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最大的悲傷，莫過於重病將亡和死亡，因為這意味著終極的道別。

無論你再怎樣留戀，無論再怎樣努力，都不得不面對，我們遲早要一個又一個送走自己身邊的人，最後輪到自己。

真到那個時候，你會是什麼模樣呢？

另一種表達難過的方式

演員高以翔不幸英年早逝，引發了許多普通網民的追思，當然他的娛樂圈好友更不例外，他們的“表現”也自然格外受到輿論的關注。

高以翔當年曾經與王力宏、彭于晏一起，作為范瑋琪、陳建州夫婦婚禮的伴郎。能被人選中擔任這個位置，應該是與新郎陳建州的關係非常好了。因此，許多網友覺得陳建州在高以翔去世的表現有些“無情”：

原因是，他竟然在高以翔屍骨未寒之際，許多人還沉浸在悲傷的時候，和一群高以翔生前的好友一同聚餐，而且現場氣氛還挺好。曝光的照片中顯示，大家有說有笑，陳建州還抱著幾個小孩，玩的好不開心。

這一幕讓許多網友感到不能接受。他們紛紛留言，痛斥陳建州等人怎能如此冷漠，竟然在朋友剛剛故去時，一面在社交媒體留言悼念，一面還大肆飲宴，而且看起來還那麼開心，一時間“戲子無情”、“這時候才能看到誰是真朋友”、“太裝了”甚囂塵上。雖然宴會上並非只有陳建州一人是高以翔的密友，但是因他更有名，因此也是被數落最多的。

世人大概都期待好友如陳建州，應該是痛苦欲絕、悲傷成河，最好是大聲嚎叫，眼淚止不住流，大概這樣才算是“符合標準”吧。

就像之前韓國藝人崔雪莉自殺身亡後，好友具荷拉開直播，聲淚俱下的模樣，就很得許多網友的認可。以至於具荷拉也追隨崔雪莉而去後，有一些輿論認為，她自身遭際的不幸，再加上承受不住好友崔雪莉離去的打擊，才走上了同樣的不歸路。無論如何，這樣好像才是朋友失去的正常反應。

所以，許多人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陳建州的做法：你的朋友走得那麼突然、這麼不幸，你怎麼還笑得出來？

然而，我認為，陳建州不去表達“哭哭啼啼”而是聚會、歡笑的方式，並不是冷酷無情，也不是無動於衷、感情不深的表現，這恰恰是陳建州等人追憶高以翔的方式，而且這種追憶故人的方式也有很多可取之處，因此更值得大家予以尊重。

1 表達難過從來就不止一種模式

我相信，絕大多數看到這裡的人大概都會覺得，好朋友故去，不說表現得非常痛苦，也不至於聚會玩樂，還有說有笑，特別是事情發生還沒有幾天……再怎麼樣也不會如此啊！

當然，我很理解這些網友的心情，也很理解他們從這個角度做出的質疑。

親友去世，有沒有悲傷，是情感問題，而如何表達難過，其實是個文化問題。

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遭遇類似的事情，不管說是朋友去世或者是有人得重病、可能不久於世，我們所接受到的教育或者說我們所看到周遭文化表現，基本上有一個約定俗成的範本：

基本上都是非常悲悲慘慘慼戚，常常以大聲的哭來表達內心非常難過和悲痛，甚至很多人茶飯不思、夜不能寐。

此時，很多人會勸他們說，你不要太難過，但是，我們也知道，這樣的往往沒有用，相反，這麼勸說的人，往往自己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淚，最後兩個人抱頭痛哭。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把這種悲傷、難過表達出來反倒是一件好事情，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表現。

假設有人在這個時候來個大聲的笑，我們反倒會覺得，不是這個人精神有問題，就是這個人沒有良心。

以上就是文化使然。文化是一群人的習慣，是一群人行為方式的一種模板。當然，既然是一群人的習慣，那麼對於另一群人來說，可能就不一定是他們的習慣了。

如果從文化角度審視，我們可能會發現很不一樣的現象：

在這個星球上，有許多和陳建州這樣看起來有點“冷漠”的難過文化。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過，在一些非洲的一些民族。親人過世後，他們聚在一起，載歌載舞。

曼德拉去世後，有一箇中國記者去當地採訪，這是她看到的景象：

當他接近曼德拉家門的時候，只見各種膚色的人們正在曼德拉家門前載歌載舞，有的身穿印有曼德拉頭像的衣服，有的身披印有曼德拉頭像的旗幟，還有的舉著他的照片和畫像。人們高聲呼喊著曼德拉的名字，唱著頌歌，往往一人起個頭，就會有一群人唱和，主唱、伴唱、合唱分工明確，層層推進，就像排練過似的。

人群中，領唱的邦格祖女士一邊投入地高歌，一邊揮舞著手臂，富有磁性的嗓音將歌曲的氣氛不斷推向高潮。在她唱完一曲後，記者擠到她身邊，詢問她。

“曼德拉去世不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嗎？你們為什麼還要在這裡唱歌跳舞？”

她解釋道：

“在非洲文化中，

由此可見，載歌載舞的模式，當然不代表對非洲人民來說他們很開心，這就是他們有別於我們的難過文化。

而在歐洲地區，也有一些有別於我們的哀悼文化。他們表達哀傷的方式可能會是什麼呢？

往往是一群人大家聚在一起，談談和當事人在一起的時候發生的一些趣事，然後大家說說笑笑，分享與這個人共度的美好時光。

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和夫人前幾年分別離逝，他們夫婦去世後，我們看到他們的葬禮，就是在這種輕鬆的氛圍下結束的，兒女們也沒有太過悲情，甚至還會說說故人的小笑話。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參加葬禮的一些人拍攝的照片，也都是有說有笑的，絲毫不像出席一個葬禮，而是一個派對。

這也是他們難過文化的一部分。

陳建州和剛剛離去的高以翔，其實都是留學美歐多年的人，相比較而言，他們更能接受這些文化，也就不奇怪了。

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化共存的時代，我們當然需要尊重自己表達哀傷的方式，同時也要尊重別人表達哀傷的方式，因為這也是一種權利。

如果從這個視角看去，陳建州他們沒什麼可以指責的。你想，在那些文化下，葬禮現場都是有說有笑，甚至還跳舞，人家陳建州還只是在私人聚會上談笑風生而已呢。

2 對以悲悲慼慼為重點表達難過方式的反思

話說回來，其實很多時候我還是蠻欣賞陳建州他們這種表達難過的方式。

這來自我對我們以悲悲慼慼為重點，表達難過方式的一些反思：

請回想一下，我們表達難過的方式，核心在於，當發生這樣重大的事，我們常常是久久不能忘懷，不管是得了重病即將不久於人世，還是這人已經故去，

在這種狀態下，好像就不能夠歡樂起來，而且也不太允許自己會歡樂起來。如果歡樂的話，我們覺得這是一種需要譴責的事情。因為這意味著，你能夠那麼快就從難過中走出來，證明他在你心中沒有什麼分量，如果說愛不愛，當然是不夠愛了。

我先不說這種認知是否準確，先來說說，這種方式可能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首先，它會引起一個人在較長時間處在情緒比較低落的狀態之中。

因為我們一直生活被悲傷的籠罩著，不管是我們用哭哭啼啼的方式，還是說我們面無表情，反對進行一些娛樂活動等，不管怎麼說，這些方式都讓我們的情緒變得比較的低沉。而當我們想去做一件可能讓自己開心一點的事情時，我們也會反對自己這麼做，或者在做的同時，產生內疚感：我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還想著愉悅自己？

這些情緒，夾雜在一起，就會使得這個人長期處在心境比較低劣的狀態裡。而這種狀態，對一個人的身體健康可能會產生較大的印象。

我們常常聽說，有些老年人或者重病患的家屬，長期自己的身體情況很糟糕，甚至有些老年人故去後，他們的另一半隔不多久，也會離開人世。前面提到的具荷拉，在朋友崔雪莉剛剛離開不久就選擇離開，很合理的一個推測即是，，這種悲傷難過的情緒強烈地形成了刺激，以至於她在多重壓力之下，終於承受不住了。

由此可見，持續沉浸在這種悲傷情緒裡，對一個人的情緒健康會產生較大的影響。

其次，持續沉浸在悲傷難過之中，會讓一個人整體的生活停滯不前。在這個時刻，哀傷難過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不太會允許自己去做其他與之基調不同，甚至相背的事。

古人有守孝三年一說，他有充分的時間與難過悲傷的情緒相處，能夠很好地處理自己的喪失。在古代，因為整個生活節奏比較緩慢，經濟社會發展幾乎是靜止的，一千年裡不會發生什麼大的變化，在這樣特殊的時期，這樣的做法，大概還是可行的。但是，身處現代的社會之中，大概讓你脫離社會一個月，就會發現自己可能已經脫節很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每個人都必須也不能不順著社會潮流發展往前行進。

然而，如果此時遭遇令人非常難過之事，又很難允許自己儘快的從這種悲哀的氣氛裡走出來，那會形成什麼樣的結果呢？

我們生活要求我們必須向前，但是這種悲傷的氣氛又不讓我們生活不能往前進，兩者就會打架和對沖，之後的結果，就是會讓我們的思維打架，整個生活踟躕難行。

我曾看過一個紀錄片，有講一個失去丈夫的妻子，她有很好的文化，丈夫亡去之後，他每天給自己的亡夫寫一首這個悼念他的詩歌，寫得非常悲悲慘慘慼戚，一年過去了，累計寫了幾百首。

我很欣賞她的才華，同時也真的對她感到非常難過。她用這樣的方式，讓自己一直處在整個生活基本上停滯不前的狀態中，整個人精神萎靡、絲毫沒有生活的激情，當然也做不了任何其他的事情了。

最後還有一點，因為我們一直處在這種難過悲傷就要持續很久、比較悲慼的狀態下，其實也會引起我們另外一種反應，就是我們會對引發悲傷的事情產生高度、不合理的防禦。

因為哀傷事件和高度的情緒和生活停轉聯繫在一起，以至於我們不敢發生，甚至很難想象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們身邊。

創傷心理學經典著作《創傷與復原》是國際上比較著名的一本講心理創傷的讀本，我多年前拜讀這本書的時候，有一個發現，那就是對許多外國人來說，他們心中比較大的心理創傷事件多為性侵犯、性虐待等，絕少提及重大親友的亡故和重大疾病來臨、行將走向死亡。然而，我相信，如果寫一本中國版的創傷心理書，對中國人來說，更常見也是更大的創痛，大概還是死亡。這或許就跟在我們的定義中，這類事件會產生高度長期的情緒低落和生活停滯有關，因為這確實就是創傷發生時的典型表現。

所以，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也會讓我們情不自禁形成這種反射，覺得自己不能經歷這樣令人害怕的場景，本能地進行防禦和逃避，並且無形中把這樣的害怕擴大化，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痛苦。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場景，有些人渾身插滿管子，已經非常痛苦，意識也不太清醒，但是還是不能離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我們還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那種悲傷，以為伴隨著離去，隨即而來的是天崩地裂式的悲情，而換了誰，能坦然地說，自己已經接受好面對這樣的悲愴呢？當事人一想起這，可能也很痛苦，痛苦地忍受下去；身邊的人一想到這，可能更加痛苦，因為目前的苦還能預計，將來的痛苦更是難以想象。

當然，這些大多可能是我們想象出來的痛苦。

一個人要構成心理創傷，一般來說，要滿足兩個核心條件：一是自主權的喪失，就是認為自己面對巨大的災難，自己已經無能為力，改變任何局面，只能被動接受。二是感情連接的中斷，也就是喪失人際聯繫和情感支持。

因此，我很擔心的是，一味地把難過就要跟悲悲慘慘慼戚聯繫在一起的做法，其實弄不好會導致相當一部分人從經歷創傷性事件過渡到形成心理創傷，因為這卻是很容易導致一個人面對如此大的事件，不能看到其實自己也有可以自主掌控的部分，當然由於悲慼的狀態，實質上也是謝絕了人際聯繫。

這恐怕也是上面列舉的不少類似具荷拉等人的例子中頗為令人感到不幸的真正原因吧。

3 陳建州模式的可取之處

任何一個人，只要不是反社會、沒有良心，我相信遭遇重大變故，其基礎的情感體驗，還是很難過和痛苦的。

質疑陳建州的內心世界，其實有些誅心之論，而且我覺得以他能夠邀請高以翔作為伴郎，他的痛苦程度，肯定比只是在熒幕上見過他的人要深刻的多。

其實，仔細去審視陳建州等人聚會歡樂的一舉，我認為這其實是他們用來處理內心悲傷的一種方式，而且確有其可取之處：

首先，實現了面臨創傷性事件之後的人際支持功能。

團體心理動力學研究發現，當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一起給予彼此一些力量的時候，這種能量是很強大的，不亞於一對一的心理輔導。

陳建州的新聞被曝光後，我追蹤了幾天，發現其實事後，不僅是陳建州這些好友，連高以翔他年過七十的老父母，也參加了類似的聚會。在這個聚會上，他們唱唱歌、彈彈琴，有說有笑的圍在一起拍照。范瑋琪的社交平臺上，可見11日，她們與把場地佈置得充滿了聖誕的氛圍，還有一個大大的“G”，他們還一起合唱《hey jude》。

我相信，假如你的陳建州的難過指數有懷疑，也不會質疑高以翔父母的悲傷程度。老來喪子，可比中年喪友，痛苦得多。

然而，照片中看到，他的老父親還是能夠彈吉他，和大家一起說說笑笑，你不會在他的身上看到那種我們可能更習以為常的悲悲慘慘慼戚，欲哭無淚、尋死覓活。相反，你能夠感受到一種歷經波折之後的從容。

這一群人，他們本身同在很悲傷的事件中，卻不曾讓你感到強烈的負能量，他們也不會向彼此傳遞負能量，相反，他們的相聚，在消化悲傷內心的同時，倒是顯然地給予彼此正向、積極的力量。

我相信，這對於陳建州他們，對於高以翔的老父母他們，都是彌足珍貴的。

其次，打破悲傷事件的宿命論，關注在積極事件的層面。

當發生重大事件後，真實事件和我們幻想出來的糟糕局面常常會膠合一起，形成悲傷必然引出更多悲傷、難過必然引出更多難過的宿命。

然而，如果能夠聚焦輕鬆一點的話題，比如與故人相處中的開心畫面、生活趣事，而不是賦予悲傷事件更多悲傷的意義，那麼這件事就不至於形成痛苦的循環。

這樣做，允許一個人能夠與自己的悲傷保持一些距離，不至於被悲傷所吞噬，而且可以用比較有強有力的力量去跟他相處，這是非常棒的部分。

我相信，在高以翔身邊的人，大概不會發生像具荷拉這樣因為看到他離開，想想自己可能過得也不好然後也選擇離去的事，因為他們已經不再悲傷難過中沉淪，而是可以與之相處。

更重要的是，這種方式會讓人更多關注生命中美好的一面，而這恐怕是悲傷事件讓我們得以啟迪的真諦所在。

當他們一起去追憶共同相處的時光中美好的畫面，特別是值得讓人發笑的那些畫面，我相信，如果說要長長久久地把一個人記住，這些畫面其實是會永遠存在下去的。如果說忘記就意味著背叛，那麼顯然，不那麼悲傷地記住一個人，或者說歡快地記住一個人，比悲傷難過地緬懷一個人，更能體現這個人存在的價值。

這些美好的回憶同時也在提醒我們，美好的東西可能是稍縱即逝的，你不要假想他們會永遠保鮮。所以，大家要珍惜好過好當下的每一刻生活，包括從珍惜這樣一次聚會，大家好好的聚在一起，去享受這段美好的團聚時光。

一個人他是在悲傷中度過他的一生，還是在快樂中度過他的一生？哪種度過的方式更好一些？一定是後者。

而在平常時刻，這點常常不被人注意。反倒是那些哀傷時刻，像人生中的路碑，警示我們，請允許自己朝向更為美好的生活。

4 結語：能夠從容道別也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

每個人都有表達難過和悲傷的權利，也應該允許每個人擁有自己表達難過和悲傷的方式。我不是有意去評判哪一種難過心情表達的方式更優於其他，事實上，這本身就是因人而異、因地制宜的事。

只是，如果站在一個人文關懷的層面，我們希望所有人的狀態都能過得更好，當允許自己和他人具有更高度的靈活性，包括在面對悲傷難過的時刻。

不說陳建州，其實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可以輕鬆一點談及諸如死亡、重大疾病等敏感話題了。

最近網絡上有個名歌手，曾演唱《忘羨》、《煮酒聽雨》等知名歌曲的吾恩，年紀也和高以翔差不多35歲左右，在社交媒體上發了一篇文章，告訴大家自己近期身體不適，進醫院檢查發現已經是晚期的胃癌，而且情況已經是非常的兇險。很多網友為他擔心，他自己一開始其實也挺擔心，但是，追蹤他的社交媒體之後，我慢慢發現，經過幾天時日，他已經能夠用類似陳建州的模式，去看待可能會到來的死亡。

他表示，在積極投入治療的同時，作為一名歌手，自己也還是不會立馬就踩剎車，還是要繼續從事音樂創作，而且時常在社交媒體放出自己微笑的照片，同時給可能有同樣類似經歷的網友一起打氣。

說實話，看到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已經要面臨死亡命題，我也會心有慼慼焉。但是，看他能夠用這樣坦然和積極的方式去面對，而不是被命運掐住喉嚨、一動也不能不動，我顯然，更傾向於接受這份更有張力和彈性的“陳建州模式”：

疾病和命運對一個人可能是無情的，但是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決定如何面對他們，是不停地為自己感到悲哀，亦或者抓緊時間，開心地過。

反正，我也會選擇後者。

當然，我也希望身邊人也是如此。

記得有一次和幾個朋友一起聊天，不知怎麼，談到了關於死亡的議題。有一個平時五大三粗、情感上粗線條的男性朋友，不知怎地，冷不丁冒出了以下這些話。

過去看外國電影，看到媽媽重病不久於世，女兒在床頭跟她說：

媽媽我很想再告訴一次，我真得非常非常地愛你，我不希望當你走的時候你才聽到這些。

這樣的場景，也許在我們這裡不太可能發生，因為這種話是很犯忌諱的，但是我真的很欣賞這樣不是哭哭啼啼的表達。

聽他說完，我若有所思。

也許，在現實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女兒對媽媽說“媽媽沒事的，你不會有事的”或者“媽媽你怎能拋下我……”。

這都是我們常見的面對道別的表達方式：

要麼是面對道別，選擇逃避，“沒事的”=不用道別了。

要麼是強烈地與道別做對抗，“拋下我”=我不要道別，道別得太快，我還沒準備好。

一個人之所以會沉浸在難過悲傷之中，不是因為我們終將道別，而是因為我們沒有充分準備好就面臨道別。道別太倉促，因此就需要用更多的悲傷，來接續道別的不足。

我期待有一天，我們能允許另一種道別方式的存在，允許我們在道別來臨前，就很好地做道別，允許我們在道別來臨之際、之後，能夠從容地、好好地說一聲道別。

這也不僅僅只是一種習慣，其實也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

謹以此文，給所有正面臨離別的人們。

於2019乙亥年冬至日前。

作者 | Arthur Chen 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

簡介：心理圈稀有性別男顏值高諮詢師，長相年輕、內心成熟的代表人物。座右銘：惜時惜人。諮詢小時數：3000小時，研究方向：職場心理、婚戀兩性、身心疾病、朋輩心理輔導。近期關注：要事第一、正念減壓、網絡時代人際溝通。

編輯 | 一杯咖啡全媒體編輯部編輯 禾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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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系一杯咖啡全媒體編輯部原創作品。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一杯咖啡公益心理團隊。2012年在上海出發。組織咖啡心理公益諮詢、公益單身相遇活動、公益心理團體活動、公益心理諮詢師學習活動、心理類科普原創翻譯讀書文章不定期更新。助人自助，用生命影響生命。一杯咖啡，溫暖世界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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