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研合作伙伴是人類社會夥伴關係中的一種。科研合作中，有人頻繁更換合作伙伴，有人與特定的合作伙伴長相廝守。能夠持續20年以上的合作關係僅佔4%。
國際科學合作正以驚人的速度迅猛發展，從1990年到2015年的25年間，跨國多作者（≥2個作者）合作產出科學論文的數量增加了一倍多（佔比從10%提升至25%），參與國際性科學合作的國家多出了58個[1]。而讓人震驚的不僅在於科學合作規模的穩步擴張，還在於這種趨勢下，科學合作對個體科學家職業生涯影響力的日漸增強。有人說“跟誰合作，就像跟誰結婚一樣，決定了一個科研人員的成就和幸福”[2]。
或許你認為這只是一句玩笑，但Alexander Michael Petersen通過分析473位細胞生物學和物理學研究者的職業數據（涵蓋15000年的職業年，94000份出版物和166000個合作項目）證實合作伙伴確實像科研人員的人生伴侶一樣，決定著科研人員的成就和幸福[3]。
科研合作中的“長相廝守”
這項研究發現科學合作網絡是由週轉率較高的“弱關係”所主導的，166,000個合作關係中，60-80%的合作關係只持續了1年，而在其餘的“強關係”（合作時間大於等於2年）中，還存在一種“超級關係”（合作持續時間長達20年以上，科研成果的重疊程度幾乎是100 %）。這種“超級關係”本質上是基於成本、風險、收益分享和互補技能匹配的合作關係，建立在彼此信任、堅定信念和嚴守承諾的基礎上。我們不妨稱其為科研合作中的“長相廝守”。
Alexander Michael Petersen的統計數據顯示，平均每25個合作關係中，就有一個超級關係存在，超級關係的平均發生率為4%。
長相廝守產生的影響
首先，長相廝守關係中，科學家的科研生產率（發文量）高於平均水平。如果其他所有參數貢獻的生產率的值為1，那麼“超級關係”形成時，會貢獻額外5.2%的生產率。這與明星科學家將帶來5%的生產率溢出的研究是相一致的[4]。
其次，長相廝守關係有利於提高科學有的長期被引次數。Petersen在控制其他參數（如職業年齡、聲望、團隊規模和既往團隊經驗等）的條件下，將有“超級關係”的合著論文子集和沒有“超級關係”的合著論文子集對比發現，前者的長期被引次數增加了17％。
再次，Petersen分析了一些“雙贏型合作關係”後發現，這種合作關係中，科學家和他/她的『長相廝守』夥伴之間，科研成果的重疊程度幾乎是100 %。9%的生物學家和20%的物理學家與他們的『長相廝守』夥伴合作了50%甚至更多的論文。
從發文量和被引次數的角度來看，『長相廝守』是應當被支持和鼓勵的。但是，當前的科學評價體系中，我們很難識別合作中每人的貢獻，簡單的處理方式就是視每位作者的貢獻等同，或者視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的貢獻等同，因此，極易產生搭便車行為。
關於合作的建議
對於青年學者而言，選擇合作伙伴是影響其職業長遠發展的戰略性決策，需要認真對待，因為，穩定的合作關係不僅能提升發文量，也能提升長期被引次數。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合作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長期合作需要的不僅是互補的學術技能，還需要寬容、理解、信任甚至信念。
編者注
原文中，作者對於超級關係的解釋使用了“信徒效應（apostal effect）”一詞，林墨在報道文章中並未提及，而採用“長相廝守”一詞。“信徒”一詞帶有宗教色彩，在中國學術界並不能獲得普遍的理解；“徒”雖然普遍存在於學術界的師承關係中，但Petersen的研究中，並未判斷超級關係是否必然是師徒關係，因此，用“徒”也並不達意。合作並不侷限於合作者的身份，任意兩位學者皆有合作的可能，而能否合作取決於兩者的情感傾向，因此，相比而言，用“長相廝守”這樣的描述情感態度的詞似乎更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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