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蒙古豳王家族的庇佑，河西地区的回鹘佛教文化得以持续流行。学界一般确认酒泉文殊沟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时代最晚的一件回鹘文文献，但最新的研究成果却证明此说不确，酒泉文殊山万佛洞发现的回鹘文题名，有的甚至比这一文献时代更为靠后，证明至少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止，河西西部酒泉至敦煌一带地区仍然存在着回鹘佛教集团，继续行用回鹘文。这一发现，确证明清时期回鹘佛教文化在酒泉文殊山一带的流行，这里成为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回鹘佛教与佛教文化的保留，为后来裕固族佛教的繁荣和传统文化的长期保持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回鹘；蒙古；裕固族；回鹘文文献；佛教文化
文殊山坐落于甘肃酒泉市南15公里处，行政上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藏族乡管辖，乃祁连山北麓坡地的一条支脉，山上山下寺庙林立，有建筑360余座，70余院，石室洞窟18处，素有“小西天”之称，其中尤以文殊山石窟寺群闻名遐迩，（图1）
图1 文殊山石窟后山外景
在其中一处石窟中保存有《重修文殊寺碑》，用汉文和回鹘文镌刻（图2a-b），记载了文殊山石窟的兴衰及蒙古豳王家族修建佛教寺院的过程。其中汉文碑铭曰：
且肃州西南三十里嘉谷山者，乃一切贤圣栖神化远之归心。林泉秀美，涧壑寂寥，神光现于长空，石室藏于畔侧。爰有郑善进睹兹祥瑞，发心修盖文殊殿已经年远。今遇喃答失太子[常]闻[圣]境之地，每慕觐仰之心，同众兄弟等于六月二十三日，特进焚香。[1]
图2a《重修文殊寺碑》碑阳汉文部分
回鹘文部分的记载则更为明晰：
现在喃答失太子……继承察哈台宝位后，由于十分敬信纯洁三宝之故，它和兄弟等人去拜谒位于肃州嘉谷沟中的、以前……由郑善进修建的圣文殊寺时，于六月[二十三]看见天空中异样五色光辉，[于是]益发全心崇信[佛法]。崇信佛法的、如菩萨一样的喃答失太子听说[重]修已毁寺院功德无量，多筑……精舍则作金轮王，一切……都将……在其宽大心中。虔诚……迅速……以[青]莲之目看见该寺院。该特异的寺院建立以来已过八百年……[2]
图2b 《重修文殊寺碑》碑阴回鹘文部分
从碑文可以看出，文殊山石窟创建于北魏正光、孝昌年间，原是一座规模很大的石窟寺，其中北朝时期中心柱窟就有八座之多。[3] 主要遗迹有前山万佛洞、千佛洞，后山千佛洞和古佛洞，及一些残窟和一座禅窟。从碑文看，这里元代香火兴盛，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兄弟不仅前往文殊寺发愿，更捐资对文殊寺进行修缮，使文殊寺得以“寺宇周成，梁材整台，殿方高墙，壁乃彩绘，圣容间金，而五色粧就，宝瓶琉璃，结砌周全，钟楼碑楼，工成咸就，周围垣墙，悉成已毕”。[4] 显然，该碑所反映的当为豳王家族对文殊寺进行修葺并布施田亩的情况。今天所见文殊山石窟的基本规模，大致就是在元朝后期豳王家族统治时期奠定的。[5] 为了抵御伊斯兰教的大举东进，豳王家族在河西及西域东部地区大力弘扬藏传佛教，河西地区的佛教与石窟营建在豳王家族统治时期达到高潮。[6] 自豳王家族重修文殊山石窟始，当地一带藏传佛教一直盛行不衰，今天裕固族全民信奉藏传佛教，即与豳王家族之事佛兴佛活动息息相关。
河西地区自古以来即为多民族聚居区，不仅民族成分复杂，而且势力很大，如吐蕃、回鹘、西夏等族都颇具影响力，故而蒙古豳王家族比较重视民族关系，执行一种比较宽松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回鹘，蒙古豳王家族长期与之关系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7] 豳王家族据守河西期间，非常注意发展当地经济，在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当地的文化事业，使河西地区由日趋凋敝而走向繁荣，敦煌、酒泉佛教石窟的营建活动均呈现高涨之势。这些自然会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与支持，从而赢得辖区内不同民族人士的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编号为北大 D 154V和北大 附 C29V[8] 的两件敦煌回鹘文写本就是敦煌当地回鹘佛教徒献给西宁王速来蛮的颂歌，[9] 虽然主旨在于赞美其奉佛兴佛之伟业，但体现的却是回鹘与蒙古豳王家族间的亲密友好关系。
豳王家族在河西的固守，抵御了察合台汗国伊斯兰教势力的东进，同时，他们又热衷于各种佛事活动，不仅努力保护佛教在统治区内的传播与弘扬，而且出资修建佛寺、修缮洞窟、塑造佛像、抄写佛经，在其推动下，佛教在当地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同样也是敦煌回鹘文化发展的高峰期。敦煌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数量相当多，而且篇幅大，保存比较完整。文献内容丰富，种类多样，经藏有《金光明最胜王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八十华严》、《佛说十王经》及《净土三经》等，论藏方面有《阿毗达磨俱舍论》、《妙法莲花经玄赞》、《俱舍论颂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等，佛教文学作品有《佛教诗歌集》、叙事诗《常啼与法上的故事》及韵文体的《观音经相应譬喻谭》等，另有密宗文献《吉祥胜乐轮（Sri-cakrasamvara）》和禅宗文献《菩提达摩观心性经（xin tözin oqïdtači nom bitig）》（即学界通常所谓的《说心性经》）以及回鹘文书信等。尤其是《吉祥胜乐轮》（编号为 Or. 8212-109，旧编号Ch. xix. 003），译自藏文，其中叶46a～46b有题记曰：
tört türlüg käzik-lärig yol-ča uduzmaq-lïγ tärïng nomluγtamngaq-ïγ čoγ-luγ yalïn-lïγ uluγ baxšï·naropa-nïng käntü aγïz-ïndïn nomlayuyarlïqamïš·sakï-lïγ toyïn uluγ baxšï čoγ baγ-lïγ darma tuačï čoskï irgämsannomluγ tuuγ atlγ baxšï üzä yaratmïš ärür……qamïl-lïγ ary-a ačarï tükäl-lig bilgäistonpa baxšï-nïng bošuγ yrlγ-ï üzä ävirü aqdaru tägintim∷∷∷či čing onunč-ï bars yïlaltïnč ay tört yangï-qa üč lükčüng balïq-lï qulut mn yangï bošγutčï sarïγtutung asuday oγul-nïng lingči-si üzä bitidim sadu ädgü∷
四种次第成就法，此为纳若巴大师讲说之真义……由萨迦僧人大法师法幢（Dharma tvacï）大师制成……哈密尊者阿阇黎（Ārya Ācar）遵佟巴（Istonpa）大师之令翻译……至正十年（1350年）虎年六月初四日我三鲁克沁（Üč Lükčüng）城之后学萨里都统（Sarïγ Tutung）奉阿速歹（Asuday）王子之令写。善哉！善哉！[10]
接着，在第47页正面又有如下文字：“vzir-lïγbaxšï-nïngadaq-lïγ qooš linxu-a-sïnga oγul yükünürmn（我，阿速歹，怀着虔诚之心，命法师恭敬抄写）。”[11] 这里的蒙古王子Asuday即第二代西宁王速来蛮（Sulaiman）之子阿速歹，其名不见于《元史》，但见于《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重修皇庆寺记》（二者均藏于敦煌莫高窟）。依题记知，该写本正是来自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之回鹘法师萨里都统奉王子阿速歹之命而于至正十年（1350年）在沙州缮写的。这反映出了阿速歹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虔诚，同时也反映了回鹘僧徒与豳王家族的密切关系。
10世纪中叶，中亚喀喇汗王朝皈依伊斯兰教，接着，便发动圣战，大举东进，经过40年左右的战争，于1006年占领“佛国”于阗。继之，继续东进，至11世纪中叶，已占领了原属于高昌回鹘王国的龟兹以西广大区域，回鹘佛教势力仅局促于吐鲁番、哈密及河西走廊一带。元代，盘踞新疆西部及中亚地区的察合台汗国皈依伊斯兰，致使西域佛教进一步式微。接着，察合台汗国继续蚕食佛教区域吐鲁番、哈密等地。及至16世纪初，回鹘佛教在西域彻底消亡。[12] 但这种伊斯兰化势头在河西地区因受到驻守于此的蒙古豳王家族的强有力抵御而戛然中止。[13] 有赖于此，回鹘佛教文化在河西走廊地区得以幸存，一脉未绝而绵延至清代中期。尽管史书对此没有任何记载，但酒泉文殊山等地发现的回鹘佛教文化遗物，却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现象。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马洛夫于酒泉文殊沟（金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藏族乡政府所在地）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有题跋曰：
kang-si yigirmi altinčyïl altïnč aynïng säkiz yungïsï, či tigma tutmaq kün sim sičqankün üzä bašlayu bitip, säkizinč aynïng ay tolunï biš yigirmisintäbitiyü tolu qïldïm kinki-lär-kä ulalmaq bolz-un! sadu ädgü![14]
我从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辛鼠日开始写，至八月十五日满月时写竟。让其流布后世吧!善哉！善哉!
抄经人为BilgäTalui Šabï、Ratna VijraŠabï和ČaxsapatManggal Toyin等人，抄经地点在敦煌。
在三位书手中，两位姓名中都出现有Šabi一词。在为数众多的回鹘文佛教题跋中很少见，除本文献外，又见于敦煌本元代回鹘文写本Or. 8212/75A (Ch. xix. 001)《观音经相应譬喻谭》[15] 、吐鲁番出土元代回鹘文印本U 4772 (TM 24)《观身心经》[16] 和榆林窟第12窟主室甬道北壁元代回鹘文题记。[17] 那么，Šabi究竟为何意呢？从回鹘语文中得不到正解。然蒙古语中有该词，其意有二：一指僧侣的徒弟，二是指隶属于寺庙或大喇嘛的属下人，即僧官管辖下的属民。无疑，该词应为汉语“沙弥”的假借（源自梵语Šrāmanera）。有鉴于此，笔者曾怀疑这些书手很可能是蒙古人。[18] 然而从下文将要谈到的文殊山回鹘文题记看，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回鹘人的蒙古化似乎更合乎情理。
殆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时，回鹘文在西域地区早已成为“死文字”了，惟在河西一隅得以一脉独存。此前，学界一般确认上述酒泉文殊沟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时代最晚的一件回鹘文文献。最新的研究成果却证明，此说不确，酒泉文殊山万佛洞发现的回鹘文题名，有的甚至比这一文献时代更为靠后。
在万佛洞回鹘文题记中，有纪年者13则，除二则使用生肖纪年外，余则均记以年号，其中时代最早者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题记（图3）：
1. ka sin[g?] otuzunč yїl(?) ü[z]-äikinti ay üz-ä yangïkün ü[z-ä]
2. ary-a manč(u)šri-nïng ornağï-nïküs (äyü?) kälmiš [kör]miš üz-ä
3. adišdid vpašyi bu tip kälip yükündimiz
4. qutluğ künkä tün(?) toyčï toyïndarm toyïn sängkäš-… toyïn
5. qoy kün üz-ä
1.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二月新日（初一）。
2.[我们]怀念圣文殊师利住地，来到[此寺]并看他像[后]，
3.认为[他是]守护毗婆尸佛者，故来此[像]膜拜。
4.吉日[来此者]：僧人Tün(?) Toyčï、僧人Darm、僧人……
5.于未日。
图3 文殊山嘉靖三十年回鹘文题记
最晚者则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题记（图4）：
1. biz bilgä talui toyïn b[ilgä]sada toyïn baqšï
2. šabi ägil kärdi uluğ kičig barča
3. yükünüp yanduq
4. kang ši älik ikinči yïl törtünčay altï
5. yangïsï yükünduq ädgü
1．我们，僧人Bilgä Talui、僧人B[ilgä] Sada、Baqšï
2．沙弥、Ägil、Kärdi[等]大小[人]都
3．敬拜[此佛寺]后返回。
4.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四月
5. 初六敬拜。善哉。[19]
图4 文殊山康熙五十二年回鹘文题记
题记中出现的其他年号还有万历十五年（wänli ygrmi törtünč yïl）、万历二十年（wän li ygrmiyïl）、万历四十二年（wän li qїrq ikinč yïl）、顺治八年（šünči säkizinč yïl）、大清顺治十五年（tay čin šün či on bisinč yïl）和康熙十三年（kang ši on üčünčyïl）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五十二年的题记中，赫然出现有僧人Bilgä Talui之名，与文殊沟所出抄写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的回鹘文《金光名最胜王经》抄写人之一，即Bilgä TaluiŠabï同名。考虑到这一时期回鹘佛教势力已衰，僧人数量不会很多，加上二者同为康熙年间回鹘僧人，庶几乎可以推定二者当为同一个人。
这些题记，加上文殊沟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可以说明，至少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止，河西西部酒泉至敦煌一带地区仍然存在着回鹘佛教集团，继续行用回鹘文。这一发现，确证明清时期回鹘佛教文化在酒泉文殊山一带的流行，这里成为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回鹘佛教与佛教文化的保留，为后来裕固族佛教的繁荣和传统文化的长期保持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蒙古豳王家族与回鹘长期保持的非常密切的文化关系，水乳交融，又为回鹘与蒙古人的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这些对裕固族的最终形成，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注释：
[1]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63页。
[2]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61页。
[3] 张宝玺《河西北朝中心柱窟》，《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3～164页。另参见张宝玺《喃答失太子〈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再考》，《龟兹学研究》第3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1～210页。值得说明的是，该文将察合台之子拜答里/拜答儿及拜答里之子阿鲁忽与元朝时期的同名者混为一谈了。阿鲁忽卒于1264年，故史书所见1264年以后之拜答里、阿鲁忽，盖与豳王出伯家族无关。
[4]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63页。
[5] 明代又有修葺，但规模不大。见[明]李应魁著，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校注》卷一《山川》，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6] 张海娟、杨富学《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第84～97页。
[7] 杨富学《河西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私臆》，《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
[8] 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0、316页。
[9] Abuduishid Yakup, Two Alliterative UighurPoems from Dunhuang,《言语学研究》第17/18号，1999年，pp. 3-4, 9-10；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回鹘文〈西宁王速来蛮赞〉新探》，朱玉琪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1～77页。
[10] P. Zieme und G. Kara, 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Museum Or. 8212(109), Budapest, 1970, S. 160-162；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124页。
[11] P. Zieme und G. Kara, 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Museum Or. 8212(109), Budapest, 1970, S. 162.
[12]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47页。
[13] 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第21～37页。
[14] В. В. Радлов - С. Е. Малов, Suvarnaprabhāsa. СутразолотогоБлеска, Текстьуйгурскойредакши ( = 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 Delhi 1992, стр.343.
[15] 萨仁高娃、杨富学《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第122页。
[16]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Berliner Turfan Texte XIII), Berlin 1985, S. 168.
[17] 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40页。
[18]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10～211页。
[19] 伊斯拉非尔٠玉苏甫、张宝玺《文殊山万佛洞回鹘文题记》，提交“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语言背后的历史”论文（吐鲁番，2010年10月22-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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