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稍知國史的讀者對這個名字都不會陌生。他既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的文學家，也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
我們熟於他“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的士大夫氣節；也知道他在政治上一生與七歲就能砸缸救人的舊黨黨魁司馬光相識相殺的故事。
這樣一個既能幹事，大搞變法，又有文采，私德還非常好的人，讓人不免從心底多出幾分敬意。
歷史書上把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歸於變法觸動了貴族與地主階級的利益，加之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勢力過於龐大，導致變法失敗。
總體來說，王安石是以一個勇於改革的正面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梁啟超評價王安石：“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這裡的荊公指的就是王安石。
列寧評價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近代政治人物特別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因時代所致，同樣也在搞改革、搞變法，不免對王安石有惺惺相惜之感。
我們若通過與王安石同時代，或後世文人對於他本人及變法運動的評價，可以更加客觀地、全面地俯瞰這場政治體制改革。
一、後世文人眼中的亂國者
我們先來看看幾位不同時期文人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價。
北宋理學大家朱光庭：“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
同為北宋時期的崔鶠：“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
再看看南宋大儒朱熹的評價：“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這話說的就有點狠了，一點面子也不留，你要覺得這就夠狠了，請往下面看。
南宋著名文人羅大經：“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國家從統一到分裂，罪歸禍首就是王安石，分裂而不能再統一，元兇就是秦檜，居然把王安石與秦檜放在了一個序列。
其實不光兩宋時期對王安石有這樣貶低的評價，至明清之時，這樣的評價仍不絕於耳。清代學者嚴有禧評：“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
通過歷代文人的評價，我們似乎對本應面目清晰的王安石變法又多了一層疑惑。
一場代表先進思想，大膽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豪情壯志般的變法，為何得到的評價如此兩級化？
二、王安石變法用人得失
據《宋史·王安石傳》記載: “性強忮，遇事無可否，信所見，執意不回。司馬光謂其泥古，所為迂闊。”王安石為人非常執拗 ，有“拗相公”之稱。這導致在變法過程中，聽不得反對意見，往往對異己分子進行打壓。
熙寧三年 (1070)二月，韓琦上疏批評青苗法，趙頊感到有道理，誇獎說：“琦，真忠臣”。
對此，王安石卻說立青苗法是為了“助民”，年息四分是“周公遺法”；針對韓琦所說“興利之臣”，他批駁說:“今陛下廣常平儲蓄，抑兼併，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慾，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凡是朝野中反對變法的異己份子他都會想盡辦法趕出朝堂。
更嚴重的是王安石對那些專司言責的臺諫官員也同樣進行打擊。《宋史·王子韶傳》記稱:“中垂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因為呂公著帶頭對新法的錯失及問題提出批評和糾彈，王安石竟將御史臺的官員全部罷黝，權勢之盛確實嚇人，大搞一言之堂。
執拗的性格加之對變法的急功近利，使變法集團內部充斥了各種政治投機者和權慾薰心的小人。
呂惠卿本來是王安石變法之初最得力的助手，此人很有才幹，跟王安石的關係非常密切，深受王安石的器重。
呂惠卿上臺當權後，他的權欲急劇膨漲。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力，實現獨舫廷的野心，他不管是變法派還是守舊派，不忠於自己的一律排擠打擊，提拔自己的黨羽，在朝廷中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呂氏小集團。他對罷相後的王安石想盡辦法打擊陷害，史書稱：“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為”。
鄧綰，變法中最典型的投機分子，此人是個官迷，但一直官運不佳。王安石變法後，他一連給宋神宗寫了幾十份奏書，讚揚新法。王安石把他當作“知音”召進京來參與籌措變法，許多同朝的官員都諷刺他，他卻說了一句著名厚黑學的話：“笑罵由你，好官我自為之”。
由於他對上吹拍有術，兩年後，便當上朝廷三品大員御史中丞。隨著官位的升遷，其政治投機分子的面目越來越暴露無疑。當王安石任宰相主持變法時，他對王投其所好，拼命吹拍，以求保住官位。而呂惠卿上位掌權後，他馬上轉而奉承呂，誣陷王安石。在所謂“李士寧案”中和呂一起加害於王安石，等王安石再次掌握朝廷大權，鄧綰又揭發呂惠卿，試圖洗白自己。
變法新黨中存在大量這樣的小人、妄人，其結果可想而知。
三、變法對北宋政局之影響
圍繞王安石、司馬光的新舊黨之爭前後凡五十餘年，對北宋的政治產生頗大影響。
由於新、舊兩黨更迭執政，王安石曾兩度退職，新政時行時廢，臣民無所適從。黨爭最初因為政見不同而起，後來演變成排除異己的奪權之爭。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馬光執政，幾盡罷新法，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此一時期改革派人士幾乎全招貶職。
蔡確、章惇等被貶至嶺南（廣東一帶），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史稱“元祐更化”。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親政，章惇進京出任尚書左僕門下侍郎，恢復宋神宗的新法，史稱“紹聖紹述”，意為繼承先王之。章惇當政期間，對元祐諸臣大肆報復，以“抵毀先帝、變易法度”的罪名，剝奪了司馬光、呂公著的贈諡，絕大部分的舊黨黨人都被放逐，貶到嶺南等蠻荒地區，又企圖追廢宣仁太后，為哲宗所止。到了徽宗時期，則將章惇以罪貶逐於外，改用韓忠彥、曾布為相，試圖化解新黨爭，但黨爭已是無可化解。
王安石變法改變了北宋初期的政治規則，使得北宋“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和諧君臣格局演化為黨爭政治。黨同伐異在此後的北宋歷史上屢屢上演，直至靖康之恥，北宋滅亡。讀到這裡，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羅大經為何說“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
一場初衷富國民強的改革，又由一個私德極佳的能臣主導，最終走到失控的地步，令人唏噓。1915年9月6日，毛致信蕭說:王安石“欲行其意而託於古，注《周禮》，作《字說》，其文章亦傲睨漢唐,如此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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