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22 魯迅評價郭沫若“才子加流氓”,郭沫若的一生是如何度過的(上)

魯迅與郭沫若為同一時代的偉人,各自的造詣都極高,然而二人生前的小矛盾導致他們屢屢沒有機會相見,最終魯迅的離世直接使他們倆陰陽兩隔,未能冰釋隔閡,成為了郭沫若心中的一個結。

根本無法找到最為貼切的詞語來形容二位,如若真的要給一個定位,那麼內山完造的評價是比較貼切的“魯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從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氣質”,“魯迅先生是純粹的地道的文學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見,就永不動搖,至今不渝”。是的了,魯迅是一個十足的文學家,有著自己的堅持與倔強,而郭沫若的身體裡留著政治家專屬的原則性血液,這使二人無法輕易認同對方,即使相見怕是除了劍拔弩張就是尷尬至極草草收場。

魯迅評價郭沫若“才子加流氓”,郭沫若的一生是如何度過的(上)

但是在那個年代,國家之事為第一要事,二人的關係之所以僵硬也少不了外界的挑撥,對於這一點,魯迅認識的極為透徹,他說“我和郭沫若、茅盾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象我們只在爭座位,鬥法寶。”郭沫若知道後愧疚不已,更是對魯迅深感佩服。

魯迅無比認同並且讚賞郭沫若的才華,他在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古器物學、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的學者,卻也對他的生活頗有偏見,因為眾人對郭沫若的評價褒貶不一,他除了是一位才子外,也是一位浪子。

郭沫若作為一名當時的新青年,高舉德先生賽先生大旗的人物,自然抵制一切迂腐封建的事物與禮制。20歲的他與他的第一任妻子在老家完婚,妻子張瓊華是他們在幼時就由雙方家庭定下的婚約,既然無法反對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只好在婚後的第五天就離開這個家,獨自留學日本,獨留妻子一人照顧雙方老人,這一照顧便是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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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瓊華一人獨守空房68年,膝下無兒無女,最終孤獨的死去,1939年返鄉的郭沫若只是對她深深的鞠了一躬,這是他內心的愧疚,但是卻絲毫沒有愛情。張瓊華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犧牲品,卻又無力改變自己的現狀,她的處境與魯迅的髮妻朱安倒是存在相似之處。

如若郭沫若對髮妻如此無可厚非,說他只是在嚮往自由與自主婚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對他的第二任妻子倒有一些現代“渣男”的作風。

東渡日本準備開啟新生活的他,剛開始卻不是那般如意。在異國他鄉,無依無靠,語言不通,經濟也陷入窘境,身邊一位熟識的人都沒有,還經常因為中國人的身份被歧視,他能做的只有每天都只有不斷的學習上課,甚至因為學習過度勞累而導致了神經衰弱,精神一度出現了問題。就是在這種極度壓抑極度抑鬱的狀態下,他遇到了他的繆斯——佐藤富子。

那是他去醫院探望生病住院的朋友,彼時的佐藤富子是東京聖路加教會醫院的護士,郭沫若對她一見鍾情。他也不清楚這到底是為什麼,佐藤小姐沒有天仙般的外貌,但是眼中凌波如秋水,氣質淡然溫婉,一下子便抓住了郭沫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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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郭沫若寫給佐藤富子的第一封情書:“我在醫院大門口看見您的時候,我立刻產生了就好像是看到聖母瑪利亞那樣的心情,您眉宇間散發著不可思議的潔光,就好比一輪光華四射的明月,您的臉放出聖光,您的眼睛會說話,您的口好像櫻桃一樣,我愛上了您!”

後來因料理朋友後事再度相逢之後,兩人你來我往便確定了關係。那時24的郭沫若遇到了22歲的佐藤富子,就像荒蕪的生命裡突逢綠洲,正如久旱逢甘霖,他為她取了一箇中文名——安娜。安娜出身日本名門望族,當家中親人得知她在與一位中國新青年戀愛後,都極力反對,甚至以斷絕關係相要挾,最終安娜依然選擇了她的愛情,不惜一切代價與家庭斷絕了一切關係,從家中搬了出來,跟隨著郭沫若,在信中她這樣寫給郭沫若“我把父親丟了,母親丟了,國家也丟了……這是怎樣悲慘的戀愛,怎樣悲慘的緣分喲!”

那時的安娜正是郭沫若的繆斯,是他一切靈感的來源,分隔兩地的二人只有用信件寄託情思,甚至二人曾經一週往來五封信件,是安娜讓郭沫若的所有情感迸發出來。正是安娜,讓郭沫若的寫作更上一層樓,在那個時期他所創作出來的詩歌一直流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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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郭沫若進入大學學習後,安娜為了可以幫助丈夫,做好他的賢內助,她隨著郭搬進了他的住處,為他料理一切衣食住行,包攬了一切家務,然而當時的二人一貧如洗,家徒四壁,可以說是什麼都沒有,安娜也沒有任何怨言,依然勤勤懇懇的幫助郭沫若,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都一直陪在他的身邊。郭沫若也沒有辜負安娜的期望,他創作出了許多優秀的作品,譬如《女神》。這本書一掃往日的詩歌風格,可謂是新詩歌的奠基之作。這本書袒露了當時五四時期每個新青年內心的苦與痛,而在這本書中的許多作品中,郭沫若也毫不掩飾的表達著對安娜的愛意,稱她為維納斯。在後來他的譯作《浮士德》的開篇更是直接表達了對安娜的感激之情。

20世紀20年代,郭沫若曾攜家眷回過一次國,然後後來因為國民黨的通緝又回到了日本,這一次在日本他一呆就是十年,這個時期的他深陷學術,潛心創作,先後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這些無疑都為後世做了極大的貢獻,他也被譽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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