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第十七屆中國改革論壇”於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舉辦。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出席並以“用刺激性辦法保6，還是用改革的辦法穩5”為題發表演講。
劉世錦首先澄清了關於我國經濟的兩個基本事實：
第一，從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到近10年的經濟增速逐步回落，很那用一般的週期波動理論去解釋。在劉世錦看來，這是一個增長階段的轉換——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將來5%左右的中速增長。
他給出了四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工業化階段，重要歷史需求峰值相繼出現。“房地產峰值出現在2003年，基建投資峰值在2006年，出口峰值在2011年左右就已經出現了。另外，我們一些重要的工業產品，像焦炭、水泥、乙烯、粗鋼等等，都相繼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出現了以後，整個增長就會進入所謂的平臺期，然後逐步回落”。
二是人口和勞動力結構的重要變化。劉世錦稱，從2012年開始，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每年至少減少二百萬，最近幾年更是達到了四、五百萬人。就業人口總量從2018年開始下降。“所以我們最近幾年，穩增長是為了穩就業，其實反過來想，就是因為勞動力總量和結構的變化，它本身就是經濟減速的一個變量”。
三是可利用的技術減少。我國已經形成了全世界最為齊全的工業門類，而且已經在部分領域並跑和領跑，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利用的技術已經明顯減少”。
四是資源環境可承受的能力達到了臨界點。劉世錦表示，資源的消耗、碳排放已經接近了歷史峰值，環境容量大幅度收縮，部分地區超過臨界值，最為明顯的就是霧霾天氣的影響。
劉世錦舉例稱，從國際經驗來講，日本、韓國、中國臺灣都經歷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長，當人均GDP達到1.1萬國際元的時候都由高速轉向中速，日本在70年代初期，直接降到4到4.5%了，韓國是90年代後期，直接降到5%左右，中國臺灣是80年代的後期，由10%降到5-6%。
“我最近組織了一個團隊，一直在研究潛在增長率的問題，最後算出來的，就是2020年到2025年的潛在增長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間。我們經歷的是增長階段的轉換，它是符合規律的。下一步，其實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是在6%以下的，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結論”，劉世錦直言。
第二個基本的事實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政策不可能改變潛在增長率。從經濟理論角度來講，經濟增長是由要素的供給特別是要素的質量及其組合的結構，或者簡單地說，由結構性潛能來決定的。
“最近呼籲貨幣政策放寬的呼聲比較高。實際上，這些年貨幣政策總體上是比較寬鬆的，前些年為了穩增長，加槓桿，而且出現了槓桿率過快上升的情況。所以中國目前為止沒有出現說是由於貨幣政策過緊影響經濟增長的情況”，劉世錦認為。
至於脫實向虛、傳導不暢、民營和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等問題，在其看來，都是屬於結構性、體制性問題，作為總量政策的貨幣政策，很難影響或改變這種現象。
“所以，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我們的宏觀政策並不緊，總體上還是比較偏松的。如果你想繼續把它放鬆，放得更松，用一種刺激性政策，試圖達到超過潛在增長率的增速，實際上是寅吃卯糧”，他直言。
他還告誡稱，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為“經濟真正斷崖式下跌的一個誘因，這是目前特別需要警惕的”。
劉世錦認為，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速增長平臺，但還沒有穩下來，“今後一兩年內還有一個百分點左右的回落空間。中速平臺增速可能穩定在5到6%，或者到5%左右”。“根據我們宏觀模型分析，明年一季度後，經濟有很大可能性再次進入下行通道，所以明年穩增長的壓力和挑戰將大於今年”。
他也解釋稱，5%左右的經濟增速符合我國現在的潛在增長率，“像2018年，我們的新增量相當於一個澳大利亞，今後一兩年、兩三年，可能會相當於一個俄羅斯，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提供了全世界30%的需求量。但是我們老的結構性潛能，就是剛才講的三大需求來源，基建、房地產和出口，基本上動能已經不足了，它對存量很重要，但是增量已經不能再靠它了，必須要激發與中速增長期相匹配的新的結構性潛能，否則這個5%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是，我們看到由於存在體制機制上的束縛，不少新的結構性潛能你看得見、抓不住”。
劉世錦提出，下一步，特別是從明年開始，重點要放到挖掘新的結構性潛能的改革和政策調整上。
他提出六個方面的改革：
第一，通過城鄉要素流動加快大都市圈發展。“最近《土地管理法》給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開了一個口子，但是宅基地朝外流轉還不允許，我覺得這個改革必須加快，否則這個大都市圈的潛能，我們只能是看得見、抓不住”。
第二，打破行政性壟斷，改進低效率部門。他認為部分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缺少充分競爭的領域，特別是技術產業需要進一步改革。“下一步，將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通信、金融等領域，應該實質性地放寬准入、促進競爭上，應該有一些標誌性的大動作”。
劉世錦稱，“石油、天然氣行業能不能上中下游全鏈條放寬准入、放開進口。這樣做的好處在什麼地方呢？包括電信行業，能不能再搞一兩家民營資本或者系統之外的包括國有資本在內的投資者參與的這種基礎電信運營商，不是虛擬電信運營商。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帶動有效投資，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實體經濟和全社會生產生活的技術性成本，從全局上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
第三，促進產業內優勝劣汰、轉型升級。劉世錦表示，在此過程，要防止由於不公平競爭導致的優不能勝、劣不能汰的逆向選擇。“比如一些民營企業是頭部企業，但是他貸款被抽走了，日子很難過，不得不投靠國企，其實他投靠的那個企業效率比他更差”。
第四，以創新帶動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產業的增長。“中國下來一定要形成一批區域性的創新中心和創新性城市，但是這個不是誰規定的，是通過競爭形成的。我們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究滯後。下一步，你要解決一大批諾貝爾獎金的研究成果能夠成批出現的土壤，否則創新將會後勁不足”。
第五，培育更適應中小微企業成長的制度環境。金融體系必須進行專業化、數字化、市場化改革，全面提升服務中小微企業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傳統的工業化方式轉向綠色發展。這需要解決好生態服務資本價值的核算，解決綠色發展中算賬的問題，需要推廣更大的綠色技術和配套的體制機制政策。
劉世錦表示，上述六點都與改革相關，都能夠激發新的結構性動能。但需要調動三個積極性：
一是政府官員的積極性。這要解決激勵和約束的再平衡問題。“能不能表彰一批願作為、能幹事、幹成事的幹部，突出業績評價和用人導向，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地方競爭機制。因為地方競爭機制是中國經濟發展過去最重要的發動機之一，這個發動機不能熄火”。
二是企業家的積極性。最重要的是穩定預期和信心，讓企業家願意促進創新和進行長期投資。
三是科學家的積極性，能夠心無旁鶩，自由探索。“不能整天為了報賬、審批課題忙得不行”，逐步形成諾貝爾獎級研究成果成批穩定湧現的環境。
劉世錦還特別強調，“高質量發展還得摸著石頭過河，這是我們新時期特別應該強調的改革的基本方法論，把機制問題解決好，各方面增長都能夠得到充分釋放，推動中國經濟有活力、有韌性、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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