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前正在實施依法治國戰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成為處理各類問題的首選方式，防範處理邪教工作也不例外。為了深入貫徹依法治國理念，中國政府相繼完善了黨內法規，修訂了《刑法》，出臺了相關司法解釋，並依法審判了一系列邪教違法犯罪案件，成為依法治國生動實踐。
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主要依法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來體現，即使法律的各項功能得到充分發揮，使之成為依法治理邪教問題的“利器”。那麼，在防範處理邪教工作中，法律應當發揮哪些重要功能呢？筆者在此簡要分析如下：
發揮引導功能，引導群眾自覺識別邪教。《黨章》《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刑法》《治安處罰法》都對分別對黨員和公民參與邪教活動處罰作出相關規定，成為中國依法治理邪教問題的基本準則。儘管沒有具體介紹什麼是邪教、在中國活動的邪教有多少種，但足夠引起人們關注什麼是邪教、如何識別邪教等。由於中國公安部、中國反邪教協會對在我國現階段活動的邪教作出明確規定，足以引起人們知道我國邪教活動的具體情況。將兩者聯繫起來分析，法律的引導功能自然顯現，告訴人們應當自覺抵制邪教。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現實生活中問中國有哪些邪教？大多數群眾都知道“法輪功”“全能神”“門徒會”等，參與了就會觸犯黨紀黨規和法律法規。
發揮懲罰功能，依法打擊邪教犯罪人員。 邪教活動是一種違法犯罪活動，任何違反都將受到法律嚴肅的懲罰。《刑法》第三百條明確規定：“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並處或者單處罰金。”特別是“華藏宗門”頭目吳澤衡被判處無期徒刑後，給從事邪教活動的人員極大震懾，任何從事邪教活動的人都逃不掉法律的制裁；依法審判劉家國、張立冬等案件，更是嚴厲警示相關人員，從事邪教活動犯罪性質極為惡劣地，還將判處死刑等，有力地打擊了邪教頑固分子的囂張氣焰。
發揮教育功能，及時幫助邪教痴迷人員。邪教犯罪被依法判處刑法後，將分別在專管監獄和社區服刑，期間接受系統的法治教育、宗教教育、反邪教教育和生活技能教育，使他們從思想深處認識到邪教的危害、認識到自身行為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傷害，自覺交待違法犯罪事實，自覺接受思想改造，早日迴歸社會，做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自開展防範處理邪教工作以來，李昌、王進東等一系列邪教人員端正了思想認識，果斷地站出來揭露邪教的危害，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特別是“門徒會”第三任頭目陳世榮，在服刑期間凱風網的採訪，系統地揭露了“門徒會”邪教組織的種種內幕，特別是“門徒會”高層的黑幕以及常用的欺騙手法，警示了廣大人民群眾，收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
發揮約束功能，及時規範人民群眾行為。法律最大的功能就是告訴人們，什麼不可以做、做了會有什麼後果，直接對人們的行為產生約束性後果，即預防人們從邪教活動而觸犯法律。由於近幾年普法活動的深入開展和反邪教警示教育的全面鋪開，人們將邪教違法犯罪活動與法治知識教育有機結合起來，對邪教的認識越來越深刻，自覺地同邪教作鬥爭。比如，遇到邪教活動及時舉報、主動收繳邪教宣傳品、自覺清除邪教的“小廣告”等，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四川省廣元市旺蒼縣公安局交警大隊退休民警蔣作林，累計自費投入超過18萬元，行程1萬多公里，編寫宣傳歌曲10餘首，順口溜、打油詩300多首，張貼反邪教宣傳標語500多條,製作反邪教宣傳小展板400多張，被媒體廣泛報道，為人們約束自己的行為起了很好的規範作用。
同邪教的鬥爭充滿了長期性、艱鉅性、複雜性，法治在同邪教的鬥爭過程中，發揮著既治標、又治本的作用，需要進一步弘揚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堅持依法處理邪教問題，收到標本兼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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