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MOViE木衛 載於中讀App
《柔情史》的中國母女家庭，看起來沒能比隔斷群租房北漂情侶好哪去。被文青老外意淫的老北京四合院衚衕生活，變成了生活掐住她們咽喉的沉重枷鎖。她們既被過去所囚禁，又看不到未來。正如巴不得老頭早死，又操作不了進程。
母女的相愛相殺，不至於王競作品那般“萬箭穿心”，但細想之下，長期的相互折磨又不得解脫，倒也有痛不欲生的意思。
有人說，中國的家庭是個奇怪組織。如果不能互相增加幸福，那就要互相增加傷害。問題關鍵就出在，如果不是擠做一處，互相取暖。愛與傷的問題，也不會暴露得如此明顯。然而，中國人，東方人偏偏要擠做一處，愣是要選一間沒有隱私、平民區屬性的衚衕平房，照常生活。
《柔情史》的前面還好一些。尤其是交代母女兩個人的生活狀態，她們依靠男人，又嫌惡男人。這一切，都建立在母女被那個看不見的丈夫（父親）所拋棄的情形之下。住南城的老頭子，似乎可以解決她們對未來隱患的風險評估。搞藝術的中老年，似乎是女兒青春大學的遺留痕跡和夢想幻影。
母女撕到後面，都是抓碼，小題大做，文藝昇華的問題重複。說到底，還是受困於一個錢字，有如多數國人所感受到的，來自物質生活的困境和喘息不上的壓力，才導致她們如此作繭自縛。
導演將這對母女丟進密室之中，卻明顯不知怎麼收尾。
最嚴重的衝突，居然只是吼幾句話摔破碗。我們大致能感受到，導演想要表達家庭內部的殘酷共生，可那口氣，憋得慌，堵得急，卻始終沒能再狠，再赤裸，再撕裂，再撒潑一些。
表面上，《柔情史》是一個女兒無論生活再拮据，個人空間被打破也要收留母親一起生活的五好家庭故事，實際上，《柔情史》又是一個兩代人無法互相理解也難以和解的時代命題。
儘管楊明明引出了寫作和寫詩，還有一趟衚衕迷路夜，表示和解的希望可能。這些豐富人物性格的細節，則免不了造作設計的成分，與影片安排的人設明顯不符。耐安角色的生活氣息與知識分子的閃光神采，始終有一廂情願的想當然。
楊明明飾演的女兒，踩單板在衚衕裡風馳電掣，展示了另外一種，不同於出租車，也不同於豪車跑車的自由個體速度。她們展示了另一種北京土著的悲慘生活，以外來人的身份，重新回到打散組合過的北京腹部。日新月異的新北京新時代，對於這對母女，卻是一個被壓縮和被錯過的生存空間，導致她們不得不重新回到了“北京”這個母體。
女兒與母親的格格相槓，形同水火。楊明明、耐安還有張獻民老師，他們都不同程度地飾演了自己。譬如拍過短片《女導演》的楊明明，就是一個影視院校，心懷電影夢的女文青。耐安是媽媽專業戶，獨立擔當了YING亮、胡偉等人作品裡的母親。
《柔情史》不避諱撕逼，對禍害現場的表現，卻有所收斂顧慮。我懷疑這種顧慮的源頭，是楊明明非要自導自演的關係。
儘管有人會說，這是短片時代的自我投射。但事實上，在一部依靠母女兩個角色作為支撐的電影，如何把非職業演員，調教出專業演員，經得起那麼多近乎祛魅的特寫，那是相當考驗導演的。
如果楊明明是演員出身，或者《柔情史》的團隊搭建，對她是有利的。但她身為導演身份，非要壓低年齡，用仿紀實的手法去搬演自己，這種缺陷一旦被放大，對電影的損傷就是接二連三，應顧不暇。我甚至認為，楊明明應該去發掘一個更年輕的北京小妞，無論如何，那種衝勁，獨生子女的軟弱和強硬，恐怕都會比現有的成片效果來得好。
《柔情史》在北京街頭，掃到了一些大會的標語，讓參加柏林國際電影節的中國記者，頗是不悅。這種誤差也發生在衚衕裡迷路之際，女兒卻抓起了手機，掃一輛交代現在進行時的共享單車。
不斷交代年代信息的細節處理，似乎枉顧了一個基本事實，在一個擁有智能手機，便捷出行的時代，兩個土著北京人想在衚衕迷路，實際上並不成立——儘管我們知道，導演就是想讓她們盡興地迷路，在公交站臺上大方自拍。
類似的智能手機癥結bug，也出現在了柏林系的《大象席地而坐》當中。如果班級群的tou拍小視頻，能在一天之內火速散，併發酵成功，搞得教導主任老婆上門堵人，少女離開出走。那又如何解釋，幾個想去滿洲里的人卻還要跑去火車站，你來我往地買一張黃牛出沒、象徵意味十足的火車票，而不是不假思索，拿起那一直在手，無所不能的智能手機。
著眼於時代又迷失時代的盲視表現，完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女兒會覺得，母親看書，寫詩，是達成家庭和解的最後一根稻草希望。
抗日劇帶來的不菲報酬，緩解了這個家庭的燃眉之急，但看起來，在逼仄窘迫的房子，無枝可棲的命運面前，這是下一次她們被拋得更慘，更遠的凌冬信號。除非天上掉餡餅，她們也加入院線大片的成功學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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