質量依舊不容樂觀。
2、 監管高壓下的前期擴張消化期
自銀監會開啟“三三四十”大檢查以來，2017年已經有100多家銀行縮表[1]。2018年的金融監管對同業、理財和表外業務依舊是高壓態勢，前期倚賴同業負債和以同業資產為主的非信貸資產擴表的中小銀行勢必面臨“瘦身”。借用“三期疊加”中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這一提法，我們將這一因素稱為監管高壓下的前期擴張消化期。
與國有大行相比，中小銀行在以異地擴張實現擴表上存在天然的劣勢。股份制銀行雖可全國經營，但在網點數量上相較國有行也處於明顯的劣勢。城商行一度熱衷於在省外設立分行，但後來也被銀監會實質性叫停。中小銀行繼而通過同業業務一方面規避監管指標，另一方面通過金融市場業務和同業業務在異地設點（如事業部、代表處、辦事處、業務中心等），繞道實現異地經營，尋求資產規模的擴張。
我們以央行每月公佈的其他存款性公司資產負債表的對其他金融性公司負債加對其他存款性公司負債作為商業銀行同業負債的近似表徵，則兩者之和相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對非金融機構及住戶負債的比例（即同業槓桿率）於2011年、2015年、2016年出現了三次趨勢性上升（圖2）。
究其原因，2011年非標債權興起，中小銀行開始通過將主動吸收的低成本同業負債資金投向高收益的非標債權領域實現非標加槓桿。而在2015年股票牛市帶來的融配資熱潮中，由於融出資金方的要求收益率約在8%左右，顯著高於同業負債成本，於是低成本的同業負債資金又成為了股票配資的主要資金供應方。在2016年，同業負債成本與資管產品優先級約定收益率間的顯著利差又成為了中小銀行資管產品加槓桿的主要原因。
從央行按季公佈的中資大型銀行、中型銀行和小型銀行資產負債表來看，自2010年初到2017年3季末，大型銀行對非金融機構和其他居民部門的債權由50%上升到了56%，而同期中型銀行這一比例則從60%下降到53%，小型銀行由56%下降到45%（圖3）。與此同時，大型銀行對金融機構的債權佔總資產的比重由2010年初的13%微升至2017年3季末的15%，而中型銀行則從19%上升至25%（最高曾至30%），小型銀行則由19%上升至37%（圖4）。由此可見，儘管大、中、小型銀行近年來都加碼了同業業務，但中小銀行同業資產佔比的提升對實體部門的信貸投放形成了明顯的擠出效應
中小銀行對錶外理財也更為倚賴，如圖5顯示自2015年起股份制銀行的理財餘額就一直高於國有大行。在“資產荒”的背景下，中小銀行通過“同業存單-同業理財-委外-債券投資”的鏈條實現規模擴張，同業理財（金融同業類產品，指專門面向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金融機構銷售的理財產品）的規模和佔比擴張迅猛（圖6）。
自2010年以來，中小銀行的資產規模增速一直快於國有大行，而自金融去槓桿大幕開啟以來，監管層重點整治同業、理財和表外業務，旨在遏制資金空轉和脫實向虛，中小銀行的資產規模增速也隨之下降，股份制銀行資產規模的增速已低於國有銀行（圖7）。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未來3年要打好以化解金融風險為重點的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中小銀行對“虛胖”的體型進行瘦身是大勢所趨。
我們認為，中小銀行補充資本的壓力也不容小覷。銀監會在通報2017年“三三四十”檢查的結果時披露，查出規避資本充足指標一項共涉及資金6336.49億元[2]。這部分是銀行應提而此前未提或少提的部分，銀行有補提的壓力，後續將在報表中予以體現。其次，考慮非標入表需要新計提的撥備，我們整理上市銀行財報後發現[3]，相較國有大行和農商行，股份行和城商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相對較低，但與此同時股份行（剔除招商銀行，其淨值型理財產品佔比75%以上，不具備可比性）在2017年半年末的非保本理財餘額佔總資產的比例是在各類銀行中最高的（除招商外8家上市股份行的佔比都在15%以上，而五大行和郵儲銀行的佔比均在10%以下），部分城商行的佔比也在15%以上（圖8）。因而，對股份制銀行和部分城商行來說，非標入表面臨較大的資本補充壓力。
3、中長週期看，科技是中小銀行的X因素
我們認為，經濟下行和監管高壓僅是影響中小銀行經營的週期性和短期因素，而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技術才是中長期視角下影響中小銀行的最大不確定性因素。
就在上週，澳洲國民銀行（NAB）宣佈執行此前宣佈的裁員6000人的計劃，佔據全行員工的約五分之一，只因計算機軟件承擔了越來越複雜的工作，與此同時卻將招聘約2000人高技術金融專業人才[4]。高盛已將自身定位為一家科技公司，其內部的工程師和程序員比Facebook、LinkedIn和Twitter等互聯網公司都要多。
渠道和數據，是金融業的底層基礎。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使得金融服務提供商能隨時隨地觸達用戶，在消費和社交場景中可嵌入眾多的金融產品，金融場景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在大數據時代，藉助雲計算和人工智能，儘管銀行依靠收集數據、分析數據來甄別風險的經營方式沒有改變，但效率大大提高。
金融機構的核心競爭力，就是通過消除信息不對稱來提高對風險的識別和控制能力。而一旦大型實體企業（如沃爾瑪、GE）通過掌握的大量信息和數據緩解信息不對稱，也就具備了提供金融服務的能力，其效率和產生的價值也不遜於金融機構。GE資本（GE Capital）在2013年就被FSOC（美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認定為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
同理，互聯網公司也藉助技術手段掌握了金融機構不掌握的數據，理論上也能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務。在有限牌照和監管關注下，阿里和騰訊提供的金融服務已有了極高的滲透率。科技革命方興未艾，這對IT能力有限的中小銀行來說，所造成的衝擊再怎麼估計也不為過。
中小銀行的突圍之道
1. 審慎應對擴表。
擴表是一把雙刃劍。對中小銀行而言，規模擴張的好處不言自明：能擴大市場份額和影響力，形成規模效應和品牌效應，也能實現分散經營。但如果規模擴張靠的是不穩定的同業負債和以同業資產為主的非信貸業務，與此同時風控、管理和科技水平卻跟不上，即使擴表，也只能算是虛胖。
前些年中小銀行先擴充主動負債，再匹配資產，通過同業業務擴張資產負債表，還有大量非標資產遊蕩在表外，積累了不可小視的流動性風險，一旦經濟下行或央行收緊貨幣政策，就容易爆發流動性風險。不同於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都有資本約束，銀行的流動性風險缺乏資本佔用的約束，僅有一些監管指標，造成一些銀行缺乏對管控流動性風險的重視。許多中小銀行雖然在總行設立了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但並未設立獨立的資產負債管理部門，資產負債管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極易形式化，進而導致其實際作用並未充分有效發揮。
銀監會自去年5月1日以來開展整治銀行業市場亂象工作，效果可謂立竿見影。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透露，2017年銀行業同業資產負債自2010年以來首次收縮，同業理財比年初淨減少3.4萬億元，銀行通過“特殊目的載體”投資少增約10萬億元。表外業務總規模增速逐月回落，總體呈現收縮態勢。交叉金融產品的野蠻生長趨於停止。[5]
未來，中小銀行還是應該樹立穩健經營的理念，資產規模的擴張應當與資本和穩定負債來源相匹配，“有多大本錢幹多大事”，規模擴張的同時也要注重效益的提升。
2.正視監管高壓，找準自身定位，做特色銀行
客觀來看，嚴監管和MPA考核等確實對中小銀行的影響較大，但這並不是監管的本意，而是因為前期過度追求利潤、過度增加槓桿，導致資產的擴張速度超過了其資本承受能力和穩定負債能力所致。例如，有的資產規模超過5000億的城商行2017年貸款增長目標甚至高達60%—70%[6]。如此擴表，自然對監管風暴和MPA約束的感受較為強烈。
貪多嚼不爛。對中小銀行而言，追求國有大行的大而全模式無異於緣木求魚。中小銀行應該找準自身的定位，在特定領域精耕細作，形成自己的名片，尤其是縣域農商行，其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大行的縣域支行吸收了“三農”存款後去城市放貸的覆轍重演。因而，深耕本土，與本地的強勢行業和企業共同成長，才是中小銀行的“初心”。
比如，國寶銀行成立於1984年，一直致力於服務中國移民社區，雖然規模不大，但經營一直比較穩健，躲過了2003年的擠兌風波，躲過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不良率處於全美銀行的最低水平。在美國，不乏這樣服務特定社區或以特色業務聞名的銀行，如道富銀行以託管和被動型資管產品而聞名，硅谷銀行以投貸聯動業務為特色。我國也不乏這類銀行，如一卡通和信用卡業務為招行帶來了穩定的儲蓄存款，南京銀行以債券投資為特色，浙江台州的泰隆銀行和民泰銀行以服務小微企業著稱。
3.用足政策紅利。
監管層不但無心刻意打壓中小銀行，對深耕“三農”和小微企業，落實涉農和小微企業信貸政策較好的中小銀行還給予了充分的政策激勵。 例如，為了引導貧困地區法人銀行擴大對貧困地區的信貸投放，央行2016年3月創設扶貧再貸款，其利率甚至比支農再貸款更為優惠，且單筆扶貧再貸款的展期次數累計可達4次，比支農再貸款展期次數多2次，這就使得扶貧再貸款的實際使用期限最長達5年[7]。
再比如，我國目前的存款準備金制度是多層級的，按照機構類型，規模越大，一般來說存款準備金率越高。2014年以來央行就設計並實施了定向降準，對上一年“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投放比例較高的銀行給予激勵，2017年9月宣佈的定向降準於今年1月25日落地，就一次性釋放了約4500億元流動性[8]。再比如，MPA考核的七大維度中，其中一項就是信貸政策執行情況，鼓勵金融機構支持國民經濟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 此外，設立不滿三年的金融機構（比如民營銀行）可以不參與MPA評估[9]。
凡此種種，皆為管理層為恪守本源和踐行普惠金融的中小銀行所釋放的政策紅利。中小銀行應當用足這些政策紅利，這樣才是與大行的差異化競爭之道，而不是對眼前的紅利置之不理，反而要與央行博弈，不斷試探管理層對金融去槓桿和對系統性風險容忍度的底線。
4.調整委外模式：委託策略，管控過程
監管高壓下，中小銀行通過“同業存單-同業理財-委外-債市加槓桿和信用下沉”來擴表的模式已難以為繼。按照資管新規中理財產品需淨值化管理的要求，一些沒有投研能力的中小銀行或將退化為純資金募集渠道，互聯網金融也分流了大量資金。此外，根據媒體曝光的銀監會於2016年年中下發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10]，理財產品將分為基礎類和綜合類，前者無法投資非標資產和權益類資產。若這一規定落地，一些規模較小的農商行或將僅允許發行基礎類理財產品，發展速度會因此受限。
我們認為，受制於規模、地域和激勵機制，中小銀行要自建一套完整的投研體系並不現實，但可以將有限的資源傾斜於大類資產配置策略的研究上，根據自身特點自主制定策略，並委託合適的管理人進行委外投資，即委外不僅是委託資金，也是委託策略。此外，還要對委外的過程進行管控，委託人自身要了解投資過程，一旦發現問題能及時糾偏，因為最終承擔後果的是委託人，而不是管理人。
5.擁抱科技
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社會，正在進行的科技革命遠未結束，我們應為身處這一變革過程中而興奮，而不是一邊不思變革，一邊抱怨被互聯網顛覆。
銀行和互聯網企業之間的關係不是零和博弈，完全能做到互補。互聯網公司的強項在於渠道的觸達能力和數據的蒐集處理能力，但在金融產品設計和風控上的能力是有限的，品牌公信力也不如金融機構。二者完全可以將各自的強項嫁接在一起，形成互補，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
這方面，有一些銀行已不滿足於將互聯網作為前端渠道的延伸，而是探索與互聯網公司的深度合作，如有城商行與互聯網公司合作發放消費貸款，銀行提供資金和風控技術，互聯網公司提供消費和社交數據，損失則由雙方共同承擔。一些IT能力不強的金融機構藉助互聯網公司的雲服務，將業務完全跑在雲上。有基金公司藉助網購平臺的數據預判行業冷暖，並作為投資決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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